回收旧书废品收购站（每天游荡在废品站）

一本旧书，也有它的宿命轮回。

大学毕业后，我和女朋友小廉在兰州开了一家旧书店。时至今日，小店刚满一周年。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想说，我心中的天堂，就是自己的旧书店。

跳蚤市场后，我决定创业

1946年，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发生了两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

我和小廉

按照正常人的生活轨迹，我应该和同学们一样，要么登上三尺讲台，要么投出一份份简历进入职场，要么考研继续深造。在父辈们的认知中，教师、银行职员、公务员、医生才算是正规、得体的职业。像我这样，从事旧书生意，简直不务正业。

混迹在旧书行当里的人物，常常岁数不小，仿佛长相也要对得起这个“旧”字。我和小廉算是其中“异类”。

我们都是95后，我湖北人，她山东人，都在西北民族大学就读历史学专业。她是班上成绩优异者，每年能拿5000元奖学金，而我虽然也爱看几本书，可惜与考试无关，成绩总是垫底。有道是烈女怕缠郎，我们俩真正意义上的相识是通过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借书、还书之间大有真意，古人诚不欺我。

我们在学校摆地摊

我们的爱好不多，看书之外便是淘书。上大学期间，我平时没事就翻墙到隔壁兰州大学的书店去淘书，一星期一次。后来学校附近的小书店已经满足不了我的淘书瘾，便开始转战大江南北。

记得有一次和小廉去成都有名的毛边书局，里面汗牛充栋，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忘记了时间，一逛就是4个小时。毛边书局的库房里没有阳光，冬天成都气候湿冷，我一个大小伙子火力旺，小廉一个姑娘被冻得直打哆嗦。

西北民族大学的跳蚤市场

去年6月毕业季，我们俩在西北民族大学的跳蚤市场摆书摊一月有余。每年毕业季，几乎全国的高校都会掀起一股摆摊风潮，准备各奔东西的学长学姐会把他们4年积攒下来又带不走的各种物品集中到一个地方摆地摊贩卖，小到指甲剪、锁子，大到衣柜、书桌，各种吆喝声不绝于耳。

我在现场亲眼见过一个校外来的大妈把一个姑娘400多买来的羽绒服砍到10块钱，我在旁边眼泪都要笑出来。姑娘卖完感觉不大对劲，人家早走没影了。这些象牙塔里的“小白兔”，又怎是这些杀价老油子的对手呢？

在跳蚤市场，我俩的摊位却是另一道风景：小小一块方布摆满了书。书是旧书，却和新的相差无几，究其原因，是我和小廉对书进行“美容”的效果。

经过我们“美容”后的旧书

我平时就喜欢琢磨这些翻新的道道，对于旧书，封面是胶皮的，就用湿抹布轻轻擦拭；纸质封面脏了，用白色橡皮擦细细打擦，细砂纸仔细磨边，专用可以透气的塑料袋包装封袋。旧书可以被我们整饬出新书的即视感，而且是新中带旧、修旧如旧。到现在，我们书店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其它东西无所谓，对书，我保持着类似洁癖的习惯。

事实证明，我俩低估了同学们对书籍的热情，书摊生意出奇火爆，自己的书很快销售一空。为此，我俩在二手网站购进了三四百本文史哲经典书目，又是不到3天就卖空了。

再从网上进书，实在等不及，于是我俩另辟蹊径，去县里和市里的旧书店低价购置了几千块的二手书，赶在跳蚤市场结束前，竟然全部卖光！

就这样，我们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在成功的喜悦下，我心中诞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开一个属于我们的旧书店，地点就在学校外面。

在大学跳蚤市场摆摊卖书，我坐镇摊位

这个想法并不是空穴来风，我对夏官营（西北民族大学所在地）的旧书市场很熟悉，西北民族大学和兰州大学外共有四家书店，三家主营二手教材、杂课外书，还有一家主打新书，几年前换了老板后主营藏文书，原价出售，门可罗雀。

坐拥两所大学的夏官营，实际上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旧书店，更何况兰州大学还是西北地区的重点大学，两所高校就有五六万学生。当时我感觉，这家书店应该由我来开，并且要成为夏官营小镇的“文化地标”。

饭后茶谈间，我把这个想法分享给小廉，听闻后，已经拿到教师资格证的她果断放弃了回家工作的机会。

我对她心怀愧疚，并暗下决心：要闯出一条路来！

开在小院子里的旧书店

财富的增长和快乐的多少似乎并不成正比，往往人在穷的时候还会快乐一些。

有了开书店的想法后，我俩就开始在校外物色门脸房。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些门脸的租金水平给我打击很大——校门口黄金地段动辄10万起步，比租金更贵的转让费，更是让人望而却步。

回想起有次假期没回家，在校外租过一间民宿，环境尚可。于是我俩决定退一步，先租下一个空间。房东高叔，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地农民，以每月400元的价格出租给我们一间不足20平的小房。

趁学校的跳蚤市场还没有结束，我俩开始广淘各种生活用品，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了拼装衣柜、电饭煲、热水壶、砧板、菜刀、饮水机、卫生纸……我们在小院里组建了一个简单的家。

高叔家的小院子，图为我们租住的房间

高叔家的小院子类似北京的四合院，主人住在正中堂屋，租客住在其他几边，二楼也有。院子中间，一棵枣树，一棵杏树。7月初，我们刚住进来几周，杏子熟了，咬一口汁水四溢，甜到肚子里。高叔送了我们很多，小廉做成了果酱，晨起洗漱完毕，抹在面包片上，咬一口满脸都是幸福。听说我们需要书架，高叔又把自家一个6层的大货架借给我们，打理一番，高高兴兴放进了房间，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书架。

经过多方打探，我们在兰州市郊区找到一家废纸品回收中心，露天的场地堆着几人高的废纸本，和老板说明来意，他同意合作，有书来就联系我们，挑好的书按斤计费。

兰州纸品回收中心，很多人在淘书

就这样，小院子里的一家旧书店开张了！虽然没有挂牌，但不时有校友闻声而来，选上几本书，不急着走，在小院里坐下来，喝茶聊天，不时有枣花慢悠悠落到桌上，不亦乐乎。

悠闲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当时我们已经在旧书网开通了书摊，由于书量不多，订单少之又少，赚到的钱仅够交房租，至于养活人，更是天方夜谭了。小廉的家人一直催她回家找工作，反对我们在外创业，每次小廉接到父母打来的电话，眼睛都会红红的，我心中五味杂陈。

为了养活自己，我俩开始寻找各种能赚钱的机会。在同学的介绍下，小廉凭借青涩的文字功底成为了一名网文写手，接各种稿子、软文、广告语、演讲稿等。她还在校外的餐馆找到一份兼职，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打包外卖、切菜、包饺子、打扫卫生，工资100元/天。餐馆包吃，但她常常把饭菜带回院子，再煮点米，两人吃一份菜。我则在学校周边做起了跑腿小二，代取快递、代打印资料，每单2到10元不等，多的时候能挣80元，少则20、30元。

就这样，小院生活持续了3个月，回想那个夏天，虽然我们穷困潦倒，但心中都有一个小小的梦想，享受着纯粹的快乐。

我们终于有了实体旧书店

离开小院后，我们搬进了距学校后门口不足两百米处的一家店铺，虽不是黄金地段，但人流量相当可观。至此，我们心中的旧书店，有了真正的名片。

2万的租金掏空了我俩全部的积蓄，装修仿佛成了奢侈的代名词。但不管怎样，书店不能没有书架。我亲自到县里挑选钢材，借了高叔的电焊机和切割机，学电气自动化专业出身的朋友陶和我开始着手打制书架。

我和陶在店中打制书架

那段时间，我们屋里每天火花乱飞，青烟直冒，机器的声音震得人耳膜疼。书架焊出来了，由于长时间使用电焊，防护措施只是一个3块钱买来的墨镜，陶和我的眼睛都被灼伤了，疼得直流泪，脸上也留下了痕迹。

我们又到镇上定制木板，放置在架子上，几个巨无霸书架就正式搞定了：长2米，高2米，侧宽半米，打上暗红色喷漆，高端大气，绝不会委屈任何一本书。不过这样结实的书架也有一个缺点：重。这也让我们后来搬家吃尽了苦头。

书店赶在9月到来前收拾妥当，贴上招牌，为了向鲁迅先生致敬，我们将书店命名为“南腔北调古旧书店”。我平时有空便去淘书，小廉坐镇书店。书店组建了一个书友群，书虽不多，但都是文史哲爱好者的首选，很多书一发到微信群就被买走，我们还结识了不少朋友。

书店内景

开心的时光总是流逝得快一些，“北风卷地百草折”，西北的冬天早早到来，11月就落下了第一场雪，我们燃起火炉对抗着寒冷。

很快年关将至，大学放假，我俩拖着归家行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上了去火车站的公交。雪落得肆无忌惮，窗上被雾气覆盖。车开到中转站突然停下，司机回过头对大家说：“接到通知，雪太大，路面结冰，前面封路，只能原路折返！”

回家的行程需要再做计划，我和小廉不忙不慌地把火车票退掉。

在漫天飞雪里，我们穿着大棉袄，裹着围巾，踩着大头皮鞋，悠哉地回到书店，等明天天气好了再出发。东坡词里有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说的大概就是我们，我有了小廉，小廉有了我，我们有了书店，将心安在了这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呀！

作为湖北人，我错了吗？

腊月二十九，一大家子人都聚在外公家吃团圆饭，这是每年的惯例，大家推杯换盏，好不热闹。

席间在恩施州公安局工作的舅舅不断接到单位电话，催他回到岗位，事情有些不寻常。他在接了一通电话后，郑重地对大家伙说：“最近网上传得很热的病毒严重了，咸丰立马要封城，我要赶回州里，大家吃完也赶快散了，都快快回家吧！”

我们回到家里关上门，继续聊天，等待新年，谁能料到，下一次打开房门已经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了。

和小廉联系后，知道山东那边并不严重，总算得到一丝安慰。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镇上有人被紧急隔离，人心惶惶，大家都不敢打开大门，仿佛只要开一条门缝就会有病毒钻进去。村干部每天开着巡逻车，喊着高音喇叭，乡村公路上都用土石堵死，没有人能够自由出入。

邻居家从山上挖的蕨根，准备制成粑粑（我家乡的一种小食）

我们觉得把自己关在家里便是为国家做贡献。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米面油有专人购买供应各家各户，新鲜蔬果和肉类却已经基本吃光。等疫情稍有所缓解，村子中的人便整家整家地去山上挖野菜，漫山遍野都是人影，这种情景我只在历史书中的“大跃进时期”和“人民公社时期”见过，村子恐怕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竹笋、香椿、蕨菜、鱼腥草这些山珍野菜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村民们似乎有了打持久战的觉悟，都扛着已经生锈的锄头到地里种土豆。那时候村子里的人一直坚持自力更生，仿佛我们土家族祖先廪君一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只要有山有水，就没有人能打得倒我们。

村里人上山挖野菜

我魂牵梦萦的旧书店刚刚有了生命，现在却前途未卜，生机渺茫。3月初，山东和甘肃都陆续解封，小廉单枪匹马杀回了兰州，主持书店大局。

因大学封校，实体书店生意惨淡，于是我俩商量着在大学解封前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线上经营。如果说淘书是一个旧书店的命脉，那么“上新”则是它的灵魂。

在自行隔离14天后，小廉踏上了去淘书的路。被困在湖北老家的我十分担心她薄弱的身子承受不住压力，但小廉的坚强超乎我想象，三四十公斤的书，一袋袋地扛回店里，没有怨言。

小廉在回收站淘到的书

小廉的辛苦没有白费，4月和5月，网店订单金额居然超过了我们去年的最高纪录，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一种在物流停滞以及同时期很多网店还未复工背景下的“假象”，疫情对于书店经营的影响还没有真正显现出来。

5月底，我终于可以返回兰州，在火车站的进出口都有针对湖北旅客测体温、登记的专用通道，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湖北人，我内心有些恐慌，但同时也明白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5月底，我终于回到兰州，图为兰州火车站前“马踏飞燕”标志

在重庆开往兰州的列车上，我和桌对面的一个旅客聊得热火朝天，突然他问起“您家是哪儿的？”我无意识地脱口而出“湖北恩施！”他刚到嘴边的话突然咽了下去，并默默地戴上了挂在耳边的口罩，静静望向别处，没有再说话。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行走的病毒，人们避之不及。

一路颠簸，我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书店。和去年相比，夏官营变得死寂沉沉，街上空空荡荡，开张的铺子都没有几家，整个小镇毫无生机。

当网店的生意急转直下，对于我们这样的个体店铺，疫情的巨大破坏力才真正体现了出来。高额的租金和门可罗雀的生意都逼着我们另辟道路，实体书店似乎已经被宣判死亡。

为了生存下去，我俩不得不壮士断腕，合计着，8月份店铺期满后不再续租，“退居”线上。

疫情期间，书店外空空荡荡的街道

记得2月时，全国中小书店联盟“书萌”对国内1000多家书店的调查显示：春节期间90%的书店选择停业，超过99%的书店没有正常收入，一些较为脆弱的书店陆续开始倒闭，疫情就像一片巨大的黑云笼罩在实体书店头上。

有人说，就算没有这场疫情，在这个飞速运转的网络时代下，实体书店同样面临着危机。疫情只是一个导火索，让我们硬着头皮寻求转变之路。

隐瞒敏感身份

我专职做起淘书客

返回兰州一段时间后，我准备开始专职淘书，小廉则在家里打理网店。

起初，我打算坐公交往返书店和废品集散中心，但是后来一件事情打乱我的计划。

一天，我带着淘到的书准备坐公交车返回书店，司机听出我的口音，于是提出检查身份证。当他看到我身份证上的“湖北”二字，脸色突变，赶忙向总台打电话叫人过来测体温、查绿码。检查一切正常后，因为当时我没有核酸检测报告单，仍不能乘坐公交车。最后，我不得不花了几十块车费，打出租回到书店。

在回收站附近租房子后，我清晨起早去淘书

为了减少后续的麻烦，我自费做了核酸检测，但这并没有多大用处，很多司机还是一见到我就把车门一关。有时候我在想，人心到底有多么的虚伪？上一秒他们还在高喊“湖北加油”，下一秒当一个湖北人站在他们面前时，就如临大敌。

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有色眼镜，我在回收站附近租下了一间房子，减少了坐公交的次数，还方便淘书。

后来，一件事情改变了我的看法。

在废品集散中心附近找房期间，我遇到了房东李叔夫妻俩，当他们听说我是湖北人时，大吃一惊，但在了解我的情况后，表示愿意将房子租给我们，只需要提供健康证明即可。他们得知我们在创业期间，还酌情给降了租金，我感激不尽——往往一份善意，就能让人再次相信这世界是温暖的。

淘书的过程中，非必要情况下，我再不愿以“湖北人”的身份与人交流，在餐馆吃饭我都是点最辣的菜，当别人问起，我就说自己湖南湘西人。湘西与家乡恩施接壤，同风同俗，没人能轻易揭开这层伪装。

在很多人眼中，淘书客很神秘，要么学识渊博，要么一掷千金，这其实只是藏书家和有钱人的日常。作为旧书店的淘书客，我的生活艰苦而有趣，一个遮阳帽，一副胶手套，一把小刀就是全部家当，炎炎夏日要去，数九寒冬也不能退缩。

我在废品站淘书

所谓“淘书”，就是在废品站中的旧纸堆中有意识地挑选有价值的书，所以像我这样的淘书客，还有另一个名字——“垃圾客”。收荒匠会把废纸卖给废品站，淘书客们会把蛇皮口袋一一割开、倒出。这和“赌石”有异曲同工之妙，你永远无法知道你割开的袋子里有什么书。

一本书从废品站数以万计的纸屑和灰尘里被淘书客选中，带回书店，仔细清理，放上书架，再邮寄到一个个爱书人的手里，这就是一本旧书的前世今生，宿命轮回。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种轮回延续下去。

我在废品站翻到了一批中医书

7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又像往常一样在废品站蹲点。一个收荒匠开着三轮车，冒着黑烟，车上摞着十几个麻袋。我照例帮老板卸车——卸货完毕，这里就变成了我的战场。

一袋又一袋，刀子划破口袋的声音不绝于耳，我兴奋地翻找，伴随着“哧啦”一声，麻袋里滚落出一堆泛黄的、包着牛皮纸的书，经验和直觉告诉我，这些东西不寻常，心跳骤然加速。翻开仔细一看，都是些老中医书，其中还有两本线装。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割开了旁边另外几袋，居然全是中医书，我欣喜若狂，连动作都小心了一些。

在所有种类的旧书中，中医书无疑最保值。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等都被公认为优秀传统文化，而五六十年代的中医书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眼前的这批书都包着牛皮纸，里面像新的一样，在专业术语中这叫“全品”，摸上去触手如新，除了实用以外，收藏价值极高。

这大概是我淘书一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捡漏”。正当我小心整理着这批书，收废站的梁老板走了过来，他看到我手边的线装书，大吃一惊，知道这书价值不菲，于是开玩笑要我请他喝酒才能拿走，我欣然答应。

整理过后的中医书一角

饭桌上，梁老板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不管是谁，如果他自己在我这儿翻到了好东西，不论多值钱我都会让他拿走，如果是我翻到了他想要，那就另当别论。”做生意就得这个样子，虽然无奸不商，但人无信同样不立，诚信比什么都重要。很多废品站老板看到淘书客翻到了好东西就坐地起价，这种行为令人不齿。

当天我把这些书带回了出租屋，简单整理一番，发现共有五六十年代中医书100多本，各种中医杂志几百本，再加上两本线装，少说也值七八千元。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好书也只有经常去才能碰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怕是不行。

淘到的书里夹着的“一分”纸币

自从我在废品站附近租下房子，每天“蹲点”，以前常去的几个淘书客都没有再去，每运来一点书，我就全部翻完，力求没有一丝遗漏。大概是我翻书太仔细，甚至捡到过一张红色百元大钞，还有一沓12张的10元面值人民币，至于粮票和布票，更是数不胜数，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吧！

随着书量增加，我们的线上生意开始好转。租期还未到，但40多平米的店面已经装不下淘来的书，搬家迫在眉睫。大学还在封校，于是我们找到了一个租金较低的偏僻位置，人流量几乎没有，但是面积比之前大了一倍——这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而言，是最佳选择。

受疫情影响，我们搬到偏僻的新店

搞旧书的人都常常搬家，书店的搬家意味着什么？成吨的图书，肩挑背扛，知识的重量压弯了少年的脊梁，一个地方失去了它的文化地标，所幸新一个地方升起了袅袅书香。

至此，我们的书店全面转向线上。这个刚刚开在大学周边的旧书店没有撑过这个夏天，但我相信它和千千万万个实体书店一样，并没倒下，只是蛰伏起来，韬光养晦。

我们虽然退了一步，实际上却进了两步，当情况好转，我们仍可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只要读者不让书店死，书店就不会死。

图为现在书店内景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逾越，我们就像一颗黄杨扎根在这片黄土地上，静静等待着实体书店春天的到来。听说最近西北民族大学和兰州大学要解封了，或许生意会因此出现转折呢！就像雪莱在《西风颂》里说的一样：“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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