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的注音（吐蕃音原）

提要：文章就“吐蕃”读音进行考释，认为“蕃”字唐代没有“鄱”方音且无bō音;唐人用吐蕃二字称呼古藏族政权主要缘起吐谷浑;吐蕃的“蕃”律诗中读元韵，元曲中读寒山韵，反映的都是其带-n尾的真实语音，历史上并无吐蕃tǔbō读音，不必因藏族自称bod，就须注音吐蕃tǔbō;藏文史籍中对“吐蕃”的系列藏文音译表明“蕃”历来读-n尾音;“吐蕃”应据其本源音义今读tǔfān。

关键词：吐蕃 本真读音 尊史从古 自然音变 语音规范

1.

引言

古代藏族吐蕃政权，国家对其已有权威定论。2015年国务院新闻办《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指出:“公元7世纪在西藏发展起来的吐蕃政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地方政权，为开发中国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吐蕃一词怎么读?学界形成吐fɑn论与吐bo论两派，至今争议不断。如姚大力(2013)据粟特文献等称“吐蕃”应今读tǔfán;朱宏一(2017)引用谢仁友(2003)的观点说“吐蕃”只能读tǔbō。

从唐宋的《唐韵》《广韵》到清朝《康熙字典》，历代汉文辞书里吐蕃的“蕃”都找不到注音为bō的根据;20世纪30年代《国语辞典》(黎锦熙主编)、20世纪60年代《现代汉语词典》对吐蕃均注音tǔfān，台湾现沿用的《国语辞典》(重编修订本)也是tǔfān。纵观吐bō论发展历程，有四大关键节点:

1)法国人Rémusat(1788－1832)最早据清朝称西藏为“图伯特”而改读吐fān为吐bō(伯希和，1915)，始启学界争议;可见吐bō论根本上是舶来品。

2)受学界“(吐)蕃对音藏文bod”观点的推动，1961年田汉的话剧《文成公主》在京演出首次公开念“吐蕃”为tǔbō(牙含章，1980);按:bod为藏族自称，是藏文的转写。

3)受学界“古无轻唇音”则(吐)蕃不读fān而读‘播’音”等观点影响，1975年修订版《辞海》首次在辞书中给“吐蕃”注音tǔbō(常凤玄，1989)，此后《新华词典》《汉语大词典》等也注音tǔbō，但《现代汉语词典》仍坚守tǔfān注音。

4)谢仁友2003年在《中国语文》刊文《“吐蕃”音辨》(以下简称“谢文”)，就吐蕃读音提出六大问题并分别解答，强调汉语“蕃”字有bō音;吐蕃读音的文献史实和语言调查表明应读tǔbō，从普通话语音规范角度吐蕃也应读tǔbō等。2005年《现代汉语词典》出第5版，也改tǔfān注音为tǔbō了。

我们反复研读与吐蕃读音相关的藏、汉文献，发现吐蕃的历史本真读音并非如谢文所说可读tǔbō;因此，我们不揣浅陋，就谢文六大问题提出不同解答，希冀溯源本始，就教于方家。

2.

“ 吐蕃 ”读 音商榷

2.1

汉语中“蕃”字究竟无bō音?

谢文说:

汉语韵书中“蕃”字确无bō音，但可找到“蕃”有bō音的线索。

1)东汉鲁国蕃县因陈蕃之子为鲁相，避陈蕃讳，改“蕃”之翻音为鄱音。[唐］颜师古《汉书注》提到应劭为该蕃县注“蕃音皮”，不相信这是避讳陈蕃而改的音，而是“蕃”本就“音皮/鄱”,《史记》中蕃县就写作“鄱”。“蕃”字二音:常见优势音“音翻”，上古属元部;方音“音皮/鄱”，上古属歌部，歌元阴阳对转。

2)应劭的“蕃音皮”即“蕃音鄱”。［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误以为鄱、皮双声，后渐讹为蕃音皮。

3)［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薄荷……［唐］孙思邈《千金方》作蕃荷”，可见“蕃”字“音鄱”是方音。

4)“蕃”字薄波切bō音一直在方言中存在，如江西鄱阳县。《广韵》未收bō音是因其对方音字可酌收也可舍弃。《集韵》中收了该方音，可惜错放在支韵下，读蒲糜切pí。(这里概引谢文，下同。)

我们赞同谢文上古歌元二韵部阴阳对转之论，汉代蕃县即鄱县，元部“蕃”音确实可混同歌部“鄱”音，但唐代语音中并无“蕃音鄱”的情况，不能由此得出汉语中“蕃”有bō音的结论。理由如下:

1)上古歌部诸字“皮(蕃)、陂、義//鄱、婆、颇”等到唐代已系统分化为中古止、果二摄(见下页表1):蕃(皮)、義一类属止摄，鄱、颇一类属果摄。这导致唐人读上古歌部入韵韵文难免别扭，如唐明皇读《尚书》“无偏无颇，遵王之義”句时，因读不顺专门下诏改果摄“颇”字为止摄“陂”以与“義”押韵。蕃县“蕃音皮/鄱”的歌部古音分化类似:因北齐时蕃县已废(隋于此改置滕县且唐宋因之);偶尔提及蕃县，唐人据古书“蕃音皮”之注只能读“蕃”为止摄音，“鄱”则另读果摄音。谢文所谓“蕃音皮即音鄱”到唐代行不通。

2)《史记》中蕃县是写为“鄱”，但东晋·徐广《史记音义》里注“鄱音皮”;我们查阅注音蕃县的古文献(唐之前《史记音义》等三种、唐代《括地志》等九种)基本都说“蕃本音翻，改音皮”，且唐代并无谢文所谓“蕃音鄱”之注音。司马贞《史记索隐》只是据旧典怀疑“蕃”应初改为“鄱”，后渐讹变为今(唐代)“皮”音;颜师古否定蕃县音翻，不代表他认同音鄱;颜氏《汉书注》中凡提蕃县，仅注“蕃音皮”，并无鄱字;他给止摄韵字“靡、陂”分别注音“武皮反、彼皮反”，确证唐代“蕃音皮”是读止摄音。

3)谢文“蕃音鄱”之论源于明·顾炎武“鲁国蕃县……蕃音皮;皮，古音婆(同鄱)”的说法，无非要证明唐代吐蕃可读tǔbō。但顾炎武音韵研究主要是离析唐韵完善古韵分部，其所谓“蕃音皮/婆”针对的是上古音而非唐音，谢文却一再强调“蕃音皮/鄱”贯通古今，抹杀皮、鄱韵母到唐代已然分化的事实，也忽视顾炎武《日知录》所说“唐之吐蕃即今之吐鲁番”(不论顾氏地理正确否，其读吐蕃明显为tǔfān)。其实“蕃”字读皮读鄱均与吐蕃音义无关。

4)谢文由明代“薄荷”与唐代“蕃荷”异形对音而得出“蕃”字音鄱/bō是个方音的结论也不成立。譬如今所谓华表，汉代写为桓表;今广东番禺，宋代或作婆鱼;那么能从古今对音中得出“桓”应注huá、“婆”应音pān的结论吗?显然不可(它们何以音近而讹倒可探讨)。

5)谢文称“秦代番县后改名今江西鄱阳县”，其实该番县后世演变始终无涉“蕃”字(见鄱阳县政府网站历史沿革)，与鲁国蕃县语音演变无关(蕃县到北齐已废);故其所谓“蕃字音鄱/bō是方音至今存于方言”之说不成立。实际上，蕃县(《史记》作“鄱”)之“蕃”中古一直音皮。

6)唐宋时《唐韵》《广韵》都未收“蕃/鄱音皮”，是因蕃县/鄱县到隋唐已消亡，仅个别经史家偶尔提及。后《集韵》广录经史家的注音才将“鄱、蕃”并列收入支韵皮音，并注释“县名，在鲁”(鄱阳之“鄱”《集韵》另收入戈韵婆音)，反映唐宋经史书面音而非古方音。以此观之，《集韵》对蒲糜切“蕃”字没放错地方。

综上可见，吐蕃的“蕃”唐宋时并无“波、婆”音，“蕃”字既无薄波切，也无ō韵母，即使“波、婆”等字汉到唐宋也无ō韵母，音韵学界的拟音可资证明，则汉语中“蕃”字确无bō音。诚如郑张尚芳(2006)所言:蕃注bō音读若“播/婆”是立足于“播/婆”今音而言，与唐音根本不合……用元以后才出现的音节bo来比附一千多年前的历史名称“吐蕃”而不理会其间的历史音韵分段变化，是很不科学的。

表1 上古“歌”韵部在唐代的分化(例字带声母拟音)

2.2

为什么唐人用“吐蕃”二字称呼古藏族政权?

谢文对“吐蕃”语源的四种观点进行比较后说:看来吐蕃一词当源于突厥人的称呼，是突厥语Tüp和藏语bod形成Tüp bod结构，意为“蕃部族”。唐人为何用吐蕃二字称呼古藏族政权?谢文分析说:

1)“吐”仅是个译音字。

2)蕃字唐代可两读:或音方烦切通“藩”;或音薄波切“鄱”，如蕃县的“蕃”。

3)蕃字鄱音译音bod，但藩音更符合大唐要反映唐、蕃名分关系的意愿。这种半音/意译的译法汉民更易接受。这大概是唐朝对译bod时不用“播、波”等字而用方音“蕃”字的原因。

谢文此论预设吐蕃应源于突厥语对音bod，这并不成立，相关结论也难免偏颇。理由如下:

1)前已述，汉语中“蕃”字并无bō音，则所谓吐蕃源于突厥语等纯属对音猜想。常凤玄(1989)提及古突厥文专家意见:从突厥文构词看，“蕃部族”的对译应为püt tüp。不是谢文所提Tüp bod结构。

2)从词源看吐蕃的“吐”当指吐谷浑，并非译音字。试看《太平寰宇记》说:“叠州，(隋炀帝)大业末陷入吐蕃，唐(高祖)武德二年复置叠州”;《新唐书》说:“武德六年(623)四月己酉，吐蕃陷芳州。”众所周知，bod吐蕃政权于贞观八年即634年才首次遣使唐朝为汉人所知，隋末唐初其疆域尚远离芳州、叠州(叠州、芳州当时是隋唐与吐谷浑交界府州，均在今甘肃甘南州);上述芳州事件《资治通鉴》另记为:“武德六年吐谷浑寇芳州。”可见，此处攻陷芳州、叠州的吐蕃是吐谷浑蕃部而非古藏族bod部;早在bod政权首次通使唐朝之前汉地已简称吐谷浑为吐蕃，类于今称塞尔维亚人为塞族。有人会问:上述记载可靠吗?因古代史官修前朝史志，军国大事均照搬前朝皇帝实录一类，相关时间、族群等名称不敢篡改;且此芳州事件载于《唐书》开篇《高祖本纪》，犹如报刊头版头条，岂容讹误!

3)前已证，唐代蕃县的“蕃”无果摄鄱音且与吐蕃音义无关，则谢文所谓吐蕃的“蕃”音兼藩、鄱两读自不成立;且吐蕃无论初指吐谷浑还是转指bod，均为专名专音，不容两读，否则难以交际语用。

4)诚如谢文所言，吐蕃读tǔfān很符合唐朝要反映唐蕃名分的意愿。唐朝确实重视以和亲政策使诸蕃政权宗亲化、藩王化，故公开封授吐蕃赞普“驸马都尉、

王”等名号并赏赐财物，促进多民族中国发展。但吐蕃一词非为反映唐蕃名分而设，不存在谢文所谓“对译bod时不用‘播、波’等字而选用方音‘蕃’字”的那种委曲遮掩做派。唐人所以用吐蕃二字称呼bod政权主要缘起吐谷浑:先简称吐谷浑为吐蕃，后阴差阳错将此简称施于bod政权，致唐史中吐谷浑另简称吐浑、蕃浑等。

5)唐与bod吐蕃初通使时，尚不接壤，中介正是吐谷浑。法·巴赞、哈密屯(1992)说:汉人当时通过一个操突厥－蒙古语言的民族即吐谷浑而知道吐蕃称呼，比

的突厥文早一个世纪。唐朝宰相杜佑撰《通典》说:“吐蕃，在吐谷浑西南”，正是用吐谷浑作参照。吐谷浑虽与隋唐时有争战，但其将王子质押于长安，愿作蕃国;而后崛起的bod政权迎娶文成公主后，也以唐朝蕃屏自居，如下表(南晓民、刘妍君，2015:156)。

表2贞观年间唐、bod互动情况

6)文成公主远嫁bod吐蕃，确立唐与吐蕃两百年的舅甥礼仪。公主赴吐蕃时曾休止于吐谷浑，一件吐蕃古文书记载了此事:“吐蕃松赞干布于狗年娶中原皇帝之女文成公主为妻，吐谷浑王率文武百官和贵妇们迎接文成公主，举行盛大宴会后文成公主后再进到dbon国中。”据托马斯(F.Thoms)、屠次(G.Tucci)等人研究，dbon古藏语意为甥，除吐蕃对唐自称dbon外，他称仅见用于吐谷浑。甥国作dbon正跟“吐蕃”音颇近(郑张尚芳，2006:547)。吐谷浑与吐蕃同处青藏高原，唐朝同视之为“蕃”且“二吐”也有联姻之舅甥关系，唐朝略知一二(林冠群，2006:244)，这是简称吐谷浑的“吐蕃”阴差阳错转指bod政权的一个可能原因。

7)吐谷浑663年被吐蕃灭国后，二吐名称仍时有相混。如《册府元龟》载:“则天长寿三年(694)西平大长公主还‘蕃’。公主者，太宗族妹;贞观中‘吐蕃’遣使请婚，至是来朝设归宁之礼焉。”我们知道，出降吐谷浑的弘化公主，武则天改封为西平大长公主。但还是有史官把公主出降国误为吐蕃，或者其眼中吐蕃即吐谷浑。亡国后吐谷浑本部并入吐蕃，其残部在唐朝安排下一路往东北撤退，直退到今山西境内。《新唐书·吐谷浑》:“吐蕃復取安乐州，吐谷浑残部徙朔方、河东，语谬为‘退浑’。”宋辽时期，仍有吐谷浑人被称“吐蕃”。《辽史·喜隐传》:“喜隐，字完德，……授西南面招讨使，命之河东索吐蕃户。”《辽史》校勘记:“按:《辽史·景宗纪》云保宁九年以喜隐为西南面招讨使……此三年内无吐蕃户入河东者。惟保宁九年(977)称:‘吐谷浑叛入太原者四百余户，索而还之。’吐蕃应是吐浑之误。”可见，远离bod吐蕃后，流落太原的吐谷浑人又被自然地简称吐蕃。这更可验证吐蕃一词历来与吐谷浑有不解之缘且不读tǔbō。

8)“蕃”入韵古诗则印证吐蕃一词肯定不读tǔbō，且不存在“蕃”读bō入韵的诗歌，唐至清代，时经千年，历朝皆然。试看如下古诗节选:唐·贾岛《寄沧州李尚书》:沉谋藏未露，邻境帖无喧。青冢骄回鹘，萧关陷吐蕃。……宋/金·耶律楚材《德新先生惠然见寄佳制二十韵和而谢之》:家贫谒鲁肃，国难避王敦。北鄙来云内，西边退吐蕃。……元·张养浩《双调·沉醉东风·蔬圃莲池药》:郭子仪功威吐蕃，李太白书骇南蛮。……明·陈琏《瞿塘歌》:其南通越巂，其西来吐蕃。浩浩纳众流，浊浪声豗喧。……清·单隆周《秋怀十四》:沐国当年阃外尊，煌煌带砺誓书存。波摧万骑传榆水，桴卧千城压吐蕃。以上诸诗中入韵的“蕃”大都读律诗元韵带-n尾，不读bō，自然不会与bod对音。唐代此类诗歌尤多，读者可自行搜索验证。

总之，1)“吐蕃”最早应来自吐谷浑的简称，后被唐朝(贞观八年后)赋予新内涵，转指且专指藏族bod政权并约定俗成;因bod政权与吐谷浑的地缘政治联姻(包括后来吐谷浑本部并入吐蕃)，指bod的吐蕃仍有浓厚的吐谷浑色彩。历史上吐蕃在指称藏族的同时，偶或返本归真指向吐谷浑，有“象似称呼的混同”现象。

2)“吐蕃”在隋唐之际确曾短暂地与吐谷浑对应，并保留在相关实录性质史料中;但其后史籍如《通典·吐蕃志》《两唐书·吐蕃传》等对此只字未提，这是由于隋唐时吐蕃用来简称吐谷浑是临时的(时间短、范围小，知道的人少)，且唐代吐谷浑还另有吐浑、蕃浑等其他简称。在此背景下吐蕃一词转指bod政权后，并不影响唐朝称呼吐谷浑。而古藏族吐蕃政权一度强盛，名噪一时，令唐人印象深刻，故当人们把吐蕃与藏族bod政权约定俗成地对应后，淹没了吐蕃曾为吐谷浑简称的痕迹。这样，太宗朝以后唐人也说不清吐蕃一词的来历;相关的历史记载充满不确定猜测之语，如“不知吐蕃有国之所由”(《通典》)“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旧唐书》)，还以“或云”方式联想到南凉鲜卑“秃发”王族乃至“发”羌，致吐蕃语源纷议。但汉文献语用中吐蕃的“蕃”指“蕃国/屏(周边部族、政权)”之音/义如脚注所述，并无分歧。

2.3

怎样解释“蕃”字读音中的-n尾?

谢文坦承:(吐)蕃在唐诗元曲中是押元韵带-n尾;汉民中确有读吐蕃为tǔfān的，并解释原因如下:

1)唐人选用“蕃”字译写藏文bod很有一番巧妙用意，“蕃”字优势读音fān影响汉民对bō和fān二者取舍中倾向于fān。

2)官韵《广韵》只收fān音，大致反映部分汉民吐蕃读音实际，诗词曲押韵又都据官韵书，对元韵字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有科举落第危险。故韵文中“蕃”押元韵有韵尾-n很正常。但鉴于藏民一贯自称bod，且今天汉民中也有读tǔbō的，谢文仍主张吐蕃当读tǔbō。

对谢文此论，我们有异议:

1)(吐)蕃在唐诗中是押元韵，但元曲中并无元韵。唐以后历朝官韵书仅限诗韵，不限词、曲用韵;且诗、词、曲押韵各成韵系，不尽相同。如谢文所提元曲韵脚字“蕃、蛮、汉”在《广韵》分属元、删、寒韵部，互不押韵，但在元代曲韵书《中原音韵》中它们都归并为寒山韵而押韵。故谢文所谓“词曲押韵都据官韵书”“‘蕃’在元曲中押元韵”的说法有待推敲。

2)吐蕃的“蕃”无论在律诗中读元韵，还是在元曲中读寒山韵，反映的都是其带-n尾的真实语音。之所以没有“蕃”读bō入韵，非因科举官韵所限(如不受科举官韵限制的元曲中“吐蕃”入韵不读tǔbō)，而是历史上不曾有吐蕃tǔbō读音。清末美国外交官Ｒockhill的调查恰可验证这点，他(1891)曾记录清代汉民对川边、甘边藏族人的几种称呼:

，Fan-min，Fan-tzǔ等均带fan音，没有tǔbō音。唐代既无tǔbō音，也无吐蕃两读，自不存在谢文所谓“唐人选用‘蕃’字译写藏文bod的巧妙用意”。

3)《广韵》中“蕃”字仅收元韵，并非谢文所谓“反映部分汉民吐蕃读音实际”，而是反映吐蕃本无bō音。譬如《广韵》收有吐谷浑“谷”字的特殊音义(见后文2.6)，后《集韵》增音，连蕃县这个已消亡小地名“蕃音皮”的音义都收了，二韵书独不收“蕃音bō”的特殊音义，反证唐宋时确无吐bō读音。

4)唐代科举诗赋固受限于官韵，但不至于像谢文所说“对元韵字不敢越雷池半步”;相反士子们对官韵不合语感的限韵据理力争，致唐朝官韵始兴“同用”。如元韵本不许与魂、痕韵押韵，但唐朝科举诗赋中元韵可与魂、痕韵同用押韵，甚至越出同用限制与桓韵通押。(吐)蕃读元韵带-n尾入韵历朝律诗，不存在士子因科举压力而放弃“蕃”之他音。

5)诚如谢文所言:韵文中(吐)蕃押元韵有韵尾-n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既已承认吐蕃的“蕃”音带-n尾，却因藏族一贯自称bod，就要吐蕃注音tǔbō，根由在于谢文执着于吐蕃读音要与bod音一致。其实古代某部族或邦国被不同语言不同词音称呼很常见，如慕容鲜卑族建国自名吐谷浑，汉地南朝称之河南国，吐蕃呼之阿夏，突厥谓之唐古特，各有约定俗成名称，发音何曾一致?吐蕃与bod音本有差异亦然。藏学界颇有学者认为唐代藏文韵尾-d与-n常可互换，bod音可混同bon(藏族苯教

)。杨志国(1987)据此提出bon可对音(吐)蕃;郑张尚芳(2006)还提出“吐蕃”可能来自藏文mtho-bon或突厥文tüpü-bon指“高地苯”等，这倒值得深思。

2.4

怎么看待汉语中“土波”“播吉”等译音词?

谢文预设吐蕃音译藏文bod，就学界讨论的“拨川、土钵、土波、土波思”等音译词举例强调:译音字无定形，吐蕃的“蕃”因原典不同而有“拨、钵、波”等不同写法，它们语音同近，都能译音bod;而bod的不同译音字也证明吐蕃应读tǔbō。谢文此论将不同时代的词与吐蕃读音混为一谈，我们不敢苟同。以下据音译来源分两类逐一说明:

1) “拨川”是吐蕃投唐大将论弓仁墓碑碑文(唐代张说奉敕令撰写)中出现的，碑文有“赠(论弓仁)为拨川郡王，称故国”之句。藏学家王尧(2011)指出:“此‘拨’即论弓仁的故国bod，碑文用‘拨’不用‘蕃’，可能因‘蕃’(pian)音距bod较远。”可见拨川一词无关吐蕃读音。

2) “土钵、土波思”等音译词出于元明文献。这些词表意确与吐蕃有关，但究其语音来源，既非谢文所谓音译bod，也不对音吐蕃，而应译音突厥语系一类。原来，蒙语属于突厥语系，13世纪的畏吾字蒙文《蒙古秘史》中，吐蕃概念读为

，类似唐代突厥人称吐蕃为Tüpüt。在元代语言文化交流中，蒙汉两类称呼与吐蕃/西蕃相互渗透影响，表现如下:首先，元蒙统治者为有效统治中原，在朝廷起用大批汉族大臣，对藏区沿用汉语传统的吐蕃/西蕃称呼，设置吐蕃等处宣慰使司等;皇帝的蒙汉文对照圣旨中，蒙文对译汉文吐蕃/西蕃;其次，汉族大臣们称呼藏族时，有些主动向皇帝蒙语发音靠拢，表现在汉文献中出现了一批意指吐蕃/西蕃的奇葩对音词，如下表。

表3元明时“吐蕃”意义的相关对音词

由上表可见，元明汉文中称呼藏族的既有汉语本有词吐蕃、西蕃，也有一批蒙语发音词，它们披上汉字外衣后与吐蕃意义关联，颇具迷惑性，易与吐蕃混为一谈。应明确，它们与吐蕃义同而韵不同:西蕃、吐蕃为隋唐已有之汉语词，与土卜惕、脱孛都等元明音译词来源性质不同，读音自不能混。姚大力(2013)还提到元代藏文《红史》以thu-hyen音译《唐书·吐蕃传》中的吐蕃，更证明元代吐蕃不读土波一类词音。谢文恰于此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观地认为它们读音相通并作为吐bō论依据，窃以为非也!至于“播吉”，详见下文。

2.5

相关文献史实和语言调查能否说明“吐蕃”读tǔbō?

谢文强调:不少汉民把吐蕃读tǔfān，但文献史实和语言调查表明，藏人自称一直是bod，吐蕃应读tǔbō。以下我们按“文献史实”“语言调查”两部分，分别讨论。

1)根据时代和来源，谢文所谓文献史实有三类:首先，认为唐代藏文bod对音汉文(吐)蕃，如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敦煌石室藏汉对照文书、唐蕃会盟碑中吐蕃的族称。其次，明代到20世纪30年代bod对音汉文“播、博”，如明代《西番译语》的"

\播吉\西番”这类对音材料和工农红军帮助西康藏族人民建立的博巴政府。第三，其他民族对吐蕃的对音称呼，如突厥人、阿拉伯人Tibbat、《马可孛罗游记》中的Tibet。

无疑，这些文献史实中相关名称意义确与吐蕃有关，但其语音并无确凿依据对音吐蕃，具体分析如下:

谢文所提达扎路恭纪功碑的碑文均为藏文，自不存在藏汉对音;所提吐蕃敦煌文书与唐蕃会盟碑确有藏汉文对照，但其中的(吐)蕃难以对音藏文bod，原因在于谢文忽略了隋唐以来中原王朝所形成的“蕃汉对举”传统:“汉”代表中原王朝/族群;“蕃”泛指周边地方政权/族群。就唐朝而言，朝廷内外有蕃汉官，军队有蕃汉兵，蕃汉对称而又都是唐朝官兵的称谓。唐称吐蕃为西蕃，呼后突厥为北蕃;唐太宗对诸州县是皇帝，对诸蕃以天可汗自居。谢文所提唐蕃会盟碑上的汉文，唐朝有6处异称为“汉”与吐蕃的略称“蕃”相并称，如“蕃汉并于将军谷交马”。在蕃汉对举语境下，此蕃字按今音应读fān。

《西番译语》对音材料和博巴政府名称中bod分别对音汉字播、博，但这和吐蕃读音无关。所谓“播吉”反映的是藏文的语音，义同吐蕃、西番(属格)，仅此而已。

谢文所提突厥文、阿拉伯文Tibbat、《马可孛罗游记》Tibet，这些与汉文吐蕃形成背景不同，也无对音关系。法·巴赞、哈密屯(1992)精辟指出:欧洲语言里指称吐蕃的Tibet源于中世纪旅行家向蒙文和波斯语Tibbut的借鉴。而波斯文形式当以阿拉伯文Tibbat写法为基础，阿拉伯文的Tibbat源于9世纪初的粟特文

，而粟特文的则溯源于8世纪突厥文碑铭一类……唐朝汉人采用以-n结尾名词

，瑞典高本汉对音作t^huo-piwen，加拿大蒲立本对音为t^ho-puan，总之吐蕃在7世纪无论如何带有-n尾而非-t尾。可见西方不少学者考证吐蕃读音带-n尾;谢文所列文献史实并不能说明吐蕃音读tǔbō。

2) 谢文所谓语言调查如下:藏学家任乃强1929年赴西康向藏族人调查，得到的回答是娶了唐朝公主的古藏族王国名称是“播”;谢先生自己先后请教在京的藏族博士、教授各一位，都认为吐蕃应读tǔbō;此外还调查了三大藏区对藏族自称的不同发音。

因吐蕃名称事关藏族，调查现当代藏族同胞对吐蕃的读音，似乎有些参考作用。但需注意，藏族从未自称过吐蕃，吐蕃是上千年的汉语历史词而非藏语本有词。这是基本史实，却被一些学者讨论吐蕃读音时忽略了。以此史实为前提，试想，问询当代个别藏族人真能反映吐蕃的历史本真读音吗?谢文调查藏区方言对自称的发音，对吐蕃本真读音的考求亦无帮助。

其实，要探索“吐蕃”千年历史真实语音，与其问询现当代藏族人，不如向古代藏族人留下的藏文史籍求取。经过梳理，我们发现:古代藏文史籍中对汉文吐蕃的对译，除了谢文所提bod外，宋以后还有一系列双音节-n尾藏文拼读;历史上汉文吐蕃-n尾语音被藏族人接受并以音译方式屡次进入藏文史籍，形成上述系列-n尾藏文拼读，这主要与宋朝编撰的《唐书》有关。原来，元世祖忽必烈时，官方先后在凉州和临洮建译场翻译藏汉等各族经典。在临洮译场，汉族译师胡降祖与藏族译师仁钦扎国师合作，首次把前朝《唐书》译为藏文。因出自官方译场且吐蕃史料丰富，藏译本很快引起藏族史家注意;藏族《红史》应最早摘抄了《唐书·吐蕃传》并说明《唐书》藏译过程，保留《唐书·吐蕃传》书名汉音。其后，藏史著作中明确表示引用《唐书·吐蕃传》的还有《汉藏史集》《西藏王统记》等(南小民、巴桑，2017)。具体请看下表:

表4《唐书·吐蕃传》书名的藏文拼读(藏文注国际音标)

元代汉语中“蕃”字重唇音声母应已完成向轻唇音［f］的转化，而上表藏文大都以

［h］字母对音“蕃”字声母，是因彼时藏语本无轻唇擦音［f］，便用相近的喉擦音［h］来对音(目前西藏城镇藏族受普通话影响普遍可发［f］音，一些边远农牧民仍不能发［f］音)。元代《蒙古字韵》中对音汉字“蕃”的八思巴字

，拉丁转写为han，与上表藏文对音吻合;元代还有碑文八思巴字

，拉丁转写为fan对音汉字“蕃”(参看罗常培、蔡美彪，2004:146;254)。现代藏族学术大师根敦群培《白史》开篇讲西藏地名:“除汉地外，其他诸大国，皆呼西藏为‘底巴达’(Tibet)。此显然是从汉地往昔呼西藏为‘吐蕃’(

)与蒙古语中呼西藏为‘吐巴达’(

)所转变而成”(根敦群培，2012:3－4)，其中明确以藏文［ tu ::::: p^han］对音汉文“吐蕃”。藏文属拼音文字，利于保留古音。上述“吐蕃”所对译藏文，无论元代明代的，抑或现代的，都从音译汉文《唐书·吐蕃传》而来，故其发音相近。尽管个别藏文拼写不尽相同，但就用-n尾音节对音“蕃”而言，它们毫无二致。故谢文所述个别藏族人读吐蕃为tǔbō，应是受某些错误发音潮流的影响。

2.6

从普通话语音规范角度看“吐蕃”应读tǔbō还是tǔfān?

谢文主张:藏人自称bod，按普通话地名名从主人的审音规范原则，循《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的规定，据北京音系，吐蕃读音规范为tǔbō较合适;附注还强调吐蕃与吐谷浑同属历史特殊读音，故须名从主人。

谢文因藏族自称bod就强调按名从主人原则给吐蕃注音tǔbō，乍听似乎有理，实则难以妥善确证。理由如下:

1)譬如多音字“谷”在《广韵》里有“余蜀切(音欲)”注音并注释“亦虏三字姓，吐谷浑氏”，而“蕃”在《广韵》中仅收元韵且无吐蕃义注释;同样，对《资治通鉴》作注的宋人胡三省每每提及吐谷浑便注音“谷，音浴”，生怕人们读错;而提及吐蕃时根本不注“蕃”音，即胡氏认为(吐)蕃当读通行的元韵音，无须特别注音。可见谢文所谓吐蕃、吐谷浑同属特殊读音之说不成立。

2)所谓名从主人本质而言，必定是“主人”在历史上首先主张并经常使用某特殊名称，方有别人或国家“从之”的结果。而藏族历史上并未主张并经常自称吐蕃，则吐蕃的审音、注音何来名从主人?真正名从主人的案例唐代也有。如《旧唐书·回纥传》:“元和四年……可汗遣使改(回纥)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后唐朝“从之”并改称，但这与吐蕃无关。

3)名从主人原则审音的地名，地点相对固定(县市一级)，如番禺。而吐蕃历史上其地域变动不居;元朝还曾设置吐蕃等路宣慰使司(不含今西藏)，属狭义吐蕃。由前述吐蕃初指吐谷浑及藏文音译《唐书·吐蕃传》的情况看，以名从主人原则审音吐蕃也不合史实。

4）《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针对少数民族语言里的地名，吐蕃作为汉文历史专名并非藏语里的地名，不宜按该法规范读音。

3.

结语

综上可见，谢文对吐蕃读音六大问题的解答都存在误会;其吐bō论也难成立。我们重新解答谢文六大问题，结论俱是相左。从普通话语音规范角度看，“吐蕃”应据唐代本源音义按自然音变原则今读tǔfān;鉴于吐bō论本有追求历史古音之旨，辞书对龟兹qiūcí、月氏yuèzhī等历史词也注古音，“吐蕃”注音若尊史从古，可暂拟tǔbiān(缘于清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 古无轻唇音》:“古读蕃如卞……卞、变、蕃皆同音”;中外汉学家们给“吐蕃”拟thu-piwen一类古音)，并加注“是古音，在某些读古诗韵文场合用”，这样才能反映“吐蕃”一词历史本真读音。

西藏扎西曲林寺前活佛东噶·洛桑赤列给《红史》中的藏文

作注，用藏文

[ t^hufan］对音汉文“吐蕃”;前甘肃省佛协副主席、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杨海莲曾说:吐蕃按人民群众的读音应读tǔfān，读tǔbō在藏文佛典中没有根据。那种认为吐蕃对音bod、藏族自己从来都读tǔbō的观点应是一个美丽错误。无论语源探讨、蕃汉对举传统，还是吐蕃入韵的系列古诗，都说明吐蕃历史本真读音带-n尾，这是历史上元朝官方译场汉藏两族译师一致确认的，也是黎锦熙、吕叔湘、丁声树等老一辈语言学家编纂辞书时一致肯定的，建议《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采纳。

来源：《中国语文》2020年第2期

作者：南小民 周至琴 孔凡秋

编辑：黄海红

校对：郑雨晴

责任编辑：郝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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