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为啥没有杀张良（却在刘邦称帝后杜门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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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终于战胜项羽，统一了天下。在群臣庆功的宴会上，刘邦将西汉帝业的成就归功于以张良为首的三位重臣，并因此给予张良极其丰厚的赏赐。

可是短短数年过去，那么曾经最为刘邦所倚重的张良却迅速淡出了西汉的权力核心，以至于在废立太子的关键时刻他已经无法对刘邦施加足够的影响力了。留侯张良在西汉建国之后的没落是谁一手造成的，又会是谁顶替了他的地位呢？

公元前202年五月。楚汉战争的五年烽火在中原大地上余烬未冷，而洛阳南宫之内，一场庆祝新皇加冕的宴会却在列侯功臣们弹冠相庆的欢笑中烈火烹油地进行着。意气风发的汉高祖刘邦擎起一支酒盏，环顾群臣，向他们抛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你们说，我能够战胜项羽、一统天下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骨鲠忠直的王陵应声答道：

“陛下慢而侮人，项王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妬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史记·高祖本纪》

听到自己青年时代事如父兄的老同乡王陵说出这番话，刘邦显然意犹未足，他补充道：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絶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把西汉帝业的成就归功于三位出类拔萃的将相大臣：张良、萧何和韩信。而这其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张良是第一个被刘邦提到的，由此可见他在刘邦心目中的分量之重。刘邦对张良的器重不仅体现在这样的口头表扬上，更体现在他拟赐张良的封赏待遇上——自择齐地三万户。

封三万户的侯爵是怎样的隆遇呢？作为对比，我们不妨看一看被羣臣公推为战功第一的平阳侯曹参，用全身七十余处创伤，才换来了一万零六百三十户而已。

获赐三万户（当然，张良最终选择了辞让这一封赏），被高祖赞为人杰之首，张良的风光可谓一时无两。可谁又能想到，站上人生巅峰的张良竟然跌落得那么快！大汉王朝方兴未艾，正是大展宏图之时，张良却悄无声息地淡出了汉朝的权力核心，以至于那个曾经对他青眼有加的刘邦也不再看重他的意见了。

《史记》记载，晚年的刘邦好几次动过废长立幼的心思。太子也就是吕后的儿子刘盈被刘邦斥为太过仁懦，不堪大任，而嬖妾戚夫人所生的庶子如意则被赞为深肖朕躬，隐然成为刘邦最属意的继承人。为了防患废立嗣君带来的政治动荡，叔孙通、周昌等大臣据理力争，却始终不能扭转刘邦的心意。

如坐针毡的吕后在旁人的提醒下想到了留侯张良。那个曾经对刘邦耳提面命的首席功臣成了吕后力保太子的救命稻草。可是，当建成侯吕释之奉了吕后的懿旨前往请求张良为太子刘盈仗义执言的时候，张良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

——《史记·留侯世家》

为什么才过去了短短数年，那个曾经让刘邦言听计从的张良就失去了转日回天的魔力？留侯在汉初政坛上的迅速边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要解释这一点，我们的话题还得回到一开篇时刘邦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上。当刘邦遍问列侯功臣自己成就帝业的原因时，王陵的回答并非全无道理。刘邦说他看懂了其一。而被王陵瞧出来的这一层意思，指向的应该是这一点。

如果让刘邦、项羽这两个冤家对头比权量力，项羽之于刘邦的优势是先天注定的：出身贵族，顶着将门虎子的光环，项羽对山东六国贵族后裔的号召力天然地要强过贫民刘邦。对此，从项羽阵营投奔过来的陈平曾经直言不讳地为刘邦分析过：

“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亷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亷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

——《史记·陈丞相世家》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庶民出身的刘邦对贵族阶级的礼是隔膜的，由此导致他对旧贵族势力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处于劣势。这种情况很像东汉末年袁绍与曹操争雄天下的局面——汝南袁氏经学传家、四世三公。

袁绍这么体面的门阀自然让背负着“赘阉遗丑”的污名的曹操相形见绌。为了抵消大士族袁绍的门阀优势，曹操延揽英才只能剑走偏锋，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唯才是举”的野路子。

不求贤人君子，不忌盗嫂受金，虽然曹操因为在《求贤令》中公开声明这样的抡才标准而在历史上誉谤两盈，但要说离经叛道，刘邦还是曹操的前辈。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靠讲礼，刘邦和并世的许多英雄人物只怕搭不上话，他只能言利：利用分封爵位与土地的办法拉拢各方势力，连手对抗项羽。从楚汉战争的宏观战略上看，这也正是刘邦最终能够战胜项羽的主要原因。

虽然项羽在正面战场上与刘邦交锋总是胜多负少，但南翼为黥布掣肘，北翼又遭到韩信的迂回威胁，甚至连自己的腹心之地也总是在彭越的搅扰下不得片刻安宁。刘邦巧妙地利用分封制来展开战略布局，从南翼战线、北翼战线乃至敌后战线上分散项羽的精力，缓解自己正当面的军事高压，并最终拖垮了项羽。

而为刘邦实现这个大战略的操盘手正是张良。刘邦正式提出联合诸侯共谋项羽的想法，是在汉二年（公元前205年）的三月至五月之间，彼时刘邦纠集的五部诸侯共计56万大军在彭城以西被项羽击溃，仅直隶于刘邦麾下的汉卒就被杀死了10万之众。

败逃到下邑的刘邦问：“如果我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都拿出来悬赏，赏给哪些人才足以共图项羽？”张良建言说：

“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

——《史记·留侯世家》

我们不妨把刘邦和张良商定的这个战略决策视作一个诸侯合纵、共谋伐楚的计划。

要主导这个诸侯联盟，坐稳联盟长的位置，刘邦首先得具备强大的自身实力，而决定刘邦实力的基本盘正是萧何苦心经营的三秦之地。只有萧何坐镇关中、足食足兵，刘邦才有能力召唤诸侯，联兵伐楚。

因此，萧何被刘邦称为灭楚“三杰”之一，是名副其实的。与刘邦通谋的合作者包括三方：九江王黥布以及后起的齐王韩信、梁相彭越。从渊源上说，这三方势力中只有韩信出自刘邦的嫡系，而在楚汉战场上又摧锋陷阵，功劳最着，因此韩信也就凭借战功跻身于“三杰”的行列。

不过，在这盘划着楚河汉界的大棋局上，萧何只是“相”，韩信只是“车”，而真正俯瞰棋盘、经略大局的人却是张良。这也是为什么他被刘邦赞为“三杰”之首的主要原因。

从公元前205年至公元前202年的这短短几年间，张良在这盘大棋局上数次拯救了刘邦的厄困：

公元前205年，为刘邦策划联合黥布等人共谋灭楚，是张良为刘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发轫之作；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04年，被项羽围困在荥阳的刘邦重压之下险些使出昏招。他误信了辩士郦食其的建议，准备复立六国之后，意图收拾天下人心，分散项羽兵力。是张良及时阻止了这一计划的实施，才让刘邦苦心营建的诸侯联盟体系免于崩溃；

到公元前203年，韩信在北方战线上定魏、灭赵、降燕、破齐，一路凯歌高奏。翅膀硬起来的韩信要挟刘邦封他以齐王之爵。刘邦本待不允，是张良说服刘邦回心转意，避免了他与韩信的提前决裂；

又是在这一年的秋季，刘邦展开了与项羽最后的决战，可计划中本该与他联兵而进的韩信、彭越都没有按照约定抵达战场，导致刘邦被项羽围困于固陵。是张良建议刘邦向韩信、彭越做出明确承诺，将秦朝版图中的陈郡、泗水郡和东海郡封给韩信，砀郡、东郡封给彭越，由此换来了他们二位的合作，造就了垓下合围、最终灭楚的大胜局面。

一统天下之后，从龙群臣争功不决，刘邦分封又唯亲唯故。是张良提醒刘邦，所封皆亲爱，所诛皆仇怨，必势激起叛乱——想想当年的项羽吧，就是因为灭秦之后宰制天下不够公平，老牌诸侯都被驱逐到偏远地方，膏腴之土则尽数赏赐给自己的麾下部曲，这才让田荣、陈余抓住了起兵造反的口实。

而这一次，在张良提出建议之后，最为刘邦所嫉恨的雍齿获封什邡侯，标志着唯亲唯故的分封标准被重新斧正；

定封之后，列侯功臣纷纷劝说刘邦定都洛阳，奉春君刘敬则建议刘邦入都关中。刘敬彼时不过是一戍卒，人微言轻，左右大臣多出山东，又不愿西迁。刘邦因此举棋不定。是张良适时的表态坚定了刘邦的心意，定都长安，这才有了汉王朝日后西据关中、东向而制诸侯的有利形势。

纵观张良这六次关键性的建言献策，它们都具有这样一个突出的共性，那就是以分封制为杠杆来撬动天下战略格局的变化。在刘邦麾下这么多杰出的将相人才中，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除了张良，别无他人。

之所以张良的作用无可取代，是因为以丰沛功臣为主体的刘邦将相局限明显，他们并不了解分封制这一国体的精髓——丰沛功臣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像王陵、周勃那样厚重少文的战将，对国体和政体基本没有认识；另一类譬如萧何、曹参那样的故秦干吏，在秦朝以吏为师的培养体制下只熟悉郡县制而没有机会接触到分封制。

相比于王陵、萧何等人，张良的家世背景和教育经历是独特的。战国时候，张良的祖父和父亲先后做过五代韩王的丞相，这为张良熟悉战国封君制度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

而张良本人又是一个军事素养极高的将才——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西汉建国后，张良曾经与韩信一起校理过传世的一百八十二家兵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最终定着为三十五家——这样的家世背景和教育经历合力造就了张良杰出的战略眼光，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担任刘邦的高参期间能够提出六次关键建议的主要原因。

可是，入都关中之后，张良和刘邦的关系却出人意料地疏远了起来，也逐渐淡出了汉王朝的权力核心，《史记》载：

留侯从入关。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榖，杜门不出岁余。

——《史记·留侯世家》

那个曾经最为刘邦所倚重的战略顾问会遭到这样的冷遇！历史的伏笔其实在公元前201年正月的诸侯分封时就已经埋下：

汉六年（公元前201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䇿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臣始起下邳，与上㑹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

——《史记·留侯世家》

在这次大分封当中，别的从龙功臣为了一县一乡的封地争得面红耳赤，为什么张良却主动将到手的三万户封地拱手让出呢？答案就在司马迁说的这句“良无战斗功”上。

事实上，这一次大分封的获封主体是追随刘邦浴血沙场的武将们，为了能在分封当中攫取到更大的利益，他们自然要合力主导分封的标准。《史记·萧相国世家》载：

列侯毕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

——《史记·萧相国世家》

曹参是开国武将最杰出的代表，他被公推为功臣第一，反映出的正是开国武将们在制定分封标准时的强势。正因为武将们试图主导分封标准，所以当文吏出身的萧何获封酂侯、荣膺上赏的时候，这些人纷纷对刘邦的决定提出质疑：

“臣等身被坚执鋭，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

——《史记·萧相国世家》

萧何之所以能够力压曹参，占据开国功臣之首的位置，首先是因为刘邦称帝最大的本钱——关中一直紧紧攥在萧何手里。经过多年的辛苦耕耘，萧何在三秦地方的政治威信甚至有凌驾于刘邦之上的趋势，分封以功，萧何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向曹参叫板。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萧何在追随刘邦起兵反秦之前就是沛县豪吏，而楚汉战争的这些年中，萧氏家族的若干成员又陆续成为刘邦的麾下将领，成长为一股非常庞大的宗族势力。在开国功臣的分封中，萧何父子兄弟获封者竟达十余人之多。这意味着萧何不是以个人而是一个强宗大族的族长的身份来与曹参竞争的。刘邦说：

“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

——《史记·萧相国世家》

照刘邦的这个说法，此时萧何背后的萧氏家族不但是当世豪族，而且是功臣集团中首屈一指的豪族。在秦汉时代，宗族豪强势力对国家政治有着极强的影响力，萧何背倚强宗，自不惮于从曹参的虎口中夺食。

地缘人脉、宗族势力是撑起萧何政治地位的两根儿台柱子。而对比萧何，张良的政治基础太单薄了。张良并非沛县起兵的元老，而是半道儿里只身投奔刘邦的，而又因为长期在统帅部担任参谋，没有机会在地方上或者军队里建立广泛的人脉，所以他不敢轻率地接受三万户的封地，那样一来势必开罪以曹参为首的整个功臣武将集团。

缺乏宗族势力，没有地缘人脉，张良这个“三杰之首”的实力不竞在开国初年的这次大分封上已经暴露无遗。他唯一能倚重的就是自己和刘邦之间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舍去这一点，张良将无法维持自己对西汉政治的影响力。

可刘邦称帝之后，张良和刘邦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虽然关东仍不断发生诸侯反叛事件，刘邦也一再御驾亲征，但随侍刘邦、划策帷幄的却不再是张良了。一个新的智囊崛起，取代了多病的留侯，他就是陈平。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十月，燕王臧荼反，陈平以护军中尉随同刘邦出征。

汉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上告楚王韩信反，刘邦在陈平的建议下伪游云梦，生擒韩信，陈平因此获封户牖侯。

汉七年（公元前200年）陈平陪同刘邦征讨造反的韩王信。这次作战行动中，刘邦在平城落入了冒顿单于的包围圈，是陈平设下奇谋帮助刘邦突围而出。战后，刘邦改封陈平为曲逆侯，陈平的封邑从户牖一乡扩大到曲逆一县。

尔后，代相陈豨和淮南王黥布相继造反，刘邦御驾亲征，随侍左右的仍是陈平。司马迁说：

其后，常以䕶军中尉从攻陈豨及黥布，凡出六竒计，辄益邑，凡六益邑。

——《史记·陈丞相世家》

陈平的异军突起让刘邦的统帅部里出现了一位值得信赖的新参谋，于是乎，那个体弱多病的留侯张良逐渐淡出了刘邦的视线，他的意见在刘邦面前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有分量了。

到了这早晚，吕后还巴望着张良出面来说服刘邦打消换太子的念头，只能说张良曾经的辉煌留给世人的印象太深刻，一时半会儿，人们还没发现“三杰之首”的光环已经悄然黯淡了下去。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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