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强大的原因在哪里（天下有多大）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古以来我们自诩生活的“天下”究竟在哪里？当东汉名将班彪上书刘秀“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由此可见，我国对领土疆域的管辖是一个偌大而虚拟的概念。

在我国历代朝代中，秦朝只占据中原地区以及外沿，而领土版图最广大的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元帝国，汉民族建立的朝代，领土版图最大的当属大唐王朝，全盛时期的大唐王朝，不仅经济、文化、军事等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其领土版图也是最大的之一。

那么，唐朝统治者对于领土版图的概念“天下观”和“疆域观”是什么样子的呢？笔者身为一名史学小书童，梦回唐朝，来了解下唐朝的“天下”到底有多大？

其实，大唐王朝和以前的历朝各代一样，承袭前朝的传统，唐王朝统治者也经常用“天下”、“九州”、“九瀛”、“四海”、“海内”、“海外”等概念，来称呼王朝的统治区域，一方面这些概念的使用，反映着唐代人的天下观是对以往传统观念的继承；另一方面唐王朝统治者赋予这些概念不同以往的含义，却是唐王朝统治者“天下观”变化的反映。

作为传统的中原民族建立的王朝，明朝也基本继承了唐代天下观与疆域观，唐代疆域观在封建王朝中具有典型意义。那么，唐王朝的“天下观”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考究历史是要讲究史料证据的，史学小书童，为了考证大唐王朝的“天下观”，可是翻遍了史书丹青，最后发现，唐王朝统治者的天下观，史书缺乏明确的记载，但相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含义，为我们窥知其“天下观”提供了可能。

“天下”是唐王朝统治者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在专门记载唐王朝历史的《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天下”一词共出现了3200余次，不仅频繁，而且含义也存在细微的差异。

从总体上看，如果依据含义进行区分，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用于指称唐王朝正式设置的区域，也就是有效的管辖地区，另一种是“大赦天下”之“天下”，是“天下”一词最常见的用法；唐王朝的历任皇帝几乎都在位期间“大赦天下”。

如《旧唐书·高祖本纪》载：李渊取代隋朝，“大赦天下，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旧唐书·太宗本纪上》载：贞观二年（628）三月“大赦天下”，其后的每个皇帝本纪中都有相同的记载。

此“天下”从政令实施的角度分析，应该是指唐王朝律法所施用的区域，也就是唐王朝正式设置府州范围，不然似乎没有了实际意义；“天下”一词的这一用法，我们在史书记载中还可以找到其他许多例证。

如《旧唐书·玄宗纪下》载：天宝元年（742），“其年，天下郡府三百六十二，县一千五百二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此“天下”指的“郡府三百六十二”就是“大赦天下”之“天下”的范围，这也是唐王朝设置，正式府州（或称之为郡府）的范围，与上述分析正好吻合。

看完了以上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天下”在唐王朝统治者的观念中，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含义，但无论是指称唐王朝正式设置的区域，还是指称唐王朝的十道（或十五道）政区，都是唐王朝设置的区域，这一点是明确的。值得说明的是唐王朝正式设置的区域相对比较明确，而所谓十道（或十五道）政区则没有明确的外部界限，包含了众多的藩属地区。

据此，史学小书童可以认为，唐王朝统治者对“天下”的认识似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天下”是指唐王朝正式设置府州的区域，不包括羁縻府州区域；广义的“天下”则包含了羁縻府州及其外围的藩属区域。

“中国”和“四夷”对应，称为“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后是“九州”和“四夷””对应，称为“九州殷盛，四夷自服”，则“九州”的含义应该和“中国”相同，是指汉族聚居的区域。在记载唐王朝历史的史书中，“九州”有时往往和“四海”连用。

如《新唐书·魏徵传》有： 先是，帝作飞仙宫，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由此可见中国和四夷的称呼由来已久。

我们不难看出，在唐太宗来说，“九瀛”或称为“九州”是指西汉王朝强盛时期所奠定的郡县区域；这一区域大致东包括，汉代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的乐浪郡辖地，治所在今天的平壤；西至敦煌郡，辖今河西走廊西部，治所在敦煌；北达河套及其以北地区；南至日南郡，辖今越南中部偏南地区，治所在今越南广治。

史学小书童，发现，唐人除了爱用“天下”这个词外，还喜欢用“海内”，例如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到底在哪里呢？其实，“海内之人”与“徼外之国”对应，则所谓“海内”指称的范围最基本是，包括了唐王朝，置兵戍守的“徼内”区域。“海外”是和“海内”对应的一个词，“海外”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涉及的具体民族政权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新罗，另一个是百济，还有一个是吐蕃。

《旧唐书·地理二》有：“归义州，总章中置，处海外新罗，隶幽州都督。”明确表明新罗是处于唐王朝统治者所认识的“海外”区域。

唐王朝是继汉朝之后，又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实现“大一统”的王朝；经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尤其是众多的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挑战“中国正统”，传统的“天下观”和“夷夏观”受到了严重冲击。

唐王朝统治者在处理中央和边疆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少进步的成分，形成了具有显著特点的天下观、夷夏观和藩属观念；从内容上看，唐王朝统治者这些观念的变化，是对前代的传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而其中汉朝统治者的天下观、统治理念及实践对唐王朝统治者观念的变化影响最深。

在唐王朝统治者的心目中，“中国”是最为核心的区域，是保持天下稳定的核心，前引史书所载“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九州殷盛，四夷自服”等代表着唐王朝统治者的这种认识，“九州”还代表中原民族所固有的疆域，陆游的诗“但悲不见九州同”就将九州地区看成中原人不可分割的领土。

据此，唐太宗以“根干”喻中国，以“枝叶”喻四夷，并认为损伤根干而奉养枝叶的做法，是毁坏根本的，不足取，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观点，唐太宗认为之前将突厥留在河南之地是错误的做法；可见，“中国”与“四夷”的对应，是唐代天下观的重要立足点。

史学小书童，查遍了史料，也没有找到“九州”就明确的范围，且越查越乱，史学小书童发现，“九州”是一个界限不十分明确的地理概念，虽然起源于我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并且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

但在唐太宗的认识中基本上，是指称西汉王朝强盛时期的郡县区域，一方面表明唐王朝作为“华夏正统”，其疆域和前代有着继承关系，另一方面则表明唐王朝统治者对天下的认识，也是源出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

汉唐统治者的这种不同认识和具体实践的结果，我们在记载汉代历史的《汉书》、记载唐代历史的《旧唐书》和《新唐书》之《地理志》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汉代的疆域，基本上是西汉王朝正式设置郡县的沿革情况，而且是由传说中的“九州”开始谈起，明确反映着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些郡县是在先秦时期“九州”的基础上形成的。

故而，说《汉书·地理志》所载郡县的范围，就是汉代人心目中“九州”的范围，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实际上汉王朝的有效管辖区域并不仅限于郡县范围，诸如西域都护的设置就将西域纳入了有效管辖的范围内；护羌校尉的设置自然也表明汉王朝对西羌行使着管辖权；护乌桓校尉则是管理乌桓和鲜卑的机构等等。

但是《汉书·地理志》对于西域都护、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等特设机构管辖的区域则没有言及。之所以没有言及，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这些机构的设置并没有纳入汉代的官僚体制之中，而是属于“加官”的性质，因而它们管辖的区域和郡县区域还有差别。

其二，汉王朝是将这一区域作为“九州”这一皇帝之“家”的“藩屏”看待的，自然会与郡县区域不同。

其三，在这一区域聚居的主要是边疆民族，这些民族无论是在生活方式上，还是在价值观念上也和中原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汉代人没有将这一区域纳入皇帝“家”的范围内。

“德被四夷”也是人们对天子提出的良好愿望，同时也是唐王朝历代皇帝梦寐以求的目标。对于这一点，我们不仅在史书中可以见到众多的记载，而且在《贞观政要》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唐太宗谋求以德治国思想与政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唐王朝的“天下观”和“疆域观”也随着国力的强盛不断地野心膨胀，唐王朝，冠德礼教征服四方，其主要的目的就是征伐疆土，只是历代的中原王朝出征总是讲究出师有名，而唐王朝作为最讲究礼法并且和汉帝国看齐的王朝，出兵征服四方总需要给出点说法，那么最好的说法就是，用中华美德去关爱和治理周边的四夷之地，让全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其实这种野心征伐的借口，在历朝历代都是被惯用的伎俩，作为雄踞东亚大陆的大国，就要有大国的特色和礼节，赤裸裸的威胁，不是一个文明大国该干的事，先礼后兵这才是古代东方帝国最常用的手段，在道德盛威上占据了上风，让一场侵略战争愣生生地说成是为民请命。而唐王朝作为古代最耀眼的一个王朝，这种手法也是极常用，这就是大唐的天下观和疆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