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发动的什么反应（蒋介石几次想要发起反攻）

1939年10月，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日军因为无意扩大占领区，主动退回原来防线。 蒋介石在南岳举行的第二次军事会议上盲目乐观起来：“此次湘北之战，战略上起初本非采取攻势，而仅为防御的战略，后来乘势转进，竟获得此决定的胜利，可知敌力已疲，我们进攻的时机已到。我们的战略，应该是见到敌人的破绽、见到敌人厌战怕战不敢前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采取攻势，决然攻击前进。所以我们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

美术作品：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

抗战形势真的发生根本性逆转了吗？1939年11月，为了“夺回重要据点，树立最后胜利之根基”，蒋介石向全国各大战区下达了反攻命令，“此次冬季攻势，为我军转败为胜的唯一关键，亦即我第二期抗战最后胜利的开始”。结果令人失望，傅作义第八战区攻入的绥西小城——五原，成为这场声势浩大攻势作战中国军唯一收复的一座县城。

结局如此尴尬，蒋介石坦言：“此次冬季攻势的失败，最大的一个原因，即由于前方部队逐渐使用兵力，而非集中全力攻击，以致没有一个县城被我们打下来。”（五原收复已是1940年3月下旬，一般统计冬季攻势战果截止1、2月间）。

冬季攻势失败，主管作战计划的军令部第一厅重新回归“守势作战”指导原则，“以确保现在之态势，俾导尔后作战于有利之目的，以一部加强游击区，尤其京沪杭地区之兵力，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主力积极整训后，转移攻势。为击破敌之应相互策应，将突入之敌包围夹击而歼灭之”。

抗战时期的军令部长徐永昌

1940年 6月，日军报复“冬季攻势”，攻占了距离重庆只有480公里的入川门户——宜昌。要不要确保宜昌？事先没有明确规定，第11军根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的指示，命令各部“在保持攻势的态势中，撤回汉水东岸地区。”17日晨，日军第13师团撤至宜昌以东约10公里的土门垭，国军乘势收复宜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日军内部主张确保宜昌的呼声渐渐占据上风，已撤出宜昌52公里的第13师团复又奉命调头再向宜昌突进，17日下午重占宜昌。

宜昌陷落，日机轰炸西南大后方的空中距离大为缩短。军令部对各战区部署检讨意见时强调：“国军目前应以一部维持现在态势，主义以巩固行都并确保长沙、西安要点之目的，抽调适宜控置，并充分运用游击部队在敌后扩大扰袭，不断牵制消耗敌人。”

活动在宜昌以西的国民政府军队

1941年3月，日军第33、第34师团、独立混成第20旅团三路分进合击，企图包围国军第19集团军主力于江西上高地区，以求巩固对南昌的占领和改善对峙态势。这次会战日军称为“锦江作战”或“鄱阳扫荡战”，国军称为“上高会战”。 第19集团军根据数年作战经验，按照“诱之于分宜、上高、宜丰以东地区，反击而歼灭之”的预定计划，成功击退日军。

上高会战取得胜利，重庆一扫宜昌失陷的低落情绪，军令部于1941年5月拟定“攻势作战计划”：国军以收复宜沙之目的，应依第三战区遮断长江、第九战区攻占岳阳、第五战区切断襄河东岸宜沙敌人后方，以第五、六战区主力及本会整训部队，保持于襄河西岸，包围襄河以西地区敌人而歼灭之。第一、第二、第八战区，应以主力各向其当面汴新道清路、晋南三角地带及包绥敌人攻击，策应长江方面之作战。攻势准备，应于6月中旬完成，攻势开始时期，待命实施。

上高会战中的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1941年9月，日军再犯长沙。为了策应第二次长沙会战，进而达到收复宜沙的目的，军委会连续电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克复宜昌。10月3日夜，第六战区江防军主力完成对宜昌的包围，陈诚严令各部不顾一切，向敌猛攻。战至9日，国军先后攻克宜昌东郊慈云寺、东山寺等要点，三个突击营一度攻入市区范围。日军第13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甚至已经拟好了“最后一电”，决定了包括自己在内的高级官佐剖腹自戕的位置。

胜利在望之时，日机30余架投掷毒气炸弹，突击部队伤亡惨重，不得已退至城外。陈诚本欲调整再攻，但军委会考虑到进犯长沙的日军开始反转，且先头已抵荆门附近，下令第六战区停止攻势，迅速恢复原态势。10月14日，反攻宜昌之战落下帷幕。

陈诚后来感慨地说：“这次作战，在策应长沙会战的任务上，可谓已完满达成。但在反攻宜昌的目的上，却造成一个功败垂成的结果，未免使人扼腕。我们以半个月的时间，不能拿下一个宜昌城，缺点大者如：官兵习惯于防守，一旦转为攻击，多数动作，均欠切实，以致逸失战机；各部队长顾虑士兵牺牲太大，补充不易，不敢放胆攻击；部队编制不健全，每团实战人员仅400余人，头重脚轻，不适于作战。”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重庆再次燃起“攻势作战”欲望，军委会在蒋介石亲自授意之下，拟具了“各战区目前之急务”，第一次提出了国军全般反攻方针：本年12月底各战区先行全面游击，发动广大破坏战，并使敌误认系我军大举攻势；各战区各选敌人主要交通线之次要据点，集中优势兵力，行局部攻势，于明年3月底同时开始攻击；各战区一面于明年3月底实行局部攻势，同时准备明年6月底对武汉、宜昌、广州实行总攻。

1942年3月，军令部出台“国军三十一年夏季攻势作战方针”：国军以消耗牵制敌人，迫其缩小防区，俾尔后作战有利之目的，预期于本年夏季发动全面攻势，指向主攻击于华中方面，依各战区之协力，歼灭襄西及湘北之敌，夺回宜昌、岳阳。预定5月20日以前完成攻击准备，攻击开始时机另定。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在总攻议题上，军令部似乎与军委会意见相左，没有把武汉、广州列为反攻目标，而是冷静地认为：“英、美近在南太平洋一再受挫，势更需我急行有力之反攻，以期减轻敌寇所加之压力。且就盟军之整个作战言，我亦应断行攻击，以树盟军总反攻之先声。惟国军军需品之补充不易，复以华北情形特殊，实难全面反攻，故止于夺回宜昌为满足。至于攻击岳阳，实亦有力之牵制。”

但是到了5月间，宜昌和岳阳方面并无积极动作，分析原因，主要是受到远征军入缅惨败和日军发动“浙赣作战”所牵制。军令部万般无奈，推迟“夏季攻势作战”为“秋季攻势作战”，初步决定8月底以前完成攻击准备。不过到了7月，蒋介石又指示徐永昌：“保卫粤汉路长沙、曲江和衡阳之防守计划，应积极策划准备；并令第三战区有力部队其重心应即向西移动，以备策应粤汉路之作战为要。”

抗战后期的国民政府军士兵

军令部搁下“秋季攻势作战”，提出“国军以确保长沙、曲江、衡阳，巩固华南交通枢纽之目的，依湘北、粤北既设阵地及赣江下游两岸地区，迟滞消耗敌人，最后在长沙、曲江及赣西山地与敌决战，求主决战于长沙方面，先击破湘北方面之敌，决战时期预期在8月下旬以后。”并把“秋季攻势”的前提定为“如敌北攻苏后，再发动本作战时，则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应按秋季攻势计划实行总反攻。”

7月26日，蒋介石致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预计于本年秋季发动全面攻势，指向重点于华中方面，依各战区之协力，歼灭襄西及湘北之敌，夺回宜昌、岳阳。”然而，1942年秋季的正面战场总体平静，日军并无北攻苏联举动，国军亦谈不上实施秋季攻势。

纵观相持阶段的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仍然处于一个十分困难时期，在没有盟国充分军援的情况下，苦战五年的疲惫国军想要对日发动全面攻势，显然力不从心。无论军委会还是军令部，计划来计划去注定只能原地踏步。直到1945年春，缅北、滇西反攻取得完全胜利，正面战场补给状况获得较大改善，国军的“攻势作战”才有了比较明朗的前景。

参考文献

1、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3、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

4、《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