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制片人的日常生活 当导演遇上制片人

“我今天想向大家发出一个邀请，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寻找金羊毛吗？”

青年制片人尤国豪这个听起来稍显“与众不同”的开场，并没有掩盖他整场陈述的光芒，最终他在十二位优秀的制片人中获得了最多来自导演的选票，并且在“头号玩家”的打分中，排名第一。

这是今年FIRST惊喜影展的全新尝试：办了六届的“剧情片实验室”，从去年开始改名为“类型片实验室”；而只有两岁的制片人实验室，也在今年与类型片实验室并行，让二十个入选的类型片项目与十二位入选的青年制片人互相选择。

市场中专注类型片的影展和创投计划相对少见，有类型片创作意愿的创作者需要这样的机会去交流、实践。而在创投的场合里总是站在导演身后的制片人，这次也终于有机会自己站到台前去阐述自己的电影审美和职业规划，找到舞台锻炼和展示他们自主判断项目、接触陌生团队的能力。

前来分享的乌尔善表示，导演和制片人，一个是“马达”，一个是“油箱”。在对工业化要求更高的类型片创作中，二者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而当电影市场处在不确定性中，成熟的类型片和类型片创作者比起高速增长时期更加被需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FIRST用一场实验，试图组装起彼此合拍的“油箱”和“马达”。

这辆车能开多远不一定，但起步的油门已经踩下。

“我这次想换个风格。”

二十个项目之一的《基本增高法》，在两个月前也入围了FIRST电影市场创投会，不算其他创投计划，这已经是导演李浩和他的搭档赵乃夫在FIRST做的第五次公开讲演了。尽管台下的观众每次都不同，但这次他们还是希望脱离之前轻松欢快的风格，更注重讲述主人公的核心困境及其与自身经历的联系。

虽然不是FIRST的新面孔了，但李浩和赵乃夫一开始想做的就是类型片，瞅准的也是类型片实验室。在他看来，实验室持续一年地进行从剧本指导到拍摄基金的扶持，这是最吸引他的部分。

去年的第六期剧情片实验室上，FIRST影展CEO李子为就曾表示，此后的剧情片实验室将改名为类型片实验室，进一步向市场靠拢。在今年的评审李亚平看来，国内的很多电影节和主流市场之间，其实之前是缺少融合的，但客观上又很需要有人来做融合的工作，FIRST的类型片实验室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

国内各类创投的普遍现象是，很少有青年导演会将“成为一名成功的类型片导演”作为自己的志向，尤其在第一部长片，往往更重视自我表达和艺术质感。这和国外成熟电影工业下的导演成长路径大有不同，在海外市场，导演往往先从类型片做起，在类型片创作上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才有融入自我表达的话语权。

但目前，在国内，无论是类型片的创作意愿还是创作能力，青年导演都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创作者没有自觉的类型意识，”李亚平表示，“更多的人只是说‘我想拍一部电影’，并没有想到拍一部电影要跟观众、市场和钱有什么联系。”

少数有类型创作意识的人，从入围的剧作中也能看出力有不逮的部分。李亚平提到，今年入围的二十个项目中，只有三分之一是她认为成熟的、值得跟进的项目，另有三分之一是对类型片创作还不够清晰的，“他可能以为他是在做一个商业类型片，但是我们看了之后觉得是比较模糊。”

这一点，与同为评审的陈祉希的判断基本吻合，“很多青年导演不是不想商业，但确实根本不知道商业的东西在哪，只是自以为那个东西很商业。”所以，在日常的工作中，陈祉希时常会提醒与她合作的编剧和导演，先走出去看世界、看生活，找到什么是真实，才能明白观众想看什么。

李浩这几天就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基本增高法》讲述的是一个小男孩因为自己一直长不高而深陷成长的烦恼，李浩发现在知乎“长不高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的话题下有几千条回答，他打算尽可能把每一条回答都看完，“这些可能都会成为我故事的养分。”

除了提升创作者的意识和能力，国内市场中类型片单一的问题，也在创投的舞台上找到了可突破的一丝缝隙。

和“类型片”这一概念的发源地不同，国内电影市场发展的历史并不长，观众的观影习惯和审美情趣都与海外大有不同，适合本土观众的类型自然也有着“中国特色”。

比如目前市场最吃香的类型，莫过于喜剧、主旋律等等，在项目融资的阶段，这些类型的影片由于类型天花板更高，拿到投资也相对更轻松。但想要一个能留住更多观众的市场，势必需要更多的类型创新。只不过，在头部项目中创新的风险更大，属于新人的小成本项目恰恰是类型创新的首选。

青年电影人也有自己的类型偏好。李亚平听讲演时自己做了笔记，她发现今年类型片实验室最多的类型是犯罪悬疑，占了接近三分之一的比重，而爱情类型，却只有一部。

一定程度上，这与市场的现状也不谋而合。今年的类型片实验室引入了“惊喜头号玩家”评审环节，邀请了六位非电影行业，但同时又是艺术创作者身份的“头号玩家”，在尽可能早的创作阶段，给创作者提供来自观众视角的看法和建议。脱口秀演员杨笠就在现场表示，平时看得最多的类型片就是悬疑类的，而爱情片看得很少，“因为市面上的爱情片就那几句话，翻来覆去地在表达。”

胤超就是这个爱情片创作者，他的项目《我永远的女孩》是在软科幻设定下，对初恋和亲密关系的重新探讨。去年，胤超就曾带着他文艺属性更强的项目《她在水中央》走过多个创投，但目前还在融资中，尚未能开拍。

在等待的时间里，胤超用类型片的语法创作了《我永远的女孩》。“我罗列出了我自己最喜欢的类型，然后试试看它能不能和我最真挚的情感融合在一起，然后就写出了这个剧本”。

在胤超看来，青年创作者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类型片和文艺片在我这里没有一个优先级，我能做的只有尽可能做足准备，当有机会来的时候能把握住它。”

从市场层面来看，票房水位下降的时期，对成熟类型片的渴望更加。类型片实验室播下了二十个种子，能长出几朵成熟的花不一定，但或许能有些更鲜艳的色彩。

“我跟你说实话，个人感觉赛制还是比较复杂的，包括现在互选成功之后，我也在思考，想听听FIRST对下一步的规划。”

尤国豪对今年制片人实验室与类型片实验室融合的方式感到惊喜，在他原本的设想中，制片人实验室仍然是如去年一般：给予筛选出来的优秀制片人10万元的基金，让他们自己选定题材、类型和导演，在成都完成一部短片的拍摄。

但到了今年，制片人需要走出舒适区，不再能够选择与自己熟悉的朋友一同工作，而是要在短短六天的时间里迅速判断出值得跟进的项目与志同道合的人，某种程度上更符合了制片人的工作规律。在尤国豪看来，跟项目中已有的制片人去合作本身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我过去可能是偏向资源型的一名制片人，我觉得我来实验室就是想提升我制作层面的经验。”

规则的设定，很大程度上倒逼了创作者们在公开周里交流的积极性。不止一位导演和制片人对毒眸（ID：DomoreDumou）表示，以前去各类创投的时候尽管也有机会去认识各种各样的人，但由于自身性格并非那么热爱社交，总是也缺乏一些主观能动性。今年双选机制的设定，加上创作者、制片人互相之间的围炉谈话，在客观上迫使他们之间产生了更深入的沟通，让彼此之间的链接不因活动散场而终结。

风险也是相伴而生的。短促的时间里，导演和制片人是否能够真正“对上眼”，谁也没法有所保证。所幸，最终的结果是好的，12位入选制片人中，有10位制片人与类型片项目互选成功，其中还有部分制片人同时带两个项目。

开办两年，制片人实验室依然年轻，作为影视生产中对综合能力要求最高的岗位，到底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培养出一名优秀的制片人，给他们提供需要的帮助，FIRST也还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

在大部分创投活动中，如果有五分钟的讲演时间，能留给制片人的往往不超过一分钟，主要负责讲讲影片的预算。青年制片人很少有机会能像青年导演一样，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来介绍自己，告诉大家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

而在今年的FIRST类型公开周，制片人至少有了一次和导演们同台讲演的机会，去面对市场对自身职业素养的审视。

在陈祉希看来，这是一个机会让大家明白制片人的职能到底应该是什么，“我看到很多年轻的制片人很急于去拿到很多资源，但我觉得制片人更要专注的其实是创作和内容本身，因为当内容足够好的时候，找演员找投资等等都是会被认可的。”

对于可能离观众有些遥远的创作者来说，制片人就是架在创作者与观众之间那一道最重要的桥梁。“制片人了解观众的共情点至关重要，而且对观众情绪的关注不应只局限于当下，还要对未来有所预判。一些故事能满足今天的观众，明年可不一定。”制片工坊的导师林明杰如是说道。

市场的变化不以创作者的意志为转移，但同甘共苦的精神力量能在艰难的时刻支撑他们继续前进。就像乌尔善导演提到的那样，作为一个导演，才华是次要的，完成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是强大到克服一切困难的意志。

青年制片人和青年创作者的前路还不明朗，但至少，他们如今有了同行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