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6的历史（1949-1976反映新生活奠定新方向）

作者：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与这个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文学的全新变化。这个时期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学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组成部分。从1949年至1976年进入共和国之后的这“十七年”，最为发达和成功的文学样式，就是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小说。

长篇小说《创业史》插图 蔡亮/绘

这一时期的文学，除了少数试图建构“史诗”的作品外，大都是具有通俗小说元素的作品。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如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梁斌的《红旗谱》、冯德英的《苦菜花》、曲波的《林海雪原》以及《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大刀记》等。这些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同一性，就是传奇形式中民族性的建构。它们在延续了传奇小说叙事形式和内部构造的同时，装进了新的内容，起到了教育人民、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作用，替代了过去言情、武侠、侦探等通俗小说的娱乐性功能。

红色革命，是20世纪席卷全球的伟大事件，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红色写作——或称作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在那个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经典“三红一创，保山青林”八部长篇小说，有五部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

柳青的《创业史》被普遍认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小说通过对梁生宝、梁三老汉以及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等人物的塑造，回答了农村为什么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创业史》受到肯定和好评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中国农民形象。梁生宝是一个天然的中国农村“新人”，他是“蛤蟆滩”合作化运动天然的实践者和领导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柳青几乎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来展示这个新人的品质、才能和魅力。梁生宝不是那种盲目、蛮干、仇恨又无所作为一筹莫展的农民英雄，他是一个健康、明朗、朝气勃勃、成竹在胸、年轻成熟的崭新农民。在解决一个个矛盾的过程中，《创业史》完成了对中国新型农民的想象性建构和本质化书写。

赵树理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成长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三里湾》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也被认为是“我国最早和较大规模地反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优秀作品”。小说叙述了三里湾四个不同家庭在合作化运动初期的矛盾和变化，反映了农村所有制变革中思想和观念的斗争，表现了家庭、婚恋、道德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

周立波是一个跨时代的作家。1956年至1959年，周立波先后写出了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其《续编》。《山乡巨变》取得了重要的艺术成就，这不仅表现在小说塑造了几个生动、鲜活的农民形象，对山乡风俗风情淡远、清幽的描绘，也显示出周立波所接受的文学传统、审美趣味和属于个人的独特文学修养。

浩然的《艳阳天》，是最能代表其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小说。小说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书写了农业生产合作化时期火热的生活画卷，歌颂了在新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新人物和新力量。小说情节曲折复杂，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虽然小说不免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色彩，但难能可贵的是塑造了众多朴实醇厚的农民形象和真实生动的落后人物形象。浩然通过这些人物形象，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艳阳天”的坚强信念。不论是描写、叙事还是抒情，对社会主义的赞美都由衷地流诸笔端，全书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进入新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如何表达全新的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不仅需要作家熟悉、理解新生活的内容，同时也要熟悉表达这一生活的形式和内在精神思想。经过不断的学习、探索和具体的文学实践，作家们在不同生活领域内，写出了表达新生活的重要作品。除上述农村和革命历史题材外，城市、青年、边疆少数民族等题材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创造成果。其中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王蒙的《青春万岁》等，最有代表性。

《上海的早晨》与《创业史》具有一种完全同构的对应关系：它们虽然题材和书写的领域不同，但都试图通过文学的形式来完整、全面地表现中国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艰难、曲折、复杂但一定走向胜利的历史过程和必然趋势。因此，这部宏伟的长卷依然是一部有关国家民族的历史寓言。

王蒙的《青春万岁》，以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女七中高三女生热情洋溢的青春生活，讲述了那个年代一代青年的成长经历，讲述了成长于新旧交替时代青年人特有的精神风貌：有理想，有热情，对生活积极乐观。小说洋溢着一种温馨而炽热的氛围，渗透着一种高尚而纯洁的情调，折射着一种绚丽诱人的理想之光。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长篇小说，是用文学的形式表达时代生活的主流。其中流淌和洋溢的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既是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作家用想象的方式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建构。虽然简单透明、一目了然，但是，作家对新生活的理解和想象，构建了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肯定了时代的价值观和对生活单纯炽热的情感，分外感人。当我们重读这些作品时，油然升起的慨叹是，这些小说已经成为历史，但却没有成为过去，它们仍在我们的情感生活中挥发着巨大的精神作用。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23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