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洪商里的杨大江有历史原型吗（一代洪商火爆原因之民国时期洪江的地方报纸及其社会影响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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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洪商里的杨大江有历史原型吗

民国时期洪江的地方报纸及其社会影响

梁 波

清朝中期以后，位于湘、黔、川、桂之间的洪江，得益于其无可替代的水陆要冲位置，得益于其周边丰富的物产和广阔的市场，逐步壮大和发展。到民国时期，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大西南最繁荣的商业重镇，享有“小南京”等美誉。据文物部门考证，洪江城内在民国时期有“ 18家报馆、23家钱庄、34所学堂、48个半戏台、50多家青楼、60余家烟馆、上百个店铺、近千家作坊，以及数不胜数的宫、殿、寺、堂等”，商贾云集、盛极一时。

关于洪江古商城的经济社会形态、文化艺术状况，乃至其中的各个方面，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并为世人所公认。本文主要就民国时期洪江的地方报纸状况及其社会影响，试作研究和分析。

一、洪江报纸的基本情况

民国初期，洪江就出现了一些由会馆、商家等印制的以传递信息为主的石印出版物，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洪江现代报纸的雏形。因为出版周期没有固定，传播范围不大，印刷数量极少，我们这里不将其作为报纸进行研究。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震撼着当时的中国社会，并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在这个时代，首先觉醒的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奔走于各个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以报刊为主要阵地，宣传民主革命学说，创办了《浙江潮》、《苏报》、《中国白话报》等20多种政治性报刊，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传播形态。

其时，洪江人要看报纸，只有托那些走南闯北的商人，从长沙乃至武汉等地买回过期的报纸，然后争相传阅。因为交通所限，当时的报纸要到达洪江，最快的要一个星期，一般则是十天半个月。民国8年，沅水下游的沅陵创办了《湘西日报》，开怀化报业之先河，洪江人看报纸稍微方便。虽然新闻已成旧闻，报纸已经磨损，但是仍然为当地的达官贵人所喜爱。

洪江设立电报所后，为政治、商业资讯的搜集和传播提供了较便捷的条件，古商城的报业由此而走上历史的舞台——

民国十四年，古城木商首富方顽佛在龙船冲用手工纸石版印刷，出版了洪江的第一张正式报纸——《洪江日报》。

民国十五年，洪江服务督禁局的赵燕豪，创办《新湘西日报》。

民国十五年，洪江市政厅长冉辅廷在龙船冲创办《洪江市政周刊》。后改名为《新洪江日报》。石印，每日对开一大张，设有专门的发行部。

民国二十一年，《蛮报》在古城丫叉田创刊，油印、铅印不定，四开四版，三日一期。

民国二十一年八月，洪江市政府和商界人士创办《湘西新报》。铅印，四开四版，隔日出版，谢基文任编辑部主任。民国二十四年底停办。

民国二十二年，刘融之等人在老街蓉城公所创办《雄溪潮》报，社址在老街蓉城公所（湘乡馆），石印，四开四版，民国二十五年停办。

民国二十三年，洪江商会会长吴克成在岩码头山陕会馆创办《正报》，危善一等具体负责，铅印，四开四版，民国二十四年停办

民国二十四年，《雄溪潮》改名《潮报》，在湘乡会馆继续出版。

民国二十四年，李汉平、黄可志等人创办《洪江市报》（在芷江商人吴启文八开版的《市面行情报》改版而来），社址在龙船冲口，四开四版、八开四版不定。二十九世纪更名为《新报》。

民国二十五年初，杨善钧等在岩码头陕西会馆创办《会同晚报》，一度名为《晓报》，铅印，四开二版，民国二十八年停办。

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一日，教育、新闻界人士舒葵甲在辰沅馆创办《洪江铎报》（后搬到歌诗坡），铅印，四开四版、四开二版不定，先为三日一期，后为日报，民国二十八年停办。该报在重庆、香港、汉口、长沙等地聘有特约记者。

民国二十六年，国民革命军370团政工室主任邹泽新在中山公园创办《洪江晚报》，国民党二十八军军长陶广题写报名，经理胡少白（中共洪江支部宣传委员）。

民国二十六年，乔子磊在湘乡会馆出版发行《敢报》。

民国二十八年，何萍川等人在歌诗坡览胜楼创办《五溪导报》，后改名为《南亚晚报》、《西南晚报》，编辑部主任杨友蓉。

民国二十九年，《西南日报》社由桂林迁来洪江歌诗坡，发行人彭文富、何萍川，何炯、李子愚、郭介眉、文振亚等先后负责，铅印，四开四版、对开二版不定，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

民国三十年，《会同民报》（民国二十二年在会同县城大井头创刊）搬迁到洪江关圣庙（后到中山纪念堂），铅印，对开四版、四开四版、四开二版、八开四版不定。明译荣、杨聪、林中梁等先后任社长，赵我如、林一知等先后任总编辑，民国三十八年停办。

民国三十四年二月，《中国日报》在狮子楼六号创办，铅印，四开四版。发行人甘自平。

民国三十四年，《洪达月报》由洪达中学学生自治会创办，铅印、油印不定，四开四版，社长魏拯黎，发行人谢次安。

民国三十六年，国民党会同县党部在莲花地创办《正谊日报》，发行人明译荣，社长邓庆寿、唐曙光（洪江镇镇长）。铅印，四开四版、八开二版不定。民国三十八年停办。

从目前能搜集到的报纸来看，民国期间洪江先后存在不同名字的报纸二十五种。但是，《洪江市政周刊》与《新洪江日报》，《雄溪潮》与《潮报》，《洪江市报》与《市面行情报》、《新报》，《洪江晚报》与《长江日报》，《会同晚报》与《晓报》，《五溪导报》与《南亚晚报》、《西南晚报》，实际上是属于一种，其办报人员、版面风格，甚至报社地址、机器设施等前后相承，互为因果。所以，我们可以认定，洪江民国期间前后共存在报纸一十八种，只是其名称和基本情况与其他资料有所不同。

二、性质与类别

每个新闻媒介，都有自己的章程和宗旨，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目的，其功利性不言而喻。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报纸样本不多，对每种报纸特有的政治取向和价值追求难以全面把握。根据目前的资料，我们把当时的报纸分为以下几类：

1、宣传政治主张，灌输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理念。

《新湘西日报》、《洪江市政周刊》、《新洪江日报》、《会同民报》、《会同晚报》、《中国日报》等报纸，一面世就带有很大的政治色彩，主要发布官府的公告、文告，宣传官方、军方的政令、指令，实际上就是当时主流社会的宣传机器，直接为封建官僚等统治阶级服务。《正谊日报》是国民党会同县党部创办并主管的，完全是国民党的喉舌。

《五溪导报》（《南亚晚报》、《西南晚报》）的创办人是时任会同县三青团干事长的何萍川，他是当地三青团的核心人物，创办报纸的目的就是为当时的国民党统治服务。民国三十六年会同选举“国大代表” 时，当时就有人说：“党方掌握的印把子，搞不赢团方控制的枪杆子和大报纸！”《西南日报》是湖南省第十区专员公署的机关报，专员亲自主持，其政治目的也很明显。上述报纸，虽然归属于政治上的不同派系，在某个时候会对当时政府的某些行为表示不满，出现一点不同的“杂音”，但是他们的本质上是采取维护、匡正的态度，所谓“小骂大帮忙”。

非常难得的积极传播进步思想的《洪江晚报》。该报开始是由一度驻防洪江的国民党军人为发行人，后来逐步为洪江中共地下党所控制。1938年1O月下旬，中共湘西工委叶枫(梁春阳)前来洪江，吸收小学教员江仁杰、贺琼等4人入党，组成了“中共湘西工委洪江支部”， 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利用《洪江晚报》做阵地，连续发表了中共地下支部书记江仁杰以“木火”为笔名撰写的一、二、三论国共合作的社论，发表了中共地下党员贺琼以曼石、卞石、金缨、一林等笔名撰写的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腐朽黑暗的杂文，以大力唤起民众，鼓励有志之士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等，使市政当局感到十分恼怒。为了坚持斗争，他们将《洪江晚报》改名为《长江日报》，迁址三义宫，并聘请社会名流杨冥阶为名誉社长，以作掩护。后因保安司令亲自出面干涉，而被迫停刊。

2、活跃商业经济，沟通工商信息。史上新闻媒介的出现，首先是人际交往的需要，随后才是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的需要。在洪江报纸的发展情况看，报纸出现的初期，商业经济已经非常发达，而社会并不稳定，政权统治在军阀之间几度更替、你来我往。所以，洪江报纸最早的目的，是传递商品物资的信息，沟通商家之间、商家与客户之间、洪江与外地之间的商品交流。最早创办的《洪江日报》，就是由经营木材的大商户方顽佛为首办起来的。开始，主要也就是在一些木材经营商之间发行，内容无非就是汉口、常德等地的木材销售行情，水上木排的发运情况，以及会同、天柱、绥宁、锦屏等木材产地的情况。后来，根据一些文化人的提议，为了增加发行量，扩大影响，该报增加了一些政治和社会消息，并发布与人们相关的官方、军方的公告和动态。

本土报刊的社会效应逐步显现出来后，商会和行业商会也出面创办报纸，当地的知名商界人士纷纷有意识地介入其中。芷江籍商人吴启文创办了八开版的《市面行情报》，主要就是刊登商品买卖、商家开业、人员招聘之类的信息，接近于现在的“商报”、“信息报”、 “广告报”。 民国二十三年，洪江商会会长吴克成创办了以经济内容为主的《正报》，内容更加丰富。民国二十四年，时任洪江商会主席的李汉平（长春永绸布号老板）出面将《市面行情报》改版为《洪江市报》（后又改名《新报》），由时任商会常务委员的黄可志等人具体负责，使之直接为商会服务，成为商会的“机关报”，主要是发布购求信息、指导物资聚散、引导商品交流。这一类的报纸，出自于生意人，谈的是生意经。

3、把报馆当作实业经营，以赢利为主要目的。

民国三十二年，在与洪江紧邻的黔阳县，当地的《黔阳民报》办得颇为红火，国民党党部书记长陆尤进与县长刘伯谦为该报的业务收入相互争利，两个分别向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及省政府控告。结果，《黔阳民报》被勒令停办，事隔近两年才得以恢复。事实上，民国期间，洪江部分报纸经营状况还是比较好的，一度颇有盈余。在这种情况下，个别人自以为办报赚钱，不惜大胆投入，比如《雄溪潮》报、《蛮报》、《敢报》、《洪江铎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的。因为当时洪江的辐射范围宽，报纸发行量大，而且洪江本地商业发达，广告市场大，收入相当可观。八开四版的《雄溪潮》报，每月订报费要大洋一角（外阜加邮费一角，约等于15斤大米的价格）,同样是八开四版的《五溪导报》，在民国三十七年的时候，每月报费达“国币”一十四万元，这在当时，都是不菲的价格。

实事上，洪江的报馆贫富不均，大部分报刊经济拮据。由当地党团组织创办的报纸，是当时当地的党团组织拿钱出来补贴的，商会的报纸则是商会试行经费统管，将筹集的其他费用来弥补亏欠。各个报刊各显神通，自筹资金，惨淡经营，一些报纸栖身于各个同乡会会馆之中，也可以省却部分经费。致力宣传进步思想的《洪江晚报》，就因为经济困难，几度濒临停刊。1939年，共产党员贺琼为了报纸能够生存下去，就到当铺里卖掉了心爱的赤金项链，然后将所得的300块银元，全部用于支付了报纸的印刷费。

令人痛恨的是由社会闻人乔子磊为发行人的《敢报》。该报抛弃了起码的新闻道德，经常登载一些“花边”、“秘闻”、“逸事”、“内幕”，捕风捉影，故弄玄虚，甚至无中生有、造谣中伤，藉此恫吓施暴，敲诈勒索事主的钱财，在民众中留下了不好的名声。

三、报纸的社会影响

报纸，是民国时期洪江最主要的传播媒介，遍布城区的各个角落，覆盖社会的各个阶层，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报纸的存在，我们认为都是从主办者自身利益出发，以达到其代表的势力和阶层的最大目的。因为当时大部分报纸的创办人（发行人）主要是军阀和官僚，其新闻主要是“中央社”电讯，大多数文章都是维护当地军阀势力和国民党政权的统治，维护官僚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客观地讲，这就是当时报纸的最主要、最直接的社会影响。

军阀统治时期，一些军界首领忙于战事，对新闻稽查并不严格，他们的新闻官审查报纸时，只对自己军队的布防、调动等军事机密严格控制，对其他新闻一般不予过问。后来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党部对新闻管理非常严格，但是这里天高皇帝远，与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毕竟有异，为当时的报纸提供了一定的舆论空间。所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也可以肯定，民国时期洪江的地方报纸，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宣传了民族工商业，促进了古商城的经济发展。前面已经提及，洪江的部分报纸是以洪江总商会、行业商会或者个别大商号、大商人主办的，报纸内容主要是立足于商业活动，致力于商家的经济利益。

第一，宣传了洪江市的商业经济地位，营造了较好的商业气氛。通过广泛宣传，逐步吸纳了周边的物资和才智，从而奠定了洪江的湘西南经济中心的地位。洪江的报纸，发行到周边的二十多个县市，后来更加送达了武汉、长沙、桂林、常德等大中城市，部分报纸甚至送达到重庆、贵阳，报纸所达之地，就是其影响所及之地。

第二，宣传了洪江及周边地区的优质物产。通过报纸的扩散，洪江周边的桐油、木材、药材、土纸、木器、陶瓷等，都成为国内知名的产品，其中“洪油”、“广木”更是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品牌。在这当中，一些大的商号、钱庄、镖局等，也都成为远近闻名的“品牌”，其经济实力、商业信誉为人称道。第三，活跃了当地的商品流通。报纸通过多种形式的宣示，使曾经闭塞的农村乡镇的信息得以沟通，加快了各类物资的流通，山货、土货可以便捷入市，现代商品也就开始进入普通民家。无疑，这些报刊的出版发行，给当时的商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便宜。

2、宣传了我党的主张和一些进步观念。

洪江在较长一段时期是军阀割据之地，国民党反动势力介入较迟。洪江中共地下党成立后，首先就注重民众的启蒙宣传，促进劳苦大众的觉醒。他们除了组织“洪江女子工读团”、 “晨呼队”、“吼声歌咏队”等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外，也特别从报纸入手，江仁杰、贺琼、向泽元等地下党员直接担任《洪江晚报》的主笔、拟简员（记者），他们为报纸撰写不少言简意赅、短小精悍的散文、诗歌、短评、杂文，文章笔力矫健，深中时弊，为宣传抗日救国、唤起民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洪江铎报》也因为有地下党员曾树模任主编，在副刊刊出过“抗战诗词特辑”、“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特辑”，并长期辟有“救亡儿童”、“抗战”两专栏（由洪江市人民抗敌后援会编），并多次发表与蒋委员长“新生活运动”唱对台戏的文章，以致被县党部勒令停刊。在《蛮报》等其他报纸，也有当时身在外地的民主进步人士，发表了一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开启民智的文章，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通过这些潜移默化的宣传，附近县市的进步青年积极投身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现在，洪江周边的溆浦、辰溪、会同、靖州、绥宁等县，都被评定为革命老区县。

3、活跃了当地的文化生活，培养锻炼了一批新闻和文化人才。洪江在清朝以前属于没有开化的“蛮荒地区”，文化相对比较闭塞和落后。报社的开办，吸引了一批知识分子参与，他们利用报纸，宣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对群众进行了一些文化普及和教育，提高了当地的科学文化水平。同时，报社为了争取读者、改善形象，也组织开展了一些有益身心、有益社会的公益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和繁荣了古商城的文化。这些报纸还定期或不定期办有文艺副刊，如《五溪导报》的“沅巫浪花”、“歌诗坡”，《西南日报》的“西南公园”、“笔语”、“铁血青年”， 《洪江市报》的“艺文周刊”、“早安”等，发表了一些健康的文学艺术作品，并通过不同的方式，推介了当地的民族民间艺术，对传承优秀的文化艺术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当时在报馆工作的员工，有许多进步青年，他们通过在洪江办报的实践，知识和才干都得到增强。如《西南日报》被解放军被接管后，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提供了物质和人才基础，直接被改造成服务于新社会的报纸，成为了宣传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的宣传武器。当年办报、撰稿的不少新闻人才，后来成为了新社会我党新闻、文化工作的骨干，在后来的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洪江的地方报业非常发达，影响深远。它是洪江古商城文化中非常活跃的有机组成部分，积极促进了洪江一带各民族、各县市地方文化的融合和传播，对于洪江古商城的繁荣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亚高原*粟裕学研究馆馆刊·《粟裕研究》电子版2011年第10期总第45期湖南省侗学研究会2011年洪江年会暨洪商文化与民族融合研讨会论文专辑刊发）

主要参考文献：

《会同县志》（会同史志办）《洪江市志》(洪江史志办)《会同文史资料》（会同县政协）

《洪江文史资料》（洪江市政协）《怀化大事记》（怀化市史志办）；古商城民国报业史》

《历史遗存篇：洪江报馆》、《往事钩沉篇：文化名人在洪江》(作者：沈梅生)

《湘西报业巨头谢基》（作者：心照不宣）、《岁月如歌唱大风——<怀化日报>二十华诞记》(作者：杨林斌 罗晓明)、《洪江古商城资料辑录》（洪江区旅游局）

参考的主要网站：新浪网、搜狐网、红网、中国台湾网、洪江古商城网、怀化新闻网、侗人网、辛亥革命网等等。

（作者：梁波，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侗族作家、诗人、湘西文化研究学者。）

梁波，原名梁恩好，男，侗族，湖南会同人。出生于1963年最后一天。1984年怀化师专毕业后，在会同县做过文学专干、新闻干事、电视台台长、广播电视局局长等，现在湖南电广传媒股份公司工作。发表和出版的主要作品有：散文诗集《猎歌》，长篇纪实文学《蛊毒——千古之谜的解读》、《赶尸——不仅仅是传说》、《辰州符——神奇还是神化》，中篇小说《蛊女》、《奇兵破匪寨》等。

生平

会同县文化馆文学专干，首任会同县作家协会主席，怀化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共会同县委宣传部新闻干事，怀化市新闻学会常务理事，怀化市记者协会常务理事；会同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兼电视台台长，局长兼电视台台长，县文联副主席；张家界电广宽带网络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丰达有线网络控股公司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湖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高级投资经理，湖南有线沅陵网络公司董事长，湖南有线新晃网络公司董事长。

作品

1999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散文诗集《猎歌》，2005年作家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蛊毒——千古之谜的解读》、2006年作家出版社《赶尸——不仅仅是传说》、2007年作家出版社《辰州符——神奇还是神化》、1990年《雪峰》杂志中篇小说《蛊女》、1991年《海口晚报》连载中篇小说《奇兵破匪寨》等。另有200余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文化论文等发表于报刊杂志，亦发表有通讯、特写、电视片等新闻作品。

评价

梁波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他的散文诗形象新颖，思想丰富。处女作《奔腾的旋律》把音乐比作溪流，获奖作品《邮电楼风景》把报务员比作作曲家，都很生动。在《三月。春天》中，“三月是个小伙，春天是个姑娘，他们青梅竹马。”另人耳目一新。而在《北京日记》里，他以一连串跳跃的形象，描绘人们描绘多次的景点，独特而余味悠长。

散文诗怎么写。各有说法，各显神通，梁波以自己的《猎歌》参与了这个优雅的行列。他给自己的要求是雅俗共赏，我想，这一定会受到大家的喜爱。

——未央《猎歌序》

梁恩好或者梁波的一些散文诗终于成集《猎歌》出版了。他顾念同窗之谊，送来书稿，让我先睹为快。先翻翻题目，不禁莞尔，心想梁君还跑了些地方，什么北京、峨嵋之类都成了笔下篇什。待挨次读来，方知道他写的并不是惯见的闲适游记。他的夜色中的峨嵋，有景又似乎并不见景，而仿佛亦真亦幻地漂浮在月光里、雪山上、夜雾中、禅境深处。读这样的散文诗，感觉是在读诗。不是所有人都能把文章写成诗的。

我不能想象梁君这等大碗喝酒的湘西汉子，细腻起来竟心薄如蝉。当他听见女儿的第一声尖啼破空而至，那哭声震碎他的胸膜，且绕梁三日。而女儿书包中不知名的物件，会让他阅读不完，咀嚼不尽。

梁君的有些散文诗精短得超乎常规，却有情有致，极见智慧。“黑白两道在厮杀。双方的首领，手执羽扇，面对面端坐……待胜负已定，双方的首领伸手相握。那奇怪的笑容，死里逃生的棋子永远不会破译。”这哪里是在写围棋？我读之背生冷汗。

——王跃文《猎歌跋》

《蛊毒》为何这样吸引我，一是题材的独特新颖。蛊毒、赶尸、辰州符是湘西的三大神秘文化，而蛊毒流传最广，要写的东西很多，人的天性就是好奇，只有奇才充满幻想，充满诱惑。伟人毛泽东都怕被蒙汗药放倒（当然带有玩笑之意），读者便更想知道“蒙汗药”到底是何物，危害之大，渊源历史，如何防治，以揭开这神秘而阴毒的面纱。

《蛊毒》可贵之处在于文学性和可读性，它涉及到古古今今、医学领域、人际关系、封建迷信、社会历史等诸多方面。要不成了资料的堆砌，要不晦涩难懂，要不散乱无章。梁波、李苑是写报告文学的高手，用第一人称把这些散乱无章的材料像珍线穿珠一样串连起来，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作者把“报告”和“文学”紧紧结合起来，有人物有故事有对话有描写，象导游似地带领读者走进蛊毒的神秘世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文学性。

读罢《蛊毒》，我十分赞赏作者的无私无畏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按理说写这种题材，搞个中短篇可以，想弄个长篇太难。这里说的难写倒是其次，难就难于采访，为写好这本书，作者走遍了湘、桂、黔的高山峻岭，村村寨寨，还去了青藏高原、云贵边陲、四川大凉山等地，因为那里也流传蛊毒。作者在采访中既要防止有人在你饮茶喝酒时放蛊，又要想尽办法让放蛊人说出心中尘封已久的秘密，而这些，当事人是不愿意谈的，作者在采访中不知道挨了多少白眼，饿了多少肚子，磨破了多少嘴皮，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们终于成功了，笔者有感于此，情不自禁地写了以上文字向作者祝贺，向读者推荐。

——谭士珍《一本新奇有趣的书——蛊毒读后感》

《蛊毒》一书的可贵之处在于求实。从“尘封的故纸”到“不灭的灵感”，从“蛊毒百十种”到“神秘的渊源与传承”，从“难断的公案”到“以药攻药”，从“走进蛊毒区”到“大写的问号”，作者都是以文献为依据，以事实为依据，不妄下断言。尤其是“大写的问号”和“不是结果的结尾”，作者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也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余地。

《蛊毒》一书的精彩之处在于生动有趣，使人爱读。一部好书，在于拥有很多的读者，没有读者，再好的书也是枉然。也许两位作者都是写散文的高手，所以他们写出来的书不同于学究式的著作。他们善于将一个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编在一起，就像将一粒一粒闪亮的珍珠串在一起做成精美的工艺品展示在读者的眼前。

《蛊毒》的语言也别开生面，深入浅出，如作者写道：“说白了，蛊就是一种虫，一些边疆族人又爱又怕的虫。用虫以放蛊，就能麻醉人，使人的头脑都昏晕。蛊不是一只虫，而是很多的虫，如绵延千里的白蚁，如众人身上的病菌。虫多了能干大事，虫多了就不再是虫。就这样，蛊出没于历史的长河中，蛊漂流在想象与现实的迷雾里，亦有亦无，亦真亦假。” 这些文字，怎能不让读者赏心悦目、茅塞顿开呢？

——邓敏文《蛊毒序》

侗族诗人梁波的散文诗写得很美，他笔下的诗行极富画面感，如湘西侗寨里的有着暗绿色湿漉的山道，侗寨里的鼓楼，很滑的青石板路，如那条河岸水竹林边的古老的凉亭，以及那些忽闪忽现的落着白鹭的溪滩，那不贫瘠也不富绕的褐色的土地，构成一幅幅画面，结成一串串的歌谣。侗寨里那些童话故事，实际上写出的就是诗人敏感、脆弱、纤细而美好的往事。那是在追寻民族的灵魂，令人梦幻着那些荡气回肠的动人往事。这便是我读《猎歌》的感觉。八十年代初，诗人梁波开始涉猎 散文诗，在短短十几年内，先后出版了这部散文诗集，同时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近千章散文诗作品。在缤纷灿烂的诗苑中，散文诗是一朵奇葩。我读诗人的《猎歌》。感受到那种心灵深处细腻的情感抒发，仿佛是用童心串接的水晶珠链。 -----盛 夏《追寻民族的灵魂—评梁波的诗集猎歌》

成就

主编、编辑《会同文艺》近十年；

作为编委，编辑出版了《民间故事集成。怀化卷》、《民间歌谣集成。怀化卷》、《民间谚语集成。怀化卷》；

创作荣誉

1986年，省委宣传部、文化厅、文联嘉奖一次

1987年，散文《唢呐待客表盛情》获湖南省首届报纸副刊优秀作品一等奖。

1987年，湖南怀化行署记大功一次

1997年，湖南怀化市抗洪救灾优秀共产党员

1998年，湖南怀化市第一届党代会代表

2001年，湖南怀化市第一届青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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