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员被冤杀遗腹女后来说）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达成了协议，开始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在南方八省境内13块游击区（广东省琼崖地区除外）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

新四军成立之初，下辖4个支队：第1支队由湘鄂赣边、湘赣边、赣粤边、皖浙赣边、湘南等地红军和游击队编成，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辖第1、第2团；

第2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粤边及浙南等地红军和游击队编成，张鼎丞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后粟裕），辖第3、第4团；

第3支队由闽北、闽东红军和游击队编成，张云逸兼司令员，后谭震林任副司令员，辖第5、第6团；

第4支队由活动在鄂豫皖边的红28军和鄂豫边游击队编成，红28军（不设军长）政委高敬亭任司令员，辖第7、第8、第9团和手枪团；

此外，还有一个军部直属的特务营，由湘南、闽中等地红军和游击队编成。

新四军的军长叶挺此时已是党外人士（广州起义后脱党），他是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领导人。但新四军的真正领导权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的手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兼任军分会书记。

也就是说，军长叶挺只是新四军名义上的一把手，真正的一把手是兼任军分会书记的副军长项英。

新四军所辖的4个支队共有10个团，前3个支队各辖两个团，而第4支队却辖有4个团，是4个支队中实力最强、装备最好的一支部队。

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此时的职务，高于后来成为开国大将的粟裕、开国上将傅秋涛等人，实力则强于平级的陈毅，这无疑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高敬亭也是最年轻的一位支队司令员，年仅30岁，可谓前途无量。当时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36岁，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39岁，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45岁。

如果高敬亭不犯错误，且能活到建国后授衔时，有可能授衔大将，至少是上将军衔。

很多如果，只能是如果而已。历史，有时候是用来叹息的。

红军时期，高敬亭就是有名的悍将。他生于1907年，河南省光山县董家店(今属河南新县)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入党，逐步成长为鄂豫皖边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1931年5月张国焘到鄂豫皖边区后，高敬亭受其赏识，被越级提拔到根据地党政军最高领导层，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省委组织部长，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25军政治部主任等要职。

红四方面军、红25军主力先后离开鄂豫皖苏区后，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高敬亭临危受命，牵头成立了红28军，任军政委（红28军不设军长），坚持武装斗争，不断给前来围剿的国民党重兵以重创，逼得蒋介石连续换了3任总指挥，而最后1任总指挥卫立煌更是悬赏10万大洋买高敬亭的人头!

.三年游击战中，高敬亭几度身陷险境，国民党又多次以重金利诱，但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从不动摇，坚持与数十倍于已的强敌作斗争，使大别山党的旗帜一直飘扬。

1938年5月的安徽巢县蒋家河口战斗，打响了新四军开赴敌后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这一仗，就是高敬亭指挥新四军第4支队打的。

蒋家河口一带河道纵横，芦苇丛生。新四军第4支队在此设伏，只用了约20分钟，击毙25名日本鬼子，缴枪15支和一些其他战利品，而新四军第4支队指战员无一伤亡。

蒋介石于5月16日为此专门给新四军叶挺、项英发来祝贺的电报：“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

从蒋家河口一战至1939年6月，新四军第4支队在高敬亭的率领下，先后进行90余次战斗，毙伤日军1700余名，成为一支抗日劲旅，为开辟华中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高敬亭也成为了响当当的抗日名将。

但是，在抗战期间，高敬亭屡屡犯错误，而且有的错误还很严重。

他曾排斥过中央派到新四军第4支队的政工干部，向中央讨价还价。

新四军第4支队成立后不久，党中央就派来派来曾为鄂豫皖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担第任第4支队副司令员（对内为政委）、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结果高敬亭怎么也不同意郑位三在第4支队任职，竟然要求党中央另换戴季英来取代郑位三。结果党中央为了大局，只好屈从了高敬亭的要求，郑位三和萧望东被调离第4支队。戴季英从延安被派到第4支队后，高敬亭很快又与戴季英闹翻了。戴季英与高敬亭在红军时期的鄂豫皖根据地都是肃反过火者，他害怕高敬亭除掉自己，就带着一批政工干部逃离了第4支队。

违抗军令，抵制东进，是高敬亭犯下的又一个严重错误。

党中央给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东进，高敬亭及其领导的第4支队却对这个决策很抵触。新四军军部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推动高敬亭部东进，无果。1939年4月底，新四军军长叶挺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参谋处长赖传珠等人从皖南过江，做高敬亭的思想工作。高敬亭迫于大势所趋，表示同意东进。但是当叶挺走后，部队开始移动时，高敬亭却命令第7、9团停止东进。

高敬亭的问题，很复杂，还扯上了陈昌浩、张国焘。

1937年春，西路军兵败陇西之前，徐向前、陈昌浩奉中央命令去延安，陈昌浩却藐视上命，先返回湖北老家省亲，其间曾到鄂豫皖边区寻找红四方面军旧部，给高敬亭去过一封信。这封信后来从别的渠道让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知道了，自然很不高兴。

1938年4月中旬，张国焘在武汉投靠了国民党，并到处发信联络其旧部反水。鉴于高敬亭是张国焘到鄂豫皖后越级提拔的干部，在湖北威望极高的董必武专程赴皖中舒城，向高敬亭当面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鼓励他坚定立场，革命到底。高敬亭也表示要和张国焘划清界限，但这无疑也是上级对高敬亭不放心的原因之一。

手下两位得力干将的叛逃，更是使高敬亭的处境雪上加霜。第4支队的主力是第7团，第7团的团长杨克志、副团长（对内是政委）曹玉福，原是红28军时期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1939年5月20日，杨克志、曹玉福携2个班武装投靠国民党桂系，并在《皖报》上发表反共声明。这一恶劣事件。至少说明高敬亭驭下不严，搞得他灰头土脸。

为防止高敬亭步杨克志、曹玉福的后尘，走张国焘的道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于6月4日以开会为名，在合肥以东青龙厂将高敬亭扣押审查。

6月下旬，在青龙厂召开了为时3天的批判公审大会，叶挺、张云逸等人都讲了话，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历数高敬亭“反党、反中央、反军部、违反统一战线、逃避抗战、贪污腐化、破坏优良传统”等七大罪状，最后决定开除他党籍、军籍。

对这些罪状，高敬亭一条也不承认。

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被执行枪决。

是谁批准枪决高敬亭的呢，至今仍是个谜团。

新四军江北指挥所和新四军总部应该是向延安的党中央以及国民党当局请示过的。蒋介石回电“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他当然乐见其成。延安党中央回电：“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4支队工作，以帮助4支队之改造与整理。”至于高敬亭本人，中央准备调他去延安学习。

戴季英晚年时曾说：“是党中央批准枪毙高敬亭的，叶挺亲自给我看的电报。”戴季英这个人在党史上恶行不少，他的话也无证据支持，似不足为信。

多年以后，郑位三这样说过高敬亭的结局：“当时如果把他送到延安就不会有危险，但交通不便不能送去，于是决定杀他。杀了他，就有把握挽救那几百干部；不杀他，几百干部如果跑到国民党那就危险。当时研究不够，实际上关起来教育几年更好些。”

高敬亭确实犯有严重错误，但罪不至死。接替高敬亭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职务的徐海东大将后来也说："杀高是极其错误的，高敬亭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把鄂豫皖苏区的红旗扛下来，是有功的。他虽然在'肃反'扩大化等方面有严重的错误，但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他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认识问题，绝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

1943年，曾任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团长的周骏鸣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主席想起了高敬亭，就问：“他不杀头可不可以？”周骏鸣回答：“应该可以。”

1952年2月，毛主席到皖中视察工作。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在汇报工作时说：“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影响很大，至今上年纪的人还常提到他。”毛主席低沉地说：“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

被处决前，高敬亭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高敬亭爱人)，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

高敬亭的妻子史玉清是15岁就参加革命、1931年入党的老红军，她生于1916年，安徽金寨人。1937年10月，经陕南地区商南县委书记张富介绍，史玉清与高敬亭结为革命伴侣。结婚非常简单，什么东西也没有，警卫员将两人的背包放在一个房间就算结婚了。

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他们便有了大女儿高凤兰。正当第二个孩子怀孕腹中时，史玉清却遭遇了高敬亭被冤杀、自己背上“反革命家属”罪名、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厄运，被关押起来接受审查。

在高敬亭被错杀两个月后的1939年8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来到人世间，这就是高凤英。

漫长的审查结束后，史玉清又回到部队。新四军新成立了第5支队（在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的基础上组建的），由司令员罗炳辉率领东进，前往津浦铁路的路东开辟淮南根据地。史玉清也带着凤兰和凤英两姐妹，随队伍一起，来到江苏盱眙县。

史玉清把大女儿凤兰寄养在古城街附近的一户老百姓，把二女儿凤英寄养在大山深处的谢家港石顶子村的贺家。

1942年，史玉清重新入党，成为一名民运工作干部，逐步成长为正团级指导员。1949年3月，史玉清又跟随大部队从东北一路南下，来到安徽的皖北行署工作。

1950年，史玉清到盱眙古城寻找凤兰、凤英姐妹俩。不幸的是，前几年盱眙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流行性霍乱”，收养凤兰的这家人全部染上“霍乱”，一家8口连同凤兰皆罹难了。

收养凤英的谢家港石顶子村的贺家，则把凤英抚养得很好。

高凤英就此回到了母亲史玉清的身边。1958年上高中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死因。此前母亲也一直没告诉过她，因为母亲怕她知道事情原委后会仇恨共产党。

芜湖医专毕业后，高凤英一直从事医务工作。她的丈夫方正平，是她就读芜湖医专时该校校长的儿子。

1975年11月10日，在安徽省105医院任军医的高凤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党中央澄清其父被杀原因，并作出结论。

此时，离高敬亭被冤杀已过去了36年。

病中的毛主席收到信后20天，也就是11月30日，便叫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调查高敬亭的案子，并嘱“以其结果告其女高凤英”。

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终于正式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

不久，民政部又专门发文，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

高敬亭的平反，很长时间以来阻力很大。高凤英后来说，要不是毛主席，没人能替我父亲平反。

退休前，高凤英任安徽省105医院眼科主任，享受正师级待遇。（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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