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堂师范旧址全国文物（邓云乡文化古城时期的燕京大学）

文化古城时期近十年中，是燕京大学的黄金时代，在此之前，尚届初创阶段；在此之后，受到战局影响，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个时代正规而神气了。

“清华、燕京好通融”，文化古城时期在摩登仕女的心目中，清华的男土是“天之骄子”，燕京更是“天之骄子”了。自然最好是欧美留学生，剑桥、牛津、哈佛、巴黎……这些学府中取得博士头衔的留学生，退而求其次，也要勉强找个清华、燕京的学生做意中人，“好通融”者，略有勉强之意也。

这时期燕京，有最充足的外汇经费，有世界名望的第一流的学人教授，有风景幽美、建筑华丽、湖光山色的校园，有语言到生活一切都美国化的环境，有极为昂贵的学杂费用……是最特殊的、最洋气的、最神气的——这里我不用“贵族化”一词，因为在我的师友中，包括最熟悉的朋友，不少都是燕京出身的，并不是“贵族化”的人，也没有贵族化的习气。

燕京大学名义上是私立的，但实际上它是由教会立的。“教会”是指天主教或基督教，而“教会”又分好多派别，每种派别又各有名称，如圣公会、长老会、美以美会等。这些都是基督教的教会。燕京大学在名义上是由美以美会、北长老会、伦敦会等教会团体合办的。学校的经费是教会出的。基督教教会的根据地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以美国为主，在纽约有“中国基督教大学董事会”，在上海有“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多的时候，支持着十 六所大学，到一九四七年即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还保留几所。燕 京大学是其中之一，也是规模最大、办的最好的一所，毕业的人也多，在政治上、国际文化上影响是最大的。

燕京大学创建于一九一九年，由船板胡同汇文大学校、灯市口佟府夹道协和女子大学校、通县协和大学校合并改组而成。这些学校所属教会不一样，如汇文是美以美会的学校，协和是公理会的学校，因而“燕京”后来就不是专属于—个教会，而是几个教会共同支持的了。

基督教办的学校，要宣传宗教，因而燕京大学开办之初就合并了美以美会的汇文大学神学馆（即汇文神科大学）和公理会的华北协和道学院而建立了燕京大学的“神科”，后来随着文科、理科改称文学院、理学院，神科也改为“宗教学院”。

司徒雷登是以办燕京大学起家，后来做了“驻华大使”，因《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大大出名。老实说：这位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牧师的儿子，对于办燕京大学是花了一番大气力的。《胡适的日记》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记道：

“十时半，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刘廷芳来，启明来。燕京大学想改良国文部，去年他们想请我去，我没有去，推荐周启明去。（启明在北大，用伪所长，很可惜的，故我想他出去独当一面。）启明答应了，但不久他就病倒了。此事搁置了一年，今年他们又申前议，今天我替他们介绍。他们谈的很满意。”

只此一点，亦可见燕大草创时期想法延聘一流人材的简况了。此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记载道：

“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我应了适之的邀约，到了他的住处，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刘廷芳相见，说定从下学年起担任该校新文学系主任事……学校里派毕业生许地山来帮忙做助教……每星期分出四个下午来，到燕大去上课。我原来只是兼任，不料要我做主任，职位是副教授，月薪二百元。”

当时他还是北大教授，又兼了燕大副教授。这时燕大校舍还在崇文门内盔甲厂。盔甲厂在北京内城的东南角，同西南角太平湖一样，在城墙没有拆除时，这里是死角，过路人不会走到这里来，是很安静的。但是真要来时，那就要由东单往南穿胡同进来，或走苏州胡同，或进船板胡同，走到沟沿头，再往东南走，就是盔甲厂了。今天这是北京火车站广场的东南角，是最热闹的地方，可是七十年前，谁会想到这里会成为火车站呢？早期燕京盔甲厂的校址，是十分简陋的。虽然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有大楼之谓也。”简陋的校舍，有了大师，照样能办好学，教育出人材，但究竟不如既有大师，也有宽敞幽美的校园为好，不是可以相得益彰吗？也许是机遇吧，司徒雷登一下子找到了西郊篓斗桥明代米万钟家勺园的旧址，这样几年之后，使燕京大学拥有当时北京最美的校园了。

勺园在清华园的西南面，在海淀的北面，在圆明园废址的正南面，东面是成府村。地址极好，交通较清华园更好，为去颐和园必经之路。不过当时虽说是旧家名园，但年代久远，早已荒芜，木石无存，只有进门后一座石桥，是勺园旧物。司徒雷登看中了这里，但这却是有主的，是当时陕西督军陈树藩的私产，原是为其父退居林下，颐养天年之用的。司徒雷登为此去了一趟西安，因西安教会圣公会西安中学校长董健吾的介绍，找陈树藩，想以三十万两银子的代价购买此园。因在易俗社听秦腔，认识了两位老人，一位就是陈树藩父亲，婉转说明此意，陈父未置可否。不久陈树藩请客，慷慨秉承父意，将勺园送给燕大，不过有两个条件，就是在校园内为陈父立块纪念碑，另外将陈树藩创办的存德中学作为燕京大学的附中，每年可以保送五十名学生上燕大。如此司徒雷登大喜过望，双方欣然达成协议。

燕大有了校址，便积极由美国著名设计师设计营建，完全用宫殿式建筑，不几年，在未名湖畔，一所美轮美奂的新学舍便建成了。全校共占地七百七十余亩，其中勺园旧址占三百余亩，另外尚买进了徐世昌的镜春园、张学良的蔚秀园、载涛的朗润园。全部建筑费用，一共用了三百六十多万银元，建成六十六幢建筑物。一时燕大校舍、协和医院、北平图书馆先后建成，成为鼎足而三的宫殿式建筑群的样板，不但誉满全国，而且引起世界建筑界的注意。

在文化古城时期，燕京校园和清华校园成为全国最美丽的大学校园。钱宾四先生《师友杂忆》记燕园、清华园道：

“燕京大学一切建筑本皆以美国捐款人姓名标榜，如‘M’楼、‘S，楼、贝公楼，今虽以中文翻译（按即穆楼、适楼），论其实，则仍是西方精神……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冯柳漪，一日来访，告余：‘燕大建筑皆仿中国宫殿式，楼角四面翘起，屋脊亦高耸，望之巍然，在世界建筑中，洵不失为一特色。然中国宫殿，其殿基必高峙地上，始为相称。今燕大诸建筑，殿基皆平铺地面，如人峨冠高冕，而两足只穿薄底鞋，不穿厚底靴，望之有失体统。’余叹为行家之名言。”

“屋舍宏伟堪与燕大相伯仲者，首推其毗邻之清华。高楼矗立，皆西式洋楼。然游燕大校园中者，路上一砖一石，道旁一花一树，皆派人每日整修清理，一尘不染，秩然有序。显似一外国公园，即路旁电灯，月光上即灭，无月光始亮，又显然寓有一种经济企业之节约精神。若游清华，一水一木，均见自然胜于人工，有幽茜深邃之致，依稀乃一中国园林。即就此两校园言，中国人虽尽力模仿西方，而终不掩其中国之情调。西方人虽亦刻意模仿中国，而仍亦涵有西方之色彩。余每漫步两校之校园，终自叹其文不灭质，双方各有其心向往之而不能至之限止，此又一无奈何之事也。”，

这段文字，情景历历，读后不但能见清华、燕京校景之幽美与不同，亦颇足以启发人的思维，深入理解中西方文化之比较。

司徒雷登弄到了历史名园作校址，又从美国捐了不少钱来，盖起了华美的校舍，在燕东园、燕南园、朗润园修了不少教授宿舍，然后就大量延聘著名学者来讲学了。燕京教授中外国人不少，不少既是著名学者，又是教会里的名人；中国名教授自然更多，其间也有与教会有关系的。如刘廷芳、洪煨莲、李荣芳、赵紫宸、简又文、许地山、陈垣、吴雷川等位，都既是名学者，又是教友、教会中的名人。北伐之后，燕大又来了不少名家：如顾颉刚、邓之诚、容庚、钱穆、郭绍虞、吴其昌、吴文藻等位，都是名实兼备、又肯实干的专家。因而在文化古城时期的燕大，在办学经费、办学环境条件、师资力量三个方面，都是第一流的，有世界水平的。著名的美国人斯诺三十年代中期就在燕大。

燕大和美国学术界的关系极为密切，燕京法学院和普林斯登大学有协作关系，得到经济援助，可以互换教师。以文学院为主与哈佛大学有协约，得到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其他如和纽约协和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名大学都有关系。因而它的学术交流、人材交流，更重要的是经济支持，都是多方面的，世界性的。

文化古城时期燕大，本科有三个学院，十八个学系。文学院有国文学系、英文学系、欧洲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系、社会学系、新闻学系、音乐学系，理学院有化学系、生物学系、物理学系、地质学系、心理学系、家事学系，法学院有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另有宗教学院、研究院，以及制革专修科，属化学系；幼稚师范，属教育系。

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其宗教活动及气氛，是靠宗教学院贯彻和维持的。它不同于文、理学院是教学机构，而是一个研究机构，它不招高中毕业生，而是招收文、理学院的大学毕业生为学生的，人数很少。宗教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其他学院中各系教授，另外又是“燕大基督教团契”里的主要负责人员，做司教、讲道、办宗教学习班，这个组织就是燕京大学内部的教会，给要求参加基督教的师生员工举行洗礼仪式、举行礼拜、设圣餐会、宣讲“福音”，总之一切基督教的宗教活动在燕大都由宗教学院代办了。这样使燕大整个学校，也像其他教会学校一样，全校弥漫着一种基督教气氛。

在此附带要说一下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早在清代道光十年（一八三〇），英、美等国传教士就在我国擅自兴办学校，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所载，到一九二二年时，大中小学已发展到七千三百余所，学生有二十一万多人。在北洋政府时代，舆论界即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这样就出现了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各级教育机关立案，和教会学校的宗教课问题。北洋政府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法”，同时不久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也颁布了“私立学校规程”，这样就把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明确了。大学要在教育部立案，同时规定如有董事会，中国董事应该过半数，外国人不能担任校长。燕京大学很快向北洋政府请准立案，原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请在燕大国文系兼课的讲师，实际是当时教育部次长的吴雷川氏任校长。一九三五年陆志韦又继吴氏任燕大校长。自然主要大权及向美国募捐经费等，还是司徒雷登一手包办。“校长”虽不完全是名誉职，实际也只是一个向中国政府出面的“代理人”罢了。

燕京大学虽然十八个系，可是学生并不多，办学规模只是八百人，有的系四个年级加起来，也不过二三十个人。但是它的水平和质量是保证的。燕京学费、宿费、杂费，一学期一百五六十元，在当时是个十分庞大的数字，但一些“书香门第”、“高门大户”的子弟是不在乎的，一些海内外巨商的子弟也是无所谓的，但有些普通人家子弟，往往就担负不起这样昂贵的学费、生活费，但如果真考进燕大，努力再争取到好成绩，那还是有办法读的，它有名堂众多的奖学金。能获得一个奖学金名额，便可解决问题了。自然，更为贫寒的青年，或是要赚钱养家的人，要在燕大读书，那就困难了。自然，家中再有钱有势，而功课不好，中英文不过关，智力低下，那也是考不上燕大的。当年汉花园、清华园、燕园，这“三园”的入学考试都不是好闯的关，是不讲情面的。

燕京大学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因系美国教会学校，司徒雷登又当了校长，对付日本人，学校未受影响，又维持了几年，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在这天一大早就把燕大全部封了门，这虽然是“文化古城”时期以后的事，但和前面还是延续着的。等到抗日胜利之后复校，那已是沧桑而后了。

作者简介：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