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的死因（揭秘赵武灵王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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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95年，战国一代雄主赵武灵王被政变军队围困沙丘宫，整整三个月后他被活活饿死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武灵王之死是因为他废长立幼的决定导致了公子章与赵惠文王兄弟俩的内讧。

但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武灵王死后，他制定的北和诸戎的改革政策被废黜，而接掌赵国最高权力的正是从前反对武灵王改革的公子成和李兑。究竟武灵王之死的背后有何秘闻呢？

公元前299年，春秋鼎盛的赵武灵王突然宣布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决定：五月戊申，传国于太子何。命肥义为相国，兼任王傅，以辅佐新君惠文王。为什么在自己还年富力强的时候就急急忙忙地传位给太子呢？

对武灵王的这个决定，《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给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司马光的解释是：

赵武灵王爱少子何，欲及其生而立之。——《资治通鉴·周赧王十五年》

武灵王偏疼小儿子赵何。这份钟爱多半是因为他的母亲惠文后，也就是那位武灵王因梦而娶的孟姚娃嬴。自从这个女人来到武灵王的身边，他的事业发展的确顺风顺水。或许是把这种巧合误认作了冥冥之中的必然，武灵王废黜了长子赵章的太子名分，改立惠文后之子赵何为嗣。

传位于赵何的两年前，惠文后去世了。怜悯痛失慈母的幼子，武灵王又特别找来耿介忠诚的大臣周祒，命他穿胡服为傅，悉心教导赵何。到武灵王传国之时，赵何最多不过12岁。

司马光说，武灵王就是想趁着自己还有气有力的时候扶赵何一把，希望能将赵氏国柄顺利交到赵何的手中。

鉴于武灵王与惠文后伉俪情深，司马温公的上述分析不无道理。但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武灵王作出传国这么重要的决定不可能纯出于燕婉之私，他还有关于国政的通盘考虑呢。对这一点，司马迁分析道：

惠文王，惠后吴娃子也。武灵王自号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行也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史记·赵世家》

司马迁认为武灵王传国于太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集中精力策划一场大规模的对秦战争。一般来说，山东六国策划攻秦，除了楚国地处东南，方便西进武关，其余五国基本上只有容车三川、进兵函谷这一个选择。

在赵武灵王此前的执政生涯中，他已经参加过两次联军伐秦的战争了。第一次是公元前318年以楚怀王为首的五国伐秦之战，结果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则是公元前296年孟尝君主导的五国伐秦之战，联军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好不容易才打破函谷关，迫使秦国吐出了侵占的封陵、武遂等韩、魏领土。

赵国吞并中山之后，实力一天天壮大起来了。从长远来看，步步东侵的强秦必将是赵国最大的威胁。双雄不并立，先下手为强的考虑不为无理，只是这一仗该怎么打？秦国地处关中，表里山河。函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如果赵军主力仍按旧式思维从邯郸南下，沿黄河向西进军，那他们不但要面临函谷攻坚的困难，同时穿越韩、魏两国的领土千里远征，西征军的后勤补给和退路安全也有可能遭遇潜在的威胁。冒这么大的风险，武灵王绝不敢轻易尝试。那他还有别的选择吗？

《赵世家》的相关记载显示，就在传国于惠文王赵何的前一年，赵国已经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拓展到了河套平原顶端的云中郡和九原郡。此时，林胡早已献马于赵，表示了臣服，而在可预见的将来，楼烦也很有可能为赵国所用。

武灵王的计划是联合林胡、楼烦等北方游牧政权，利用游牧骑兵的大范围机动能力自云中、九原南出榆中，对秦国实施灌顶攻击，如此就可以绕过函谷之险。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愿景，武灵王须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经略北方，这样一来，邯郸的例行国事就只能交给辅相肥义和新君赵何去打理了。

现存史料也证明，传国之后，赵武灵王的确长年驻跸代地，远离国都。比如《史记·楚世家》中就记载着，公元前297年，遭秦国无理扣押的楚怀王逃出关外，赴邯郸请求政治避难。而此时的赵国呢，“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史记·楚世家》），这正是传国之后武灵王的真实写照。

其实，早在公元前307年设立原阳骑邑的时候，武灵王就对新军统帅牛翦说过：

“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险；仁义道徳，不可以来朝。”——《战国策·赵策二》

“传统的车兵、步兵是没办法远涉险阻的”，似乎早在那时，武灵王已经就取道荒漠、奔袭秦国的远景展开过设想，而如今为了实践这个伟大的计划，他甚至不惮亲身犯险，乔装入秦，以考察秦地的山川险要、关隘交通。

《史记·赵世家》载：

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

——《史记·赵世家》

这是战国史上最精彩的英雄传奇。

但遗憾的是，短短三年之后，这段尚未写就的传奇便戛然而止。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席卷了沙丘宫，一代雄主赵武灵王被政变军队围困整整三个月后，黯然离开了人世。赵国怎么会突然政变？武灵王怎么会凄凉以终？司马迁将此归咎于赵武灵王废长立幼的错误安排：

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歳。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史记·赵世家》

《史记》对沙丘之乱的解释是这样的：在迎娶惠后娃嬴之前，赵武灵王本来已经册立了长子赵章为太子。惠后专宠之后，武灵王为她废黜了赵章的太子名分，改立惠后之子赵何为嗣。

公元前301年惠后早逝，失去了庇护的赵何与父亲赵武灵王的关系日渐疏远，反倒是面对长子赵章，武灵王时时感觉歉疚。于是他想到了将赵章分封到代地，并有意将代地从赵国分裂出去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命赵章为王。

正是这个不恰当的想法刺激了赵章的夺权野心，让他伙同国相田不礼发动兵变，企图刺杀异母弟惠文王赵何与宰相肥义。

事先觉察到叛乱意图的大臣李兑一度尝试劝说肥义，希望他交出权柄，让位于公子成辅政，但遭到了肥义的拒绝。赵章叛乱不久，公子成和李兑闻讯赶来靖难，将赵章和田不礼逼入了武灵王的沙丘宫。

两位大臣指挥四邑之兵将沙丘宫团团围困，直至赵章身亡仍不肯撤围，因为他们担心包围沙丘宫的行为已经引起了武灵王的嫉恨，自己将来要遭报复。而围困中的赵武灵王呢，饥不得食，万般无奈之下甚至去掏鸟窝里的幼雀果腹。三个月后，一代英主终被活活饿死。

不得不承认，赵武灵王对两个儿子的安排确有不妥，对代地的处置更是遗患深重。从前因为有中山国的阻遏，代地与邯郸的关系本来就嫌疏远。《史记》载：

（赵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6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归，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史记·赵世家》

司马迁说赵固的职务是“代相”，这似乎表明吞并中山之前，赵国是将代地作为相对独立的封邑而非国君直属的郡县来进行管辖的（所以才会设相而不设郡守）。

中山灭亡，代道大通，这本是让代地加速融入邯郸的大好契机，但武灵王错误地将长子赵章封到代地，反倒进一步加深了代地与邯郸的分裂倾向，至到分王二子的想法出炉，内讧终于不可遏制的爆发了。

可是，赵武灵王对继承人的处置失当只能解释赵章、赵何的手足相残，却不能解释公子成与李兑的所作所为：

李兑为什么要在政变前威胁肥义交出宰相权力？戡定叛乱后相继辅政，公子成和李兑又为什么要废除武灵王北和诸戎的基本国策，把赵国重新拉回到南下中原的旧路上来？这两位在政变中攫取大权的辅臣对赵国的未来影响至深，究竟他们在这场沙丘之乱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这个事实，那就是公子成原是抵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反对派领袖，他的诸多批评言论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赵氏宗族对这场变革的消极态度。

至于李兑，虽是赵武灵王的信臣，但从政治立场上看，他显然又是公子成的亲密战友。宗室坚持异议，信臣阴怀鬼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遭遇这么大的改革阻力，乍一看似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不妨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与两个世纪前的“简襄之烈”做一比较：想当年，简子赵鞅为了扩张赵氏的版图，不惜册立有狄族血统的庶子毋恤为嗣，最终成功地击溃代戎，奄有代地。

如果以背离中原文明，亲近戎狄之俗的眼光来衡量，“简襄之烈”的戎狄化色彩一点儿不逊色于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为什么当年没人对赵鞅、赵毋恤的所做作为表示反对？为什么赵武灵王以二位先祖为榜样，推动胡服骑射却要惹来这么多的非议呢？

我个人以为，赵鞅、赵毋恤父子的所作所为才真正代表着赵国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传统。

赵氏政权脱胎于春秋霸主晋国。而晋国这个母体本来就具有鲜明的二元文化特征：它一方面以周朝礼制的捍卫者和姬姓诸侯的保护者自诩，另一方面又长期与戎狄杂居，深受胡俗浸染。

纵观春秋历史，只要在中原争霸的战场上受到楚国的压制，晋国就会把枪口调转向北方的戎狄，通过兼弱攻昧、吞并异族来壮大自身的实力——它从来就不担心异族的融入会模糊掉自己作为一个中原诸侯的身份标签和文化认同。

至于晋卿赵氏，更是把晋国的这套家法发扬到了极至。赵氏的兴家之祖赵衰早年便与白狄联姻，而后又破格指定带有狄人血统的庶子赵盾为继承人。

从赵衰命赵盾为嗣到赵鞅传国于赵毋恤，晋卿赵氏的戎狄化色彩要远比韩、魏两家浓重得多，这也是为什么赵武灵王要标榜自己效法“简襄之烈”以推行胡服骑射的原因。

但奇怪的是，赵武灵王连老祖宗和戎的家法都祭了出来，“数典忘祖”的赵国群臣却硬是不买账。公子成批评他说：

“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逺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逺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史记·赵世家》

把公子成的意见概括起来，就一句话：胡服骑射是一个“去中国化”的改革，绝不能被接受。而和公子成的批评针锋相对，武灵王则斥责他不尊重“简襄之烈”的赵氏传统：

“叔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史记·赵世家》

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说，“简襄之烈”在赵国是不容许被质疑的，更何况是被赵姓宗亲质疑。

所以当赵武灵王亮出这柄尚方宝剑，公子成只能表示屈服，他说“今王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乎”。其他的反对派大臣如赵文、赵造、周祒、赵俊等人的谏阻也都一一遭到了武灵王的驳斥。

沈长云《赵氏史稿》因此下结论说：

在武灵王有理有据的说服下，贵族们接受了武灵王胡服骑射的主张，来自赵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改革阻力基本消除。

——《赵国史稿》

我认为《赵国史稿》对胡服骑射的形势判断太过乐观，贵族们并不是被武灵王说服，只是屈于武灵王的权威，暂时噤声而已。《战国策·赵策二》记载，当武灵王命周祒以胡服为太子师傅的时候，周祒对武王说：

“乃国未通于王胡服。”——《战国策·赵策二》

胡服骑射是从公元前307年正式开始的，而周祒被任命为太子傅已经是公元前301年的事儿了。也就是说改革整整推行了6年之后，赵国国内仍有很强的反对声音，武灵王改革的民意基础并不牢靠！

所以当武灵王在接班人的安排上出现纰漏，公子章与赵惠文王的对立日益加剧，反对改革的公子成和李兑便觑到了翻盘的机会。

李兑拿公子章这个祸头来威胁肥义，企图逼他交出宰相权力，这恐怕并不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是不忍心看见肥义惹火烧身，他的真实意图应该就是要排挤这位策划胡服骑射的谋主，拆掉武灵王改革的主心骨，至于后来围杀武灵王于沙丘宫，改变武灵王的北上和戎政策，从根儿上说也同样是出于反对胡服骑射之故。

换句话说，公子章虽是沙丘之乱的发难者，但他其实是被公子成和李兑手当枪使的。这两个人利用了公子章的叛乱清洗了赵国内部的改革派势力，硬生生地为胡服骑射画上了句号。

公子章和李兑为什么这么抵触胡服骑射？究其原因，恐怕与下面的两件事儿不无关系。

首先，民族与文化的融合是有地理极限的。春秋时期的晋国乃至战国初年的赵国的确都长期奉行吞戎自大的扩张政策。但彼时被晋国和赵国兼并的白狄、赤狄、代戎等少数民族，其聚居地还都在中原农耕文化圈之内，同化他们的难度相对较小。

而到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时候，他北上和戎的地理极限显然已经翻越了“司马迁线”——也就是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这样的民族融合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次，如果我们将公子成批评赵武灵王的那段话同一百年后齐国博士淳于越批评秦始皇的郡县制“事不师古”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二者的口径居然惊人的相似：都尊奉儒家思想为正统，都斥责背离周朝礼乐的政策为离经叛道。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盛行于齐、鲁的儒家文化有多强势，尤其是齐鲁儒生的“中国中心论”思想对邻近的赵国政治高层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

对尚古贵同的儒家思想，务实的赵武灵王并不感兴趣，他公开批评说：

“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知者不能一；逺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不知而不疑，异于已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战国策·赵策二》

武灵王为什么抵触儒学？其中原因很可能与中山的覆灭有关：

俄而中山武公之后复立，与国并称王。五叶，专行仁义，贵儒学，贱壮士，不教人战。赵武灵王袭而灭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卒为赵并矣。——《太平寰宇记》

在战国这个弱肉强食的乱世里，只有英勇无畏的战士才能保障国家的生存。中山贵儒学、轻战士，终被赵国所灭，难道亲手灭掉中山的武灵王能眼睁睁地看着赵国沦为下一个中山吗？面对赵国宗室、大臣们死抱着的儒学教条，武灵王严加斥责，声色俱厉。

但在他的权威压制了反对意见的同时，数量众多的反对者也在用儒学舆论反制于赵武灵王。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为了让举国上下更易于接受胡服骑射的改革，赵武灵王假托七世祖赵鞅的遗命，声称自己的改革是赵鞅在公元前501年的一场梦里聆听天帝的教诲而定下的。梦里的赵鞅听见天帝对他说：

“今余思虞舜之勲，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史记·赵世家》

为什么武灵王要为自己的王后孟姚虚构身世，谎称她是虞舜的后裔呢？这恐怕是谋臣肥义给他的启发：

“夫论至徳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祼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徳而要功也。愚者闇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战国策·赵策二》

反对派崇信儒学，欲以尧舜为法。武灵王干脆来个釜底抽薪，把虞舜塑造成一个不拘常格的改革者，甚至标榜自己娶了虞舜的“后裔”，就是要继承虞舜的改革精神。

这跟康有为撰写《孔子改制考》以鼓吹维新变法是一个把戏。立宪政治当然不可能是孔子的主张，但面对着举国上下的儒学守旧思想，康有为不得不在变法的宣传方式上做出妥协，以便抢占舆论高地。而赵武灵王主动去“傍虞舜的大腿”也证明改革反对派施加于他的舆论压力是巨大的。

可惜，无论康有为还是赵武灵王，他们的改革都没能取得彻底的成功。武灵王死后，赵国北上和戎的政策很快被废除了。而后来当权者给予武灵王的盖棺定论竟是一个毁誉参半的谥号——“武灵”。

从前的历史上，不幸被谥为“灵”的君主不少是因为挑战周朝的礼法制度，如晋灵公、楚灵王都是这样的。而当武灵王的名字写进历史，他也沦为了这一类离经叛道的政治家。而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赵国，却背离了他的北上意志，重新投入中原博弈的纷纷乱局。

参考文献：

范祥雍《战国策笺证》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沈长运《赵国史稿》

杨宽《战国史》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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