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孙族（乌孙人不是外国人）

影视作品中的乌孙人

《史记·大宛列传》：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意思是，乌孙在大宛东北大约二千里，是个百姓不定居一处的国家，人们随着放牧的需要而迁移，和匈奴的风俗相同。拉弓打仗的兵卒有几万人，勇敢善战。原先服从于匈奴，待到强盛后，就取回被束缚在匈奴的人质，不肯去朝拜匈奴。

这时的乌孙国就在今天的伊犁草原，而乌孙人最早生活在河西走廊，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史记》已经说得很清楚，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就是想把乌孙召回故地。这事虽然没办成，事实就在那儿摆着，不多说了。另外是乌孙王号昆莫，根据这个，一些学者推测他们是先秦时西戎的一个部落，典籍称“昆”为“昆戎”、“绲戎”、“混夷”，《孟子·梁惠王章》：“惟仁者能以大事小, 是故汤（商汤）事葛，文王（周文王）事混夷（昆人）。”迄今为止河西走廊地区出土的先秦时代人类学材料都无例外地显示出蒙古人种支系类型的特点，这说明乌孙人最早是“中国人”无疑，至于后来混上了欧罗巴人种的血当然属于民族融合发展过程中的正常事，不能作为一些人将乌孙人作为“外国人”的依据。

沙井文化

沙井文化，中国青铜时代末期的一种文化，最初是1923年安特生的助手民勤柳湖村、沙井子、黄蒿井发现的。1948年，裴文中先生带领西北地质考察队又在这一带发现了一些同类遗存，并首次提出沙井文化的命名。2001年永昌西岗柴湾岗墓葬发掘报告公开发表。多年来积累的资料表明，沙井文化的中心区域在腾格里沙漠的西部、西南部边缘地带，即武威、金昌一带，向东南延伸可达永登、兰州附近。据碳测年代数据表明，上限为距今3000年左右，下限为距今2500年左右，大体相当于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

沙井文化内涵丰富，遗物有彩陶、石器、铜器和铁器等，其族属被认为是秦汉之前的河西走廊居住着月氏、乌孙等民族。沙井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即是房子，均为平地起建呈圆形或椭圆形，门向东或东南，房内有灶、火塘和地炉。房屋附近分布有窖穴，为平底圆筒状。这就说明当年生活在这里的乌孙人已经学会了建造房屋。

沙井文化，铜鹿，永登县榆树沟出土。

因为沙井文化不如仰韶文化与青铜文化那么有名，所以“乌孙人建造房子的事”总被一些人忽略或者忘记。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和亲公主刘细君不但为乌孙国带去了汉朝的典章、礼仪、音乐艺人、百工匠人、生产技术、广陵风俗和汉代的葬制等等，还在西域发明了琵琶，让草原上有了汉朝人建造的房子。原因是乌孙与匈奴的习俗差不多，都是游牧民族，刘细君到乌孙的那会乌孙人会不会盖房子现在很难说清，但刘细君到乌孙后，自己建造宫室居住却是有历史记载的。一直住着帐篷的乌孙人一看房子在某些方面要比帐蓬好使，于是，草原上开始慢慢有了房子。

这种说法不能说它完全错，为什么呢？虽然都是草原，但还有一个土质与气候的问题，另有一个“搬迁”适应的过度期。但草原民族住的“房子”或者城在至今的考古发现均是圆形或椭圆形无疑，这可能是最早居住圆形帐房或者茅草屋的影响吧。而沙井文化的房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是，我们今天可能把一些草原民族想得很“落后”，而事实也是相对的。我国考古人员最早在伊犁昭苏一座乌孙墓中，发掘出一件西汉铁铧（犁耕用）。《汉书》记载西汉军队曾在乌孙国屯田，“汉复遣长罗侯惠（常惠）将三校屯赤谷”。其后，前苏联学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期间，于伊犁河右岸多个乌孙墓地考古发现乌孙社会有逐渐由游牧转向农耕定居的趋势，甚至在一些墓地出土了谷物及粮食加工工具，如青铜镰刀、石磨盘、石碾等。只不过农业始终是乌孙的副业（《西域通史》）。

乌孙古墓

另外是在伊犁先后活动五百余年的乌孙人还掌握了一定的铸冶技术，这些在史籍里都没有记载，但乌孙古墓（又称作乌孙土墩墓或草原土墩墓）却为人们给出了答案。据1988年伊犁文物普查结果表明，在伊犁广阔的草原上分布着万座土墩墓。通过考古发现，在七河地区（巴尔喀什湖东南）东部邓立克（Tenlik）有一个乌孙时期的高级武士墓葬，他的衣服上饰有约100片精致的金质浮雕。而在精河县的乌孙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铁器、丝织物、细泥红陶及金戒指、金耳环等。专家们由此推测，金属冶炼在乌孙国并不单是家庭副业，而是一门重要的手工业，乌孙中期后墓葬普遍有日常生活常见的小铁刀、铁锥，还有环首铁刀、铁剑，铜器诸如青铜锥、小铜饰、铜碗等。墓壁及椁木有金属斧、铲、凿的加工痕迹，证明乌孙工匠使用金属工具。（文/路生）

乌孙，这个古老的民族，在其消融的背影里就这样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个历史谜团，就像沙井文化最初的发现的遗址大多被流沙覆盖那样，但谜底终将会被揭开。

伊犁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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