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8年夏天多少度(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
公元1743年,清乾隆八年,一场“最热的夏天”席卷了整个中国。
在我国历史之上,鲜少出现这样的时刻,这一年的五月份(阴历),各地县志都记载了同一个词语:“大热”。
而它到底热到啥程度?可以说是超乎你的想象。
根据《续东华录》的记载:六月丙辰,京师威暑。
《天津县志》也曾经留下记录: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
即便是时隔两百年,我们依然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那股灼热的窒息感,而这场热灾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惨重的。
在持续了十余天的“大热”之中,北京连同附近地区,有超过11000人热死,如此之大的伤亡,令后人难以想象。
乾隆八年的热灾有多热?
据现代气象专家专家研究换算之后,人们得出结论:这场大热主要集中于1743年7月20日至25日。
这一阶段,北京以及周围区域平均气温在40℃以上,其中以7月25日最为炎热,当天最高温度估计高达44.4℃。
对于制冷条件极其落后的农业社会而言,热灾绝对是最为致命、也是最无能为力的灾害。
霜灾可以外地运粮运煤支援,水灾可以掘沟修堤,偏偏是“热灾”,令人毫无还手之力。
诚然,我国早在数千年以前就已经有了储冰手段,但是人为储存的那些冰块,相较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无疑于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任何实质性问题。
从朝廷到地方,所有的行政机构都陷入了一阵恐慌之中。
面对炙热的太阳,即便是地上的“天子”也显得那么渺小。
“大热”一开始,最早受到影响的便是农民。
农历五月、六月正是北方麦子收割的季节,可是顶着如此酷暑,几乎无法进行劳作。
田地当中“土石皆焦”,单单是用脚在地里走上一圈,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任何铁制农具稍一劳作便会滚烫如烙铁一般。
一些农民不忍错失耕作,强撑着进行劳作,却因此发生生命危险,每天都会有人被热死的消息传来,为这大灾之年又添了一丝恐怖。
即使在京城中,热灾的影响也极其巨大,全城数口水井几乎一夜之间被舀尽,甚至就连一些浊水苦水,也成为了人人争抢的对象。
根据河北高邑县志记载:五月廿八至六月初六日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
即便是人们躲在房屋之中,墙壁背阴处仍然炎热如火灼。
烈日之下,铅锡一类的金属都会融化,处处都是因酷热而被烤死的尸体……
大热一开始,朝堂之上的乾隆便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无数奏报。
原本,他还只以为只有京城的天气这么热,可不曾想,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整个北方全都出现了一样的情景,各地都有百姓因高温而死的案例。
以往地方大灾,乾隆大可以大笔一挥,直接拨粮拨款。
但是热灾不一样,拨出去的人极有可能会变成“被救助”的对象。
大灾之年,纵使如皇帝也由不得自己,只能顾好京城的这一亩三分地。
乾隆皇帝多被后人以“好大喜功”所诟病,但必须承认的是,这场“大热”以来,他的表现还是尽了力的。
“大热”一开始,乾隆就立马下令,对京师周边的百姓进行救济。
一面张罗着布施冰汤、药饵,一面着人进行祭祀,期盼天灾早日结束。
到了后期,乾隆甚至还下令开仓放粮,平抑米价。
百姓是热灾并非饥荒,这一举动可见朝廷的拼命,只能说能用的招数已经全用了。
乾隆的恩赐不仅仅只限于百姓,颇为意外的是,还包括当时的犯人以及外国使臣。
大灾刚刚开始,乾隆就想起了外来的几位苏禄国使臣(今菲律宾)。
他担心使臣们中暑,还特意赐下了冰块与解暑药物,并且钦派御医进行照顾。
五月二十九日,乾隆有体恤监狱当中的犯人,着令轻罪者予以减刑或直接释放,重罪者,法无可免,但是也应该添置凉席草棚、发放冰汤予以照顾。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因为天气过于炎热,朝廷官员曾经上书,请求这两日干脆不要开庭,大伙一起放假。
对此,乾隆却颇为不满。
他特地下令:“所有部院及八旗引见人员,照常引见。其应办事件,亦按期速办,毋得稽迟。”
正是因为这道命令,才使得接下来的救济活动得以进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灾害的影响。
重视赈济,熬过大灾
作为皇帝,乾隆本人当然不用担心热死,从大灾一开始,皇宫内就摆上了无数冰山,硬生生造出了一座“空调房”。
可虽然身体上凉快了,但是内心的焦灼是无法平息的。
这一时期,乾隆曾经写下过:“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辗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
意思大概是,虽然自己在皇宫里有享之不尽的“冰盘”与“雪簟”,甚至还颇有凉意。
但是,每天因为热灾还是辗转反侧,心神不宁,每每想到那些正处于酷暑之中的黎民百姓,总是心痛不已。
政治上能做的做完以后,乾隆也不忘求神问佛。
这段日子里,他曾经多次召见钦天监大臣,询问天象。
看见皇帝吃这一套,有爱逞能的大臣急忙站出来提了四条意见:
一、弛禁赌博;二、恢复陋规银两;三、税课再减;四、刑罚宽松。
这些建议看似没有什么问题,但关键在于这个原理,实在过于糊弄人。
“使民自便,则和气感召,自可雨赐时若。”也就是说,只要老百姓高兴了,自然也就降雨了。
对于这种堪比“废话”的建议,乾隆当场勃然大怒。
史书记载:言毕,乾隆帝颇为恼怒,训斥其“悖理伤道,莫此为甚。”
后来乾隆甚至还再次下诏:“若似此卑鄙悖谬,任意捏造且有意惑人听闻者,则不可不加惩治。”
即谁要再这样胡说八道,小心你们的脑袋。
从这一小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乾隆内心的焦急。
之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乾隆最终也勉强下了一道“罪己诏”,反思亦凡自身过错为百姓祈福,希望早日度过这场灾祸。
整场灾难面前,乾隆的表现还是相当可圈可点的。
虽然这些行动从事实上没能改变天气,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举动对于人心的安抚。
百姓们在酷暑之下有了免费供应的冰汤,市场之上米价也越来越便宜。
总的来说,人们有了挺过这场灾难的底气。
幸运的是,这场灾害并没有持续太久,仅仅过了十余天,热浪便得以褪去,国家再次恢复平静。
虽然“热灾”过去了,但“热灾”所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灾后的赈济、组织生产都是当前要做的工作。
除此之外,朝廷也意识到,大灾所带来的大旱,必然导致粮食减产。
为了避免饥荒,乾隆还下令南方省份迅速调粮,不得延误。
同时注意流民安置,不要让流民全都涌向京城,以免滋生瘟疫。
这一时期的抗灾过程,即使是放在今天也颇具借鉴意义。
当年十一月,果真如朝廷所料,大量灾民涌入北京。
这一时期,朝廷先是予以安置,等到十二月又统一组织,安排其来年生计,甚至还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手段,可以说是令人大开眼界。
乾隆能够在大灾面前做到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进行处理,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我国古代社会一直所追崇的“民本思想”。
任何皇帝任何官员所接受的教育理论便是“爱民护民”,正因如此,乾隆才能挺过这场灾害。
乾隆八年“大热”的背后原因
而乾隆八年为何会如此炎热?
由于年代久远,缺乏足够的气象资料,如今的我们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已然不大可能。
目前主流说法认为,这场“大热”源自于乾隆年间大肆修建宫殿砍伐北京附近的植被,由于植被遭到破坏,才最终导致了这场大热。
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但实际上是颇为勉强的,毕竟农业社会对环境的破坏相当有限,相较于工业社会简直不值一提。
事实上,即便是乾隆从上位开始只做砍树这一件事情,也很难在八年时间里造成如此“大热”。
想要解释其背后的原因,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气候问题之上。
事实上,不同历史年代的气候温度并不是恒定不变的。
在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当中,就曾经对相关问题进行过探讨。
受小冰河期影响,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的平均气候也大有不同。
在文章当中,竺可桢引用了挪威雪线高度高出海平面的高度为参照物,对应近五千年来的历史,总结了从晋朝以来的中国各时期温度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年温度变化当中,乾隆年间正处于小冰河期的回暖时期,是相对温暖的一个时期。
总体上来看,气候温暖对于农业社会所带来的好处有很多,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粮食增产,所谓的“康乾盛世”与之不无关系。
然而,冰河期回暖好归好,但也有着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人类无法掌控。
只要其超过了人类社会所能承受的最大阈值,便会出现这种千百年难得一遇的“大热”。
不过虽然这场大热百年难遇,但是当我们进入到了二十一世纪,类似的高温事件也越来越多。
以2022年6月25日数据为例,目前,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地38个国家站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6月历史极值。
其中共有三座城市气温高达44℃,分别是河北灵寿、藁城、正定。
单从温度上来看,这三座城市已经赶上了乾隆八年的那场“大热”。
不过,如今我们面临的却不只是气候回暖,更主要的在于工业社会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
虽然目前随着科技进步,我们并不太可能出现乾隆时期“热毙万余人”的惨状,但是相关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
对于“气候变暖”,很多人并未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
甚至有人认为“气候变暖”未必是一件坏事,甚至还让冬天更好过了。
但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国家气候中心早在去年就曾经表示:虽然全球变暖并不会造成直接危害,但是它意味着未来的确气候系统的不稳定性增加了。
这也就是说,伴随着全球变暖的,往往并不是普遍而均匀地升温,更有可能的是极端的热或极端的冷。
当前的温度变化我们尚且能够以科技能力来承受,但是没人敢保证,下一次温度变化会在何时,能否抵御。
乾隆作为封建社会的君王尚且会“加以自省”,身为当代人,我们更应该了解相关知识,脚踏实地地做好环保工作。
参考资料:
-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
- 《乾隆八年酷热天》.哈恩忠.
- 《乾隆八年京畿地区应急体系初探》.汪波.
- 《乾隆八年曾现超级三伏天》.刘巍.
- 《乾隆年间北京城的高温记载》.曹冀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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