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视角下的文学流派（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范式建构三题）

作者：高楠（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文学理论视角下的文学流派?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文学理论视角下的文学流派

作者：高楠（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新时期以来40年，中国文学理论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中，在汲纳西方理论资源的过程中，走着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之路，并且已形成范畴、命题、方法、视域、阐释域、问题域各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成就。这类理论范式可以区分为认识论范式、实践论范式、文化论范式等。范式是理论研究规范化的规定，范式规定是在理论研究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它们分别有各自的基本范畴及研究方法。上述三个范式交互影响、交互构成又各有要领，代表性地综合地体现着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全貌。

延续性是理论学科的历史属性，延续的历史轨迹刻划着学科综合各种相关社会实践力量及理性力量的建构过程；而范式则是理论学科的延续性在历史轴线上的标志性刻痕。标志性刻痕所标志的是学科发展的系统化——惟有系统化的理论学科才具有学科的理论价值。提出范式这一理论标志的美国哲学家库恩特别指出理论范式的获得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文学理论新时期以来40年的历史发展，通过各种社会历史力量的磨合、碰撞、交叉、融合，进入可以进行范式梳理与思考的阶段，并且可以进行范式性的发展趋向研究。通过中国文学理论范式特点、范式形成过程、范式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分析与阐释，揭示其得以生成的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相互作用的机制，这是充分体现着理论整体特色的机制，是中国文学理论特色性研究的途径。范式已不同程度地见于中国文学理论的不同研究领域，包括认识论领域、实践论领域、文化论领域、语言论领域、审美论领域等；而且，在更细微的构成性领域，还可以划分出不同层位的更多范式，如叙事论范式、生产论范式、功能论范式等。本文从代表性意义出发，对认识论范式、实践论范式及文化论范式进行研究，以求取样探幽的效果。

一、认识论范式

范式也被称为规范、范型、范例、构架、模式。这是对于理论构成性与构造性的结构学的解释与概括。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把范式解释为具有该范式的理论的整体规定性。这种整体规定性是理论构成性的，包括理论信念、取得的理论成就、理论发展方向、路径、价值、标准，以及概念框架和方法论信条。库恩说：“对某一时期某一专业做仔细的历史研究，就能发现一组反复出现而类标准式的实例，体现各种理论在其概念的、观念的和仪器的应用中。这些实例就是共同体的范式，它们存在于教科书，课堂讲演和实验室的实验中。研究它们并用它们去实践，相应的共同体成员就能学会他们的专业”。①这是一个共同体式的规定性，加入到某一范式共同体的成员，接受着范式的整体规定，并在整体规定中分享理论共同体的资源，提供各自的理论成果。库恩概括范式的两个特征，一是“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这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二是，它们必须是开放性的，许多问题留待因被这类模式所吸引而不断组织起来的新的实践者去解决。这两个特征，简要地说，前者是已然凝聚的群体性成就，后者是依据这群体性成就进一步展开的群体性的科学研究。对此，库恩总结说：“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②本文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引入范式这一关键词，即它是在历史延续性中凝聚而成的理论模式，这是被群体性运用与追随的研究模式，它在进一步研究中被模式地群体性地运用——对这群体性，库恩称为科学共同体。他是把范式概念与科学共同体概念相互作用地共同引入他的研究的。伊安·哈金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第四版《导读》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1974年的《对范式的再思考》一文中，库恩再次强调《结构》中的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一词是同时引入的。这些科学成就作为范例，告诉科学家该做什么，该提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才是成功的应用，以及‘范例式的观察和实验’。”③范式及其共同体规定性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历史延续过程，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这是一个方向日趋明确的，不同对象的理解参与者对于对象的“完成行为”过程。④对不同理论范式的差异规定性，中国文学理论领域的一些学者不断地形成理论关注，并将之深刻地转入理论建构的总体差异性与创新性研究。温州大学马大康2010年就当时兴起的“文学生产”论研究对此前“文学创造”论的突破，进行了理论范式的意义揭示，概括出创造论与生产论两种不同的研究总体性，认为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相互抵梧的文学理念与理论范式。⑤马大康进行的这种由西而中的范式论的转化研究，对中国文学理论范式论的建构有一定的代表性。

认识论范式是中国文学理论界最为熟悉又广有共识的文学理论范式。不过，由于这个范式的既成模式已以一种既在方式构架于大家都熟悉的那套理论之中，因此除了曾有过的由认识论到反映论的无关大要的争论，从而使之作为理论问题跃入研究群体的视野，它基本是处于一种潜在的随时在场状态，而这本身就已成为问题。因为新时期以来很多文学理论建构都与这个范式密切相关，都就它的规范性而来，它的潜在的随时在场像一幢住惯的老屋一样，被习以为常，因而看不到它的有待清理与翻修。

认识论范式承苏联文学理论认识论范式而来，新时期的一段时间里被蔡仪、以群等学者进行转化、改造，系统化为教材样式，进入各高校文学理论教学，并据此引发1980年代末及1990年代的文学理论高校教材的编写与出版热潮。上百种教材在很短时间内推出，认识论范式因此定型为几乎是大一统的文学理论范式。这种范式一直有力地延续到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主编并四次修订的21世纪全国高校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中。

中国文学理论认识论范式的核心是文学功能论，认识论范式的各构成性规定都围绕这一核心展开。功能论的理论要点即认知——认知生活及世界的本质与规律。认识论范式把核心化的认知功能设定为它的研究对象——文学的第一位功能。认知功能的前提是文学创作者应该成为真理揭示者与守卫者，通往这一应该的途径便是坚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因此而深入生活，在生活源泉中提取真知，把这种真知予以文学表达的方法是现实主义为主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其他范式要点，文学创作论、文学方法论、文学构成论、文学批评论等，都围绕认识功能而各就其位。由此，形成一套专有的范畴、命题、阐释与论证。

认识论范式对于文学认识功能的坚持，其有效性在于认识与生存关系的本原的合理性，即是说，不认识周围世界也就无法生存于这个世界。出于这一层道理，亚里士多德才倡导智慧，认为“智慧是关于某些本原和原因的科学”。⑥人在生存的本原与原因中着落，认知因此成为生存的着落。这便是文学认识功能无可置疑的合理性。美国哲学家威廉·佩珀雷尔·蒙塔古认为，达到认知的途径是多元的，他提出了六种逻辑方法，但无论哪种方法最终都要落实到实在性，即它必须是对于认知对象的实际所是的认知。⑦即是说，认识论归根结底解决的是对象是什么的问题，包括对象是什么的根据何在，对象是什么又何以由这样的根据而获得，何以这样的根据便是对象是什么的根据，以及何以由这样的根据所求得的对象是什么确实就是那对象之所是。因此，认识论范式的难题在于如何获取那生存的本原与原因，以及如何证实这本原与原因。进而，既然这本原与原因的获取途径不是确定的，它的证实又是难以确实的——这是亘古以来认识论不断纠结又答案不明的难题，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表示了哲学史“内在本性”的又需要不断探求的人类生存的“普遍的精神”；⑧那么，从文学理论角度说，如此结论悬疑的认识功能，何以就被推崇为文学的核心功能?由此引起的纠结与悬疑不断把认识论范式推入争论的漩涡；而且，这类争论，主要是来于这一范式的共同体成员，他们面对不断变化的文学对象及文学观念，切身地感受着理论压迫，因此不断地产生使之完善的冲动。同时，这也说明了任何理论范式对于它不断生成变化的研究对象，都只能是一种理论追随而不是简单的理论设定。

认识论范式的调整策略是向反映论、能动论及审美意识形态论转化。反映论使先前认识论的真理观转化为并不排斥真理的综合感知论，其中包括感受、感知、认知与实践。⑨反映论使文学创作主体束缚于难于确证的客观真理的能动性有了释放空间。认识论向反映论的转化性讨论发生于1980年代末，其中留存着当时所谓“向内转”的时代烙印。而反映论向意识形态论尤其是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转化，则是文学理论转入文学本体研究的进一步的成果。意识形态论对于认识论的坚持确定在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基础上，意识形态论的合理性来源于认识论的真理性。不过，意识形态论在认知基础上为自己拓展了社会心理、社会意识活动的更大空间，这种解束性努力显然是文学对象性的——当时，亦即1990年代，正是中国文学进入前所未有的“想象的盛宴”的年代，⑩因此，认识论向意识形态论的转化，是一种有效的理论应对。而意识形态论向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美学集中，其动力性原因，则又是认识论范式进一步转向文学本体的坚持。这一坚持，为认识论范式赢得了构入文学对象的更大的理论探索空间。如钱中文所说：“审美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审美，也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而是审美意识的自然的历史生成。它把文学作为相对的独立形态，讨论的是这种独立形态自身的本质特性”。(11)

因为认识论范式是中国文学理论界众多学者多年的耳濡目染，身在其中，因此以上集中进行的主要是历史描述性的理论阐释。至于这一范式的理论构成特点，这里便只是作以下概述：

(1)认识论范式的前提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二元设立。在这样的设立中，认识主体成为认识对象的观察者。在认识论范式由认识而反映乃至能动反映的推移中，认识主体的观察者身份被灵活化为构入性的理解者身份，这种身份使情感与体验这类先前被指认为干扰因素的主体心理活动，获得认识论的合法性。但二元设定的主体对于客体的观察身份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2)认识论是先行理解的知识论。认识主体对于对象的当下认识建立在对象理解的基础上，而理解的根据不是当下理解中获得于对象的根据，而是在对象理解中具体化的先在根据，这先在根据便是在具体理解之前得于生活、学习及研究积累的经验、知识与思想理论。认识论范式的有效性离不开认识主体这类先在的深广性。这类先在就其先在规定性而言类似于柏拉图说的先行而在并且不断具体化的“理式”，是先在具体化的判断，这先在的运用能力及运用状况，又被称为理性。

(3)认识论范式是同一个认识程序，在对象判断与理解性研究中的双重运用，即对象分析与判断及对象的理论研究与阐释，都循着认识论展开。对于中国认识论程序的主导性而言，是唯物论的认识论，上层建筑论、意识形态论、创作方法论、文学功能论、文学批评论，它们都坚持认识论的经验实证标准与历史实证标准。并不断地将之纳入逻辑实证的框架。认识论范式常陷入自我矛盾，即它的先在知识论与对象实证论的矛盾，它执迷于先在知识的理论兴趣与注重于现实观照的认识兴趣常常形成对象与对象构入理论研究时的对立、纠缠或混乱。

(4)认识论范式靠一套在历史延续性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命题研究方法支撑它的范式化的理论领域，其中的范畴、命题通过统一制定并发行的教科书得以延续性传授，并因此成为认识论范式的先在知识。

二、实践论范式

中国文学理论的实践论范式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形成理论意义的范式，而是一些依附于认识论范式的理论观点。如“三为方向”论、“深入生活”论、“双百方针”论、“文学道德”论等。实践论范式理论意义的建构，应该推溯到1980年代全国规模的第二次美学大讨论。那是一次真正意义的理论狂欢，尽管狂欢的主旋律中还留有政治决定论的余响。讨论中涌起的四大美学派别，实践观点美学在代表人物李泽厚的执掌下风生水起。不过，李泽厚的实践观点美学却没有在文学理论实践论的理论范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原因除了李泽厚当时讨论的着力点在于哲学之外，恐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唯心与唯物的政治决定论影响，使他的实践论由实践的历史活动层面滑入实践观念层面，实践成为抽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客观规定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实践被抽象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历史必然性，美则成为体现这种历史必然性的自由形式。对为了客观而否定人的意识活动的实践抽象化倾向，朱光潜曾批判这是“要拆开客体与主体的统一而孤立客体，认为客体决定一切”，称这是“‘见物不见人’的美学”。(12)屏除人的现实意识能动性的实践主张，自然为当时已开始由机械认识论转向能动反映论的文学理论范式难于接受。

实践论理论范式的自觉建构者是复旦大学的蒋孔阳，他取的是文学理论的认识论范式，但因为在认识论范式中特别强调了整体把握实践关系的实践意识，从而在有机整体性、创造生成性、关系互动性及目的过程性这四个要点上竖起了实践论范式的理论构架。在这个理论构架中，人的社会关系的实践性展开被强调为四个要点，即这是“通过感觉器官来和现实建立关系”，“审美关系是自由的”，“审美关系是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和现实发生关系”，“审美关系还特别是人对现实的一种情感关系”。(13)从这四个要点出发，蒋孔阳关系地、现实动态地面对文学对象，不是把文学单纯地看作对于生活的认识或反映(包括能动反映，意识形态反映)，而是把文学看作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展开的实践活动；并且，又不断地确认着文学实践中的认识活动、意识活动，使认识论成为见于实践的认识论，或者说，是实践的认识论。

这里须予强调的是，蒋孔阳的实践论文学理论研究中所坚持的有机整体性，历史延续性及现实敞开性研究方法，为后来的实践论范式提供了方法论根据。蒋孔阳有机整体性地理解与阐释对象，有三个特点，即其一，把文学对象置于更大的社会实践关系体中，分析与思考文学对象与社会实践关系体的有机关联性，注意把握这种关联性的相互作用相互构成的动态状况。他说：“人通过劳动所得到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同时也是精神上的享受，劳动所创造的，不仅是物质的产品，而且也是劳动者的思想与感情，聪明与智慧等这样一些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14)这段话，把见于艺术的人的本质力量，归入人的物质与精神有机统一的活动中，进而，又把这一活动归入人的社会劳动中，并在这种构成与归入的实践中，揭示其整体性关系。这段在当下理论界已看似平易的阐释，明确着实践论的有机整体性的方法论范式。其二，有机整体性地思考文学创造主体的创造过程。文学创造主体，当他进入创作过程时，既不是抽象的认识工具也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承担或展示者，他是以有机生命整体的身份进入艺术创造的，他不仅是理智、情感、意志的有机整体性的参与者，而且，他的创造，也只能在有机整体性中产生出来。蒋孔阳说：“任何事物，既可以从概念上来认识，又可以从形象上来认识。概念是本质属性，是抽象的，形象则是形体象貌，是具体的……艺术家之所以能够创造美，就因为他创造了形象”，(15)这是说，艺术的创造主体性活动，是创造形象的有机整体性活动，在这样的创造活动中，创造主体的有机整体性得以实现。这是在认识论范式中被作为个性的不确定性，而从确定性与普遍性中驱逐的东西。其三，由创作主体创造的文学作品，是创作主体整体性实现的作品，也是在整体性中获有意义的作品。这是衡定作品的整体性的意义标准与价值标准，也是实践论文学批评的综合标准。他说，在这样的实践整体性中，“人不仅创造了客观世界中本来没有的新产品，而且在这些新产品中，他欣赏到了自己作为‘族类’的人的本质力量，欣赏到了自己的理想、愿望、聪明、智慧和本领等等在对象中的实现”。(16)这种综合性的价值尺度与批评标准，是惟有在实践的有机整体性中才能提出与把握的尺度与标准。至于蒋孔阳所坚持的实践论的历史延续性与现实敞开性方法，不仅为实践论范式坚持了历史维度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根据，而且，为实践论范式打开了一个突破认识论范式的先在知识自证之大门的开放性的研究思路，“作为‘世界的美’的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关系中的人。只有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人才能创造美，欣赏美，并成为‘世界的美’”。(17)这是在社会关系的关联性中向各生活领域，社会活动领域充分敞开的实践论范式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为文学理论预设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实践论范式的后继建构者，以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为代表，他处于“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主编的位置，他的一些学术主张及学术影响通过《文学理论教程》直接进入全国高校中文专业文学理论教学，并在硕士、博士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发挥作用。这种重要性是其他文学理论界学者难以取代的。童庆炳的文学实践论建立在艾布拉姆斯文学活动要素说的基础上，文学作品被置于中心位置；这个中心，其实只是中介，其他的要素通过作品而相互沟通并组合为文学活动整体。在童庆炳，文学实践不仅是精神活动，同时也是交往性物质活动，艺术家通过物质交往活动获得文学创作的灵感、动力、机遇及经验，文本由此被创造出来；创造的过程也是见于书写、人际沟通、交付印刷、推广传播的物质交往过程；接受也是同样，接受是交换性的消费，它不仅是理解，同时也是交流沟通。至于世界，则把它的全部丰富性都向着艺术家、欣赏者敞开，并通过艺术家与欣赏者，转化为文本中永生永存的世界。“世界——作家——文本——读者，这四个要素，其间包含了体验、创作、接受三个过程，这才构成完整的文学活动”。(18)这是一个宏大的实践论范式构架，具有理论建构的开阔视野。它所拓展的阐释域、问题域及具此建构的理论域，都相当深远。遗憾的是，童庆炳拓开了这个范式视域，却没有来得及把这个视域所看到的气象万千的理论地理，勾画为可供探险的地图。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的第四修订版中，他简要地阐发艾布拉姆斯四要素说并强调了文学活动的提法之后，整个教材，就又归落到先前三版带有的明显的认识论范式体例中去。这里的关键在于实践论范式的问题域，是以实践的展开形态为要点的。观察一个实践过程而获得的认识与构入一个实践过程而展开的活动，不仅是外部与内部的差异，也不仅是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的差异，文本创造与文本接受的差异，这更是一种形态构造的差异，思考意向的差异，以及阐释方法的差异。

对实践论范式进行理论概括，其要点在于：

(1)实践论是先行理解的行为论，这便与认识论范式的先行理解的知识论有了确定的差异。知识论的先行理解，是对于确定的、必然的普遍性的理解；实践行为的先行理解，则是对活动的目的、方法、构成性协调的预先筹划。理解性认识与理解性筹划，前者是言语判断的，后者是行为过程的。亚里士多德曾对认识论与实践论作过区分，认为思辨知识——认识真理的知识“，以真理为目的……尽管实践着的人也思考事物是个什么样子，但他们不在永恒方面进行思辨，只想到关系和此时”。(19)这种区分是特征性的，也是深刻的。文学活动的行为筹划，无论是构成性行为、协调性行为，还是延续性行为，都活跃并实现着为认识论范式所回避、所淡化或者所无能为力的实践目的性感性体验，及个性呈现的非语言性的行为要点。正是这些行为要点，成为实践论范式的理论关注。它的理论思维模式，即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如康德所说，这是一种生命能力，即“欲望功能是一个存在者借其表象而成为这些表象的对象现实存在的原因的那种能力。快乐是对象或行为与生命的主观状况(亦即与一个表象在其对象的现实性方面所有的原因性能力)相互契合的表象”。(20)这里的四个要点，即生命、感官、表象及见于快乐的相互契合，在实践论范式中获有理论思考的合法性。

(2)实践论理论是对实践活动各方面互构综合的理论。与认识论对于对象的由彼及此的单向反映不同，实践论范式的理论提升是构入活动的各方面，也包括构入活动的理论主体通过相互协调所达成的理论综合。它保持活动筹划及展开的多重活动根据，但又不是这些东西的原封不动的保留，而是它们各自合于活动规定的那些东西经由活动而达成的组合，因此又称为互构。以文本接受而言，文本不仅是作家一厢情愿的书写，而且是与接受者不断地进行潜对话的书写。书写的文本便是这种潜对话的互构；文本拿到接受者手中，文本在这种上手中除文本之外又构入了印制与传播，选择与购买，它们都现实地体现在文本上手之中；文本接受，又是接受者的经验构入，这是接受者时断时连或一气呵成的阅读过程的构入。同时，先前形成文本上手的那些因素，也都构成接受的实在影响或语境影响。这时，文本还是那个文本，但它所提供的问题域与阐释域，就明显地不同于认识论范式中的那个文本。对实践论范式的这种互构综合状况，哈贝马斯阐释说：“言语与行为不是一回事。直接参与者在日常交往实践中所追求的是行为的目的；参与到共同的解释过程当中，目的是为了形成一种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把他们的行为计划协调起来……解释者的目的行为与直接参与者的目的行为必须就行为的目的达成一致”。(21)

(3)实践论理论是阐发意义的理论。认识论范式的理论规定是罗素所说的“可断言性”的，即它总是要把先在的知识在对象的体现状况中用判断语式概括出来。对比而言，实践论范式的理论是意义的阐释性理论。意义是一个凝聚着关系结构的概念，像“爱”这个概念一样。规定概念得以形成的各个方面，在概念中被凝聚。西方一些语言学研究及结构主义研究，有一种到语言或结构中搜寻自在的意义，把唯有在接受关系中才能起作用的语言或结构，封闭为意义贮藏罐式的语言与结构的倾向，它们因此面临解构主义的批判而走向衰落。须予指出，实践论范式的意义关系性与条件性的理论关注，并非要把研究拉入经验具体性甚至个别性中去。意义阐释只要是理论的，它就不可能绕开普遍性或者一般性，虽然它不务求认识论的可断言性。其实，这也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谈到的具体普遍性问题。

由于实践论范式是建构在以文学活动为要点的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所以，文学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相互作用与相互构成关系，就更容易见出它理论建构的当下性与灵活性。如艺术生产论研究，文学社会学研究，文学政治论研究，大众文化中的文学研究，新媒体文学研究等。这类研究，不仅为实践论范式所注重，也互构性地建构着实践论范式。

三、文化论范式

中国文学理论的文化论范式，从它进入规模性搭建的1990年上叶开始，它就是文学理论认识论范式及美学范式的批判性范式。而且，这种批判一直伴随着它的范式搭建过程。它对于既有文学理论范式的批判——是它的批判，也是它的被批判，集中体现在这样四个方面：

首先，它对于认识论文学理论范式坚持多年的文本中心论的批判。1990年代，是中国社会转型国势既定后又经过了近10年的蓄势，而以市场经济高度活跃为特征的年代，市场经济把市场文化整体性地拉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在这一拉入中，娱乐、审美、艺术乃至文学写作也一并被席卷。作为社会生活活动的文学，以其语言表述的特殊身份，成为具有突出的活动性质的市场文化现象。当文学以其活动性在社会文化中现身时，文学的社会生活活动的研究，便拉开了对文本中心论施以批判的帷幕。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余虹在文化论的大众文化研究渐入高潮的2003年表述说：“我想以‘总体文学’这个概念来涵盖狭义的文学和‘具有广义文学性的非文学的话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拓展文学研究的领域”。(22)余虹说的“狭义的文学”即文学文本，“广义文学性的非文学的话语”则不仅超越了文学文本，而且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文学活动，把社会生活活动也拉入到文学中来。随着活动性文学研究日见增多，理论的批判与反批判也日渐激烈地展开。其次，它对于向文本回归的文学理论的领域性收束展开批判。文学理论向着文学文本的领域性收束，被学者们称为向内转，即转向文本意义的文学对象自身。这种收束本身就是批判性的，这是中国文学及文学理论摆脱此前政治工具身份的批判性转身。当文学理论界陶醉于这一批判性转身时，起于1990年代的文学活动性的文化研究则对这种批判性转身进行了批判，这是一股向外拉动的理论力量。其三，它是对于当时正形成着的理论知识格局的批判。当时，西方文学理论及其他学科理论已经向中国理论界涌入，很多东西与中国既有认识论理论格局相融洽，于是形成了一套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客体、创作与欣赏、政治与审美、理性与感性二元论的知识格局，这类格局在井喷式推出的多种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中成为大体确定的格局。当时启动的面对活动的文学研究，不得不被活动对象的有机综合性所规定，因此也不得不对那种二元论的版块性知识格局予以批判。陕西师范大学畅广元主编的《文学文化学》，把文学纳入文化研究，是文化学范式初建阶段有影响的成果。它的批判指向在于当时文学理论“学科观念的封闭性”，“学科内容的狭窄性”，以及“学科方法的单一性”。(23)其四，它是对当时正在兴头上的基于理论兴趣的聚合性理论建构趋向的批判。1990年代，面对西潮涌入，中国文学理论界一方面积极汲取西方理论，一方面又力挺自己既有的理论格局也可以说是理论体系。当时的理论建构趋向就是理论上的以西论中、以西助中。这种论与助，都围绕既有理论格局展开，形成一个审美论、功能论、构成论及批评论的理论构架。文学文化论的理论建构，随着文学活动而使相关理论研究面对热闹的文化活动发散式地展开。刚刚在收归文学自身中形成的理论构架在这种发散式展开中被批判性地解构，于是便有了当时盛极一时的“边缘化”之说。以上四个方面的批判理所当然地成为它的被批判。既有文学理论以已然觉醒的学科领域意识和已然被西论充涨的学科体系意识，对颇有些暴发户架势的文学文化学研究展开批判，这就是当时引起不小反响的文学对象之争，亦即文学理论的家园之争。因此，文化论范式是在批判与被批判的过程中建构的。对这种情况，陶东风曾从批评学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他所阐释的三个要点，与上面指出的四个批判方面是大体切合的。(24)

上述文化学范式的批判与被批判的动力倾向，使这一范式在建构中走入了一条可以不如此走的路径，即出离文学理论。一批文化学范式的建构学者，在自己开辟的文化学范式中释放着一种对于文学理论的疏离力量，他们更倾向于在自己开辟的文化领域形成自己的对象关注、问题关注以及理论资源的关注。他们更多地不是在文化学研究中建构文化学文学理论的范式，而是建构一个从文学理论中分化出来，进而自成体系的只是相关于文学理论的文化学范式。比如在文学理论主导之外另辟蹊径的文化产业研究、生活艺术化研究、娱乐文化研究、传媒文化研究等。对这种令人担忧的文化论疏离文学理论而另辟蹊径的倾向，童庆炳曾语重心长地予以提醒：“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放弃对诗意的追求。文化视角无论如何不要摒弃诗意视角。我们要文化，但也要诗意、语言等等。大可不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是文学艺术的诗情画意的守望者”。(25)诗意，即文学在语言营造中提升现实、超越现实且又把美好的社会理想、生存理想带入现实的知情意相统一的魂魄。无论这文学是文学文本，还是文学活动，它都是诗意展开的研究对象，离开或淡化了文学对象的诗意，这类文化学研究可以是博学的，可以是深刻的，可以是潜入历史的，也可以是现实动态的，但却未必是文学理论的。

从文化论范式的文学理论建构状况而言，有两种取向，一种是阐释取向，一种是建构取向。阐释取向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既有文学理论范畴与命题，进行文化学阐释或文化学批判性阐释。这种阐释的合理性奠基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与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一体性关系。在这样的一体性关系中，文化系统以文学的母系统身份发挥系统性的规定作用，因此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的研究完全可以在它的文化母系统中找到系统规定的根据，从而使既有文学理论的范畴、命题获得文化学审视与批判的根据。南京大学周宪在审美现代性美学二元范畴结构的研究中，运用文化学方法及理论资源，阐释了文学理论经常谈到的“韵味”与“震惊”范畴。他分析这对范畴的提出者本雅明，指出“在他看来，传统文化是一种手工性的，而现代文化则是机械复制的文化”。因此，“传统艺术是一种带有‘韵味’的艺术”。(26)论证本雅明的关于文化阐释的“韵味”，周宪又从文化对于艺术规定的相似性角度，用王羲之《兰亭序》的文化规定性对“韵味”进行范畴阐释，致使文学理论及美学范畴有了文化学的着落。另一种阐释取向是对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现象性阐释或事件性阐释，比如有学者研究1920年代创立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两位学者罗根泽与郭绍虞，在分析二者的学术主张差异时，便将之放入当时的“整理国故”的文化运动中，对之进行文化学的考查，并由此评价说罗根泽与郭绍虞“分别代表了古代文论研究的两种学术理念，也体现了当时‘整理国故’运动对待传统文化的两个面向”。(27)这类文化论的分析，使文学理论研究有了更为广阔的文化根据。与文化学范式的阐释取向不同的是理论建构取向。这一取向的根据在于文学及文学理论与文化及文化学的互构关系。从学科规定的总体与部分角度说，文学在文化中，是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因此文化系统是文学系统的母系统；就文化与文学的现实及历史关系而言，则不仅文学理论是文化构成，文化也是文学理论构成，它们互构并且互动。当对这种互构关系的研究展开为理论建构时，则文化学的文学理论建构就有了文化学的文学理论范式。对这种互构的文学理论的范式影响，童庆炳指出：“文化研究的所谓跨学科反学科的方法，可能冲垮原有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面临学科体系受到冲击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理论面临的挑战。但是由于文化研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和关怀现实的品格，也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密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使文学理论焕发出又一次青春”。(28)童庆炳对文化批评对于文学理论建构的关注与期待，已在很多理论研究中不同程度的实现。这类体系建构范式，主要是取文化与文学、文化学与文学理论的一体性构成关系，它不是侧重于哪一方，而是从一体化关系的角度，提取二者关联的范畴，以及二者一体化的批评范畴，并据此形成体系性的命题与阐释。比起既有的文学理论范式，这显然是别有洞天的问题群的理论显现。

对文化学范式进行理论概括，其要点在于：

(1)文化是理论研究的总体性范畴

文化现象的庞杂、零散、无处不在，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其他学科研究难以比拟的取样方便，但同时，也带来一个学科定向与定位的困难。这种困难引发出两种情况：一是很多研究者沉浸于具体的文化现象中，调动这类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四通八达的关联性，把文化研究办成超市般的集散地。各色文化现象为了一个设定的文化课题，像购物者那样，挤挤攘攘地购物而来，又挤挤攘攘地取物而去，文化研究由此成为课题性的大杂烩式的研究。二是使文化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对之进行包罗万象的概念性研究。于是，这些概念便成为一个个小招贴，随意地贴到什么现象上去，如墙壁文化、摊床文化、公交文化、厕所文化等等。概念是文化的标签，文化是概念的例证；而这又很容易沦入概念的逻辑游戏。劳伦斯·格雷斯伯格曾对文化研究的标签化在西方带来的混乱概述说：“它是一件遭到抵制的危险之事，而且随时可能会被攻击，如太理论或不够理论，太政治化或不够政治化，太抽象或太具体，过分批判或批判得还不充分，过于精英或过于平民主义，太专注于学院规范或太过分消弱学科规范，助长了西方文明的衰退或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的仆人，等等。”(29)这两种情况在近年来国内文化研究中普遍存在，如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文化学研究中常见的简单归类的研究，以及先设定某类文化特征，然后进行对号入座式研究等，对这类情况，一些学者提出了批评。(30)

尽管对于文化研究有各种不同看法，但文化是一个总体，因此是一个总体性研究对象，对这一点，在众多有成果的文化研究中可以说是共识性的。总体性，是说各种文化现象，精神的、物质的、行为的、制度的，都有一种彼此关联性，而且这是一种互生互构的关联性。这种总体关联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上以横向与纵向相交织的网络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不同文化现象不过是文化网络枝蔓上满天星式的花朵。

对无处不在的文化总体性，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将之概括为涵容着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及任何一位社会成员的能力与习惯在内的“复合整体”。(31)20世纪初，英国文学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同样认为文化不仅包容着且调节着构成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各种“专门研究”，“必会和文化的比较研究相衔接，而且得到相互的助益”。(32)泰勒与马林诺夫斯基是文化研究的开启者与奠基者，他们对于文化的总体性看法也是具有奠基意义的看法。文化作为一种总体规定不仅制约着文化的方方面面，而且根据这方方面面对于文化的作用，对之进行权力的衡量。这便已经深入到文化总体性的运作层面。

(2)文化总体性现实地见于文化活动

文化总体性可以理论地分析、揭示与表述，但作为文化的现实规定性，它却不是理论性的，而是现实实践性的。它以一种相互作用力的方式存在于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中。或者说，具体文化活动，作为进行着或者完成了的文化活动，是被关联性的相互作用力推动的或塑型的活动，它是相互作用力的发力过程及其结果。这也就是哈贝马斯谈到主体间性时所说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完成行为”。

近年来形成的中国文化学文学理论范式在文学活动的文化研究方面存在着有待打通及方法适宜这两个问题。有待打通，即打通文学文本与文学活动的界限，从仍居主导地位的文本中心走出来，敞开文学活动的视野，并且把已然展开的文学理论的文化研究，从文学理论之外的游走状态整合到文学理论中来，这既是文本与文学活动的打通，又是文学性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的打通。在这方面实践论范式的活动性关注可以导入，进而在活动研究中向不同文学活动间的文化关联性推入。方法适宜，即改变文本中心的套路性的研究方法，向文化活动的研究方法转换。这类研究方法已不同程度地展开，如语境研究方法、场域研究方法、边缘综合研究方法，及上面提到的实践过程研究方法等。但须进一步突出活动性研究。当文化研究进一步转入活动性研究，则既有文学理论的格局将发生巨大的整体性变化。

注释：

①②③(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伊安·哈金：《导读》，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页，第15-16页，第15页。

④哈贝马斯论述社会科学的意义理解，涉及理解结构的规定性问题，规范调节行为问题，亦即范式问题，这类理解结构对于不同的理解者而言，是他们具体理解的先行而在，或者是专门训练获得，或者是以外行身份预先地得于日常生活。他们在理解结构中达成对于对象的理解，这种达成理解，既不属于原本对象，也不属于理解者，而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完成。他把由此达成的理解称为“完成行为”，对于这种理解获得的整体规定性(范式)，称为参与性行为语境。([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0、182页)

⑤马大康从差异范式的比较角度分析文学创造论与文学生产论的不同，二者的总体性特征被明晰地概括出来。他认为“文学创造论与文学生产论属于两套截然不同的理论话语。创造论张扬主体性，鼓吹创作自由，强调文学自律，以主体地位的绝对优先来抗拒现实束缚，它立足于人这一根基，是在人文主义视野中展开的理论话语。生产论则把文学活动置于生产、传播、消费、再生产的总体过程中，置于整个社会文化大背景中来考察，并努力揭示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文学体制、生产机制以及艺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密切关联，强调文学生产的他律性……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相互抵悟的文学观念与理论范式”。(马大康：《从“文学创造”到“文学生产”》，《文学理论前沿问题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页)

⑥(1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第33页。

⑦蒙塔古概括认识论中最尖锐也最有意义的争论时说：“世界的种种物体和种种属性对于知者或主体发生被知的关系，我们要问，它们的存在对于这种被知关系，若有任何依靠的话，依靠到什么程度”([美]威廉·佩珀雷尔·蒙塔古：《认识的途径》，吴士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页)。这是认识与生存的关系的发问。

⑧(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页。

⑨反映论对于文学的合理性，中国社会科学院钱中文阐释说：“反映是人的思维的根本特征和功能。文学艺术的创作是意识的一种形态，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反映”。(《钱中文文集》第一卷，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页。)由此，他对反映论进行了综合性阐释。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孟繁华把他收集的90年代的文艺学与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结集命名为“想象的盛宴”，这即是当时文学状况的形象表述，又可以看作是理论状况的形象表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1)钱中文：《钱中文文集》第二卷，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13页。

(12)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18页。

(13)(14)(15)(16)蒋孔阳：《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14页，第113页，第106页，第114页。

(17)蒋孔阳：《人是世界的美》，《蒋孔阳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3页。

(18)童庆炳：《童庆炳谈文学观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20)(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原序第7页注①。

(21)(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1页。

(22)余虹：《白色的文学与文学性》，载《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0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页。

(23)畅广元主编：《文学文化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绪论”第1页。

(24)陶东风对当代中国文化批评进行了回顾性研究，阐释了文化批评展开中遇到的三个关系，即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文化批评与文学的自主性关系，文化批评与传统社会学批评的关系，并对这三个关系结合西方相关理论，西方相关理论的影响，中国文化批评的展开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展开的争论进行了条分缕析的阐释。(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59页。)

(25)(28)童庆炳：《〈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载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总序第5页，总序第3页。

(26)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88页。

(27)郑伟：《罗根泽与古代文论研究新理念》，载童庆炳等编著：《文化与诗学》2013年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8页。

(29)(英)劳伦斯·格雷斯伯格：《文化研究之罪》，郑飞燕译，载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

(30)闫嘉曾对有的学者进行的现代文人与传统文化“行为的外在模式”个性差异展开对比，进而又对归入“内心价值认同上的一致性”的研究提出批评，认为文化个性研究的要点是“关注个体差异与集体想象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闫嘉：《马塞克主义：后现代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3年，第225-227页)这是有道理的。

(31)(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生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

(32)(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14BZW004)。

来源： 《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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