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大帝梁王和刘丞相（说曹王与）

【青年学者论坛】谁是魏晋时期最伟大的文人（或诗人）？今天，我们可能会将这顶桂冠赋予晋末宋初的陶渊明这无疑是受到唐宋以来文学观念与风气的影响而在当时及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长期占据文学“第一人”宝座的是曹植在南北朝，相传谢灵运以“才高八斗”称赏曹植（见宋人《释常谈》），钟嵘更是在《诗品》中将他所能想到的赞词都堆砌到了曹植头上（“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汉武大帝梁王和刘丞相?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汉武大帝梁王和刘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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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魏晋时期最伟大的文人（或诗人）？今天，我们可能会将这顶桂冠赋予晋末宋初的陶渊明。这无疑是受到唐宋以来文学观念与风气的影响。而在当时及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长期占据文学“第一人”宝座的是曹植。在南北朝，相传谢灵运以“才高八斗”称赏曹植（见宋人《释常谈》），钟嵘更是在《诗品》中将他所能想到的赞词都堆砌到了曹植头上（“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如果说早在南朝，文人们就普遍推崇曹植为“第一人”，那么何人能被尊为“第二人”，就没那么明确了。而中国古代常见的“二人并称”，可为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名人并称，古已有之。在文学领域，“并称”更是屡见不鲜。某甲与某乙若能被并成为“甲乙”（或“乙甲”，如“班马”、“屈宋”等），自然说明此二人被视作水平相当，境界相类。而在魏晋，能够在文学方面和曹植并称的，首推王粲和刘桢，“曹王”与“曹刘”，在南朝文学批评类文献中也频频出现。

关于“曹王”与“曹刘”之并称，已有学者关注，但主要集中于诗歌史层面展开考论，如张亚新从“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和审美视角的不同”加以释论（《“曹王”、“曹刘”辨》，《贵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又如李静从“五言诗、重风力、重气、善用比兴、不傍经史”等方面论述“曹刘”何以并称（《试论“曹刘”并称》，《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3期）。然而，仅从诗歌史内部考察“曹王”和“曹刘”，尚不能窥破这一对“并称”背后的观念差异。实际上，南朝频频出现的这一对并称，恰代表了当时的两种文学观念，而这两种文学观念最直接的表现，就在偏重哪种文体。简单来说：“曹王”代表的是传统的，兼重各体（尤重诗赋）的文学观念；而“曹刘”代表的则是南朝新兴的，推重诗歌（尤重五言诗）的文学观念。

试证诸相关文献。

《宋书·谢灵运传论》是目前见到最早并称“曹王”的文献。《宋书》无专门之“文苑（文学）传”，故《谢灵运传》部分承担了相关功能，其论更是不限于谢灵运，纵论整体意义上的文学。《谢灵运传论》将“自汉至魏”的文学发展作为一段落加以论说，其文曰：“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在这里，“曹王”是魏之代表，司马相如和班固则是汉之代表，他们“同祖《风》《骚》”。司马相如和班固均是大赋家，当然也有歌诗之作，这里对“曹王”文学成就的褒扬，显然不限于诗歌，而是着眼于整体之文章，而最能代表整体文章的，自然是辞赋和诗歌。随后，《谢灵运传论》又叙说了晋代文学之变化：“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史臣将潘岳与陆机选定为西晋文学之代表，他们均是诗赋兼美且擅各体文章的。而所谓“律异班、贾，体变曹、王”，或许理解作“律、体”不同于“班、贾、曹、王”更为合适。这里的“曹王”和上文一样，是魏文学的代表，潘、陆与曹、王之不同，也不限于诗歌。《谢灵运传论》的最后部分讨论了声律的问题，这是当时文学界的新动向，也是谢灵运的贡献所在。而这一部分的论述，确实集中在诗歌上。在这一部分，史臣又举出了曹植和王粲的诗作（“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并以汉魏晋之先贤不解声律反衬谢灵运及其时代的伟大（“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这里的“曹王”并称，倒确实是集中于诗歌方面。与之类似的，《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和《隋书·文学传序》也是“曹王”并称，以之为一时文学之代表。正史修撰，多有因循，《周书》与《隋书》的并称，当主要受到《宋书·谢灵运传论》之影响。

在《文心雕龙》中，“曹王”和“曹刘”均被提及。但这并不意味着刘勰在“第二人”的选择上首鼠两端，他同样坚定地认为王粲是仅次于曹植的“第二人”。在《明诗》篇的“敷理以举统”部分，刘勰总结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而“曹刘”的出现，则与刘勰对经典时代之后文人文学的批评有关。在《比兴》篇中，刘勰在列举了“比”的几种情况后，批评后来的文人说：“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由此可见，当刘勰并列“曹王”时，乃赞扬他们兼善四言、五言诗；而他并列“曹刘”时，则是批评汉代以来的作者们在运用比兴手法时（尤其是辞赋创作中）“习小而弃大”，不能和经典时代的作家（“周人”）相比。“并称”之外，刘勰在《才略》篇中，不仅强调了王粲为文有“兼善”之长，还集中于“诗赋”，定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其文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故在刘勰眼中，王高于刘，为仅次于曹植的“第二人”，殆无疑义。我们甚至可以推测，《比兴》篇之“曹刘”并称，正是因为在刘勰笔下，“曹王”是正面代表，故他在此处的负面论述中用“曹刘”。

至于正面并列“曹刘”，且明确论定刘高于王，则在《诗品》中有全面的陈说。《诗品》以曹、刘为“文章之圣”。王粲虽然也被钟嵘列于“上品”，却无法媲美刘桢。《诗品》一书结构谨严，钟嵘对于五言诗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即“风力”为主、“丹彩”为辅（“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准乎此，曹、刘、王高下立判：曹植“风力”与“丹彩”兼善，故曰“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刘桢则“风力”佳而“丹彩”逊，故“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王粲恰与刘桢相反，“丹彩”有余而“风力”不足，故“文秀而质羸”。可以说，《诗品》之“曹刘”并称，乃钟嵘依据自家论诗准则所作的慎重判断。

而在留存部分文字的所谓《雕虫论》中，虽然裴子野对当时文风的大判断与沈约、刘勰、钟嵘迥异，但在行文中也“曹刘”并称，视他们为五言诗的代表：“其五言为诗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柯。”

以上诸例，均非随手并称，而是在论及文学史脉络并有所评断时并称“曹王”或“曹刘”，《文心雕龙》与《诗品》更是结构谨严的文论佳构。故由上文可知，仅仅在诗歌史的脉络下讨论“曹王”与“曹刘”，尚未达一间。“曹王”与“曹刘”在文体上的指向并不一致：“曹王”所指向的是整体的“文”，“曹刘”所指向的则是“诗”（尤其是五言诗）。而“曹王”与“曹刘”之指向不同文体，正应和着南朝文学观念的两股思潮。

这一区分，在当时并不仅存于文论，如萧统致信萧纲云：“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诗一首，省览周环，慰同促膝。汝本有天才，加以爱好，无忘所能，日见其善。首尾裁净，可为佳作，吟玩反复，欲罢不能。相如奏赋，孔璋呈檄，曹、刘异代，并号知音，发叹‘凌云’，兴言‘愈病’，尝谓过差，未以信然。一见来章，而树谖忘痗，方证昔谈，非为妄作。”（《答晋安王书》）在这封信中，萧统高度赞赏了萧纲的文学才能，先后用司马相如、陈琳和曹植、刘桢类比。初看之下，似乎这里的“曹刘”并不专指诗歌。但若注意到这封信所云“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诗一首”，可知萧统的赞誉直接针对的是萧纲的疏与诗，那么后文之司马相如（“凌云”，指《大人赋》）、陈琳（“愈病”，谓其讨曹檄文）所类比的正是疏，而曹植、刘桢所类比的则是诗。萧统于此并非专门论文衡史，却也以“曹刘”指向诗歌，足证上文所说的判分，在南朝具有相当之普遍性。

“曹王”指向整体的“文”，其中又以诗赋为代表，这对应的是汉魏以来的传统文学观，“文”之重心乃诗赋，且辞赋重于诗歌。“曹刘”指向“诗”，其中又特重五言诗，这对应的则是南朝新兴的文学观，“诗”（尤其是五言诗）成为“文”的中心。进而言之，新观念之所以“新”，就在高扬诗独有的特质，用钟嵘的话来说，那就是“风力”（“丹彩”则是诗赋共有的）与“直寻”（相较于诗，赋更离不开用典）。这两种文学观念，一旧一新，在南朝交错竞逐。大体而言，《文心雕龙》和《文选》更倾向于传统观念，故诗赋兼重，刘勰强调“文”天然具备修饰性，萧统则悬“翰藻”为选文标准之一；而《诗品》则是新兴观念的典范，故虚尊四言而实重五言，以五言诗为“众作之有滋味者”，并突出“风力”（“骨气”）的优先性。

今天的我们站在历史的下游，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对观念竞逐的结果，那就是新观念的全面胜出。唐代是诗歌的时代，不论是陈子昂之高标“风骨”“兴寄”，还是李白之“绮丽不足珍”，无疑都在“曹刘”的延长线上。魏晋以后，“曹王”与“曹刘”之起伏，实有文体重心与文学观念之嬗变在焉。

（作者：陈特，系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