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好马建三线（好人好马建三线）

来源：沈阳日报-沈阳网

1970年9月18日，011基地自行研制生产的第一架歼击机歼6Ⅲ在安顺双阳机场飞向蓝天，结束了贵州不能生产飞机的历史。

1970年，由沈阳飞机设计所拆分组建的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成立。

1966年3月，112厂职工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工作情景。

唐文斌(右)向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汇报歼6Ⅲ改进情况。

1965年中共中央批准《国防工业1965年工作要点》，对国防工业的三线建设做了部署。航空工业三线建设拉开序幕。以沈阳的国营112厂(现航空工业沈飞)、国营410厂(现中航工业沈阳黎明)为主的全国16个省市的35个航空工业企业采取对口搬迁、对口包建、对口支援三种形式，先后由老厂派出16795名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及大量精良设备、物资，奔赴边远山区，开始了大规模、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

一声令下，数以万计的干部职工、技术人员和他们的家人，从沈阳的飞机厂、发动机厂和设计所奔向三线新厂。他们用开天辟地的勇气和力量，在原本的荒野山丘，飞速建起了崭新的航空工业基地。他们不仅为三线地区送去了技术、设备和人才，让航空工业迅速开枝散叶发展壮大，也为当地送去了知难而进、百折不挠、甘于奉献、祖国至上的航空报国精神。

“哪里艰苦哪里去”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112厂的职工干劲十足。工厂在职工中广泛宣传了中央和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关于加速三线建设的指示，使全厂广大职工认识到，支持三线建设，老厂义不容辞！那时候，在112厂人心里，盛满的都是“我是一块砖，任由党来搬”“哪里艰苦哪里去”的无私奉献精神，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好人好马建三线”的号召，纷纷放弃自己已经熟悉的工作岗位和安适的生活，拖家带口地奔赴三线，投入建设新厂的艰苦创业中。

在112厂人的心中，早已习惯了哪里需要往哪去的生活。早在50年代末，国家在西安阎良地区建设轰炸机制造厂(172厂)和发动机制造厂(430厂)，112厂于1960年前后，两年内向那里输送了近千名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以及4000多名生产工人。曾任西安172厂总经理的邵国斌，党委书记肖正诚，总工程师陆颂善、易志斌；曾任汉中182厂总工程师、厂长等职的邵文炳，副总工程师徐培麟；曾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溪浦等，就是当年赴陕的沈飞员工。

曾参与三线建设的唐文斌在1985年9月撰写的回忆材料中，记录了当年112厂干部职工支援三线建设的故事。“对于老厂支援新厂、包建新厂，三十多年来，112厂在这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值得发扬。112厂向外输送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几乎遍布我国航空工业各企事业单位，真正起到了既出产品又出人才的作用。我清楚记得，在1958年第四季度，112厂就抽调了成套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共五千多名，支援了172厂的建设。当时规定，在干部中抽调三分之一成套输送。”

1965年8月，时任112厂副总工艺师的唐文斌积极响应毛主席“好人好马建三线”的号召，奉调到贵州国营双阳机械厂，历任筹建组组长、厂总工程师、厂长等职。他带领干部职工边建设边试制飞机，1970年取得了歼6Ⅲ飞机成功首飞。

1979年，他被任命为歼教7飞机研制领导小组组长、现场总指挥，并任贵州飞机公司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其间，歼教7等型飞机试制成功，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唐文斌分别荣立航空工业部一等功与二等功。

“要帮助新厂快出飞机”

1964年10月，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立足于战争的方针，三机部决定把位于四川成都的国营132厂(现航空工业成飞)开辟为歼7飞机新的生产基地。

为加速这一决定的实施，112厂为132厂复制了一套模线样板和标准样件，作为132厂生产歼7飞机的依据。1965年第一季度，三机部召开技术会议，要求112厂继续以“一帮一，一对红”的精神，帮助132厂迅速掌握歼7飞机的制造技术，并进行物资援助。1965年至1966年第二季度，112厂又分期分批向132厂移交了经过歼7飞机0批试制考验、修改完善的全套设计资料和工艺资料。理论模线两厂共用，外检样板交132厂使用。工作样板和标准样件分别于1965年9月和12月交接完毕。1966年上半年，112厂还向132厂移交两架歼7飞机部件。

为了使132厂尽快形成生产能力，112厂曾于1963年至1965年，先后四次派技术工作组到132厂帮助工作。工作组的成员均由工作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技术工人组成。工作组同132厂职工“兵对兵、将对将”地一起工作，还根据132厂存在的问题，编写了百余页的《飞机试制建议》小册子。

在支援132厂的过程中，112厂派出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1965年，112厂机身车间生产任务非常紧张，车间领导想派几名技术水平略低一些的工人去支援，厂总工程师高方启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他说：“一定要派技术水平高的同志去支援人家，宁可自己受点损失。”不仅如此，112厂每次派出工作组或工作人员去132厂之前，高方启都亲自检查，并把支援人员找到办公室交代任务，提出要求。高方启常说：“不能靠我们一个工厂出飞机，我们要帮助新厂快出飞机。”

1965年7月末，厂党委又派高方启亲自带队去132厂工作一个月。对此，唐文斌在回忆材料中写道：“在60年代初期和中期，(112厂)又支援132厂生产歼击机的技术力量，而大量的132厂人员又到112厂学习培训，总工程师高方启同志还亲自带队到132厂进行技术支援。我从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时间里，就曾三次带队到132厂帮助他们进行新机试制。大家在那里工作期间，毫无保留地把112厂试制歼击机的经验，写成书面材料交给132厂，这种支援是无私的、也是无偿的。”

除此之外，记者还在航空工业沈飞提供的史料中找到了这样的记载：“132厂的不少干部与技术人员也是从112厂调去的。1965年1月，当时112厂的副厂长黄明和副总工艺师谢安卿，分别奉调到132厂任党委书记和副总工程师；屠基达调任成都飞机厂设计所所长、132厂副厂长、总工程师……”

1970年5月，由沈阳出发的火车专列，满载着沈阳飞机设计所的资料、仪器、设备、营具、第一批200余名科技人员、干部、工人，于几天后到达祖国战略的大后方——四川成都，在号称“天府之国”的锦江河畔建立了分所，这便是航空工业成都所的前身，同132厂(现航空工业成飞)形成“一研一制、一所一厂”的格局。

112厂和沈阳飞机设计所的无私援助，使得132厂边建厂、边生产，在建成验收时，不仅能正式生产产品，而且稳定地转入了成批生产。

结束贵州不产飞机的历史

1965年，党中央决定在大后方贵州省开辟另一个生产歼7飞机的基地——011基地，由112厂包建。

那时的011基地，真可谓是“地无三里平，日无三天晴”。兴建的职工宿舍大都是“干打垒”结构，每平方米造价才35元，没有独立的自来水和卫生设施，许多职工饮水就是直接喝稻田里的水。但决心在艰苦的山沟里扎根的2600多名112厂干部员工，和其他三线建设者，住简陋的窝棚，吃简单的饭菜，克服贵州冬天阴冷潮湿的环境，以冲天的干劲，炸山平地，兴建厂房，安装设备……硬是在原本荒凉的地方，于1970年前后建起了飞机总装厂、飞机冲压部装厂、飞机机械加工厂等九个新厂以及602库和第一设计室。还为这些新单位输送高素质的干部、工人2642人，还有机床设备。

唐文斌回忆道：“1965年，三线建设开始了。112厂包建了贵州地区的飞机主机厂和部分专业化厂。同时还承担了新厂歼7飞机的生产准备工作，除了提供物质上的支援外，更重要的是抽调数千名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到包建的新厂，加快了三线建设的速度，从1965年底筹建，到1970年底就出了飞机。这种老厂支援新厂、包建新厂的经验，符合社会主义实际，具有中国的特色。112厂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也是112厂对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又一重要贡献。”

1966年5月，112厂、132厂、011基地三方代表在112厂共同商定了《关于112厂、132厂、贵州厂共同生产歼7飞机，保证协调互换若干规定》，112厂为主制厂，132厂为第一复制厂，正在建设中的贵州011基地为第二复制厂。保证三个单位同时生产的歼7飞机有良好的互换性，便于部队使用维护，便于辅机厂统一生产机载成品，便于统一协调重大技术问题。112厂又为011基地制造了一套标准样件及工艺装备。

但三个单位同时生产歼7飞机的计划没有如期实现。1968年6月，三机部和空军在沧州召开的会议上，空一所提供了一个歼7飞机外场使用中400余条问题的清单。112厂设计科科长胡淡谈了歼7飞机一、二、三期改进设想。会上成立了以三机部为组长单位，国防部六院和空军为副组长单位的歼7飞机改进改型领导小组。此后，112厂不再参与歼7工作，歼7改进改型工作全部由132厂承担。8月，歼7飞机转至132厂生产。

根据三机部关于“112厂不再生产歼7飞机”的通知，112厂于1968年忍痛割爱，放弃了全部歼7飞机的生产，将全部技术资料和工艺装备移交给132厂及011基地。1969年10月6日，112厂拆除了歼7飞机生产线，以集中力量生产歼6飞机，研制歼8飞机。至此，112厂共出厂39架歼7飞机。

不仅是歼7飞机的功劳簿上有112厂浓重的一笔，歼6Ⅲ飞机的成功，也离不开112厂人无私的帮助。

为了能让011基地生产的歼6Ⅲ飞机尽快上天，112厂还做了大量生产准备援建工作。工厂成立的援建小组就像干自己家的事一样，拼尽全力，千方百计，争分夺秒，经过五个多月的奋战，终于在1970年7月底前全面完成了歼6Ⅲ飞机生产准备工作的援建任务。提供工装、试验设备等各类支援26073项，还加上歼6Ⅲ飞机一架。在112厂的全力支援和011基地广大职工的努力下，1970年9月18日，歼6Ⅲ飞机首飞成功，结束了贵州不生产飞机的历史。

此后，中国形成了沈阳、成都、贵州三大歼击机生产基地。

沈阳航空人遍天下

今天，在陕西西安、四川成都、贵州花溪等地，到处都能听到亲切的沈阳口音，他们要么是当年支援三线建设的沈阳人，要么就是沈阳三线人的后代。

1953年至1985年期间，112厂先后支援、包建了西安、成都、贵州、汉中等地10余个工厂和两个飞机设计所，向这些新厂、所及航空、航天的部领导机关、院校及其他单位输送的干部、技术员和工人多达2万余人。其中，从112厂调出后任新厂厂级干部的有150多人，任车间科室干部的有1500多人。他们中有的人后来成为省、部级干部，有的人成为厅、局级干部，有的人成为工程院院士，还有近百人成为国家或行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许多人当选为各级劳模、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他们无怨无悔的付出与贡献，受到后人的尊敬与爱戴。

为三线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还有沈阳的111厂(今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111厂始建于1951年，是我国第一个喷气式飞机发动机厂。1954年，111厂包建沈阳航空410厂(今中航工业沈阳黎明)；1958年，包建成都航空420厂。此后，还援建了陕西西安113厂、430厂，吉林531厂，四川达县064基地7304厂，湖北远安066基地江北机械厂，陕西蓝田067基地7414厂，广西柳州801厂，内蒙古呼和浩特359厂，贵州遵义061基地3532厂。从1954年到1978年，111厂先后包建援建了11个大中型军工厂，支援各类人员1.5万人，设备千余台。

提起火热而浩荡的三线建设，我国著名文学家陈荒煤曾动情地这样写道：“三线人的光辉形象时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是点燃我灵魂的一簇圣火。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一个民族灵魂的燃烧更壮观更有深远意义、更美好更有深层的力量，那就是：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三线人那种对人民、对祖国、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比忠诚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簇点燃民族灵魂的圣火从来没有熄灭过，如今燃烧得越来越辉煌了。”今天的我们，应该记住当年那些无私的援建者，记住他们那串义无反顾奔赴荒原僻壤的坚定脚步。

沈阳日报、沈报全媒体记者寇俊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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