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怎么样的图（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

导读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举世闻名的绘画杰作，出自北宋画家张择端之手，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以巨幅长卷的形式，“界画”（作画时使用界尺引线）的画法，生动记录了中国12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时代生活——画卷上共画有人物684人，牲畜96头，房屋122间，树木174株，船25艘，车15辆，轿8顶。如此浩瀚的画卷，画面结构却异常严谨，有条不紊，被誉为“中国第一画”、“天下第一画”。

如今，《清明上河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而曾经，它“五度入宫、四度出宫”。甚至，它一度在战后的混乱中遗失。那么，这幅流离失所的《清明上河图》是怎么被找到的，它又是否就是张氏的原作？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动态版《清明上河图》

01

张择端两画《清明上河图》

至今，开封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开封的相国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天保六年，到北宋太宗时期，相国寺发展到鼎盛时期，占地540亩，僧院64座，殿阁雄伟、花木葱茏，因此被誉为“金碧辉映、云霞失容”。偌大的相国寺雕梁画栋，需要大量的画师为之服务。传说正是在这些民间画师中，有一位自称可以把首都东京城的繁华盛景搬到画上来，这个青年就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

当时的皇帝宋徽宗和宰相蔡京不但喜欢绘画，并且都是绘画的高手。听此传闻，便在皇家卫队的护卫下，声势浩荡地驾临相国寺，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准备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

然而，张择端被召进宫中翰林图画院后，却提出了一个请求：不能关在皇宫里面作画，而要在安静的农舍中作画。宋徽宗赵佶同意了张择端的请求，命宰相蔡京为张择端在北宋东京都城的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画作。谁能想到，这样一幅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就这样在东京都城郊偏僻的农舍里创作完成。

当宰相蔡京将张择端绘画的长卷呈给宋徽宗赵佶看时，宋徽宗不禁大喜过望，当场便用瘦金体为这幅画五字签题《清明上河图》，还盖上了他收藏用的双龙小印。从此，《清明上河图》就被宋徽宗赵佶收入皇宫内府。

可是，没过多久，靖康之役，北宋灭亡，宋徽宗赵佶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俘虏到北方，藏于北宋内府的《清明上河图》及6000件艺术品也被金兵掠获。

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在杭州称帝，史称宋高宗。张择端为了让宋高宗赵构不忘国仇家恨，坚决抗金，他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给宋高宗赵构。

想不到的是，宋高宗赵构与父亲宋徽宗赵佶不同，他对画根本不感兴趣，画被退了回来。张择端展开长卷，心绪难平，他一气之下，将自己呕心沥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一半。沉痛的打击下，不久，张择端忧郁而死。但张择端两献《清明上河图》的故事却被流传了下来。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虽然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考证故事的真假，但事实却是，《清明上河图》确实不止一幅，甚至还有很多。

在由北京故宫研究人员参与编纂的《清明上河图：珍藏版》一书中，就列出了这样的清单：中国大陆有10件、中国台湾有10件、日本有11件、美国有6件、欧洲有6件，其他去向不明的有5件。而这些都还是有名有号的文化珍品，实际上，历朝历代以《清明上河图》为名的画作，更不知有多少幅！

为什么会这样？热爱《清明上河图》研究的日本作家野岛刚，做过研究：“画卷的形式，以东西向的河流作为主体，描绘两岸繁华的街景。比较夸张地说，只要是符合这样的条件，什么样的画都可能冠上《清明上河图》的名衔。”

确实，自从900多年前，北宋张择端创作了第一幅《清明上河图》，自此，各种各样描绘一条河两岸的复制本、仿本，就像洪水一般袭来。甚至，在张择端的画作流入民间，很长一段时期踪迹全无，无从模仿时，仍有人持续画出《清明上河图》。

比如，在乾隆皇帝就干过这样的事。据载，雍正年间，《清明上河图》真迹依然杳无音信。当时和硕宝亲王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得到了一幅与《清明上河图》原作接近的仿品。他觉得这幅画虽然很大气，但前后衔接并不顺畅，而且细部动态上也有些美中不足。于是决定再造一幅更完美的《清明上河图》。于是，他组织了五位画家，对画作进行了临摹创新，而这就是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院本”。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图中的桥已不是宋朝时的木桥。

正因为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人，又有形形色色的理由，复制、仿制甚至作伪。有些《清明上河图》已经不是画北宋风情，而是把明代、清代的要素都融入进去，《清明上河图》本身也成了一条代代传承、丰富多彩的“河流”。

有人概括，与其说《清明上河图》是单一绘画的名称，不如把它想成这是一种绘画的类别，更容易理解。而由此，今天博物馆中的《清明上河图》，大致可以区分为3大系统：

第1个系统是张择端的真迹。

第2个系统是明代著名画家仇英创作的“仇英本”。

第3个系统则是清代宫廷画家奉命所做的“清院本”。

不过，在三大系统中，无论怎样统计，世界上拥有最多《清明上河图》的，不是中国大陆，也不是中国台湾，而是日本。

02

没人会想到真迹就在这里

虽然历代流传下这么多幅《清明上河图》，但作为源头的张择端真迹，还存在吗？

很久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其实不甚了了。很多人甚至认为，“源头”早已失传。这也正常，中国有很多名画，它们的原本都已不在，留下来的只是后人的摹本或仿本。

可是，谁也想不到，这样的观点，会在20世纪50年代，突然打破。

1950年8月，沈阳。

沈阳是当时中国东北的重要都市，曾是“后金”的首都，称为“盛京”，伪满洲国时名为“奉天”，由努尔哈赤建立。

在位于沈阳市中心的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的前身，于1959年改名)的仓库，年轻的杨仁恺此时站在这里——后来，他成了中国知名文物鉴定家，有着“鉴定大师”、“人民鉴赏家”的称号——而其时，他的职衔是“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化处研究室研究员”。

在伪满洲国政府垮台后，从伪满洲国政府流出了大量绘画和瓷器到市场上，甚至有了专门的“东北货”之称。其中有许多赝品或仿本，当然也有精品中的精品。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决心整理这些长年战乱中遗散的文物。杨仁恺的工作就是把仓库中的文物一一鉴定，分出真品与赝品。

应该说，杨仁恺是有这样的本事。他是四川人，虽然此时刚刚35岁，连大学也没读过，然而动荡的历史给了杨仁恺不同的人生。

上世纪40年代初期，日本军队入侵中国，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杨仁恺通过熟人的介绍，来到重庆工作，担任艺文杂志《说文》月刊的编辑。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考古学者卫聚贤，文化界名士郭沫若、商承祚等人。其中，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特别喜欢杨仁恺。当时，故宫文物从北京的博物院疏散到四川省，马衡也在重庆。杨仁恺从马衡身上不仅学到中国艺术的入门知识，也有了经常浏览宋代、唐代珍贵古书画的机会。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为了糊口，杨仁恺又到了北京。他凭着自己在中国艺术方面的知识，在著名的古董街“琉璃厂”找到工作，在那里又训练了自己鉴识文物的眼光。以至，后来他常自称“我是在琉璃厂大学毕业的”，并引以为傲。1950年起，他在熟人的引荐下，在东北人民政府的文化部任职。

正是因为一身的本事，此时，在东北博物馆的仓库内，大家把难题摆在了杨仁恺面前。工作人员经初步的整理、筛选，发现了三张几乎相同的画卷，都叫做《清明上河图》。

如前所述，这幅画的仿本和赝品极多，真迹却早已散佚不见。包括杨仁恺在内，都认为这三张画顶多就是明代时画的、品质比较好的仿本，没有什么好期待的。

果然，开始鉴定的杨仁恺，打开第一张《清明上河图》，一看就知道是赝品，没有价值。

接着鉴定下一张，博物馆内其他同事，有人觉得“说不定是真迹”。杨仁凯一眼瞄过，确实是好东西。但画中细节不符合宋代特征，杨仁恺认为是“明代的作品”，但是品质相当好，也有可能是仇英的真迹。先选到“收藏”这一边。

明朝仇英《清明上河图》

到了最后一张画。他没有多想就把画摊开，却突然脊背感到一阵凉意，脸上露出笑容光彩，不假思索地大叫，“就是这个！”

03

为什么叫“石渠宝笈三编本”

多年后，杨仁恺在一次采访中回顾这个过程，依然难免激动——各个时代的中国绘画各具特色，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偏好的笔法和颜色。“很明显，眼前这张是宋代的绘画”。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体现着独特古老的绘画法式，气势恢弘，笔法细腻，人物、景物栩栩如生。

杨仁恺随即对这幅画卷进行认真细致的考证，虽然这幅长卷因保存不善，已经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然而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详实，历代的收藏印章纷繁复杂，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尤其是画卷之后金代张著的题跋，明确记载：“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

但杨仁恺为了避免骤下结论，过于草率，还是尽可能找到所有能搜寻到的资料。其中，就包括《东京梦华录》这类的文献资料。

宋代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代，《清明上河图》是在北宋末期画的。《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居住在北宋首府开封的孟元老，在北宋灭亡后怀念开封的繁华，巨细靡遗地记录下当时开封的样貌，是部写实的非小说类作品。

《东京梦华录》里所描写的开封，有着仓库、木头桥等和画里一致的地方，这引起了杨仁恺的注意。他判定这幅画为真迹。

为了谨慎起见，杨仁恺还将这幅画卷的照片，发表于东北博物馆编印的《国宝沉浮录》中，这立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高度关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很快就下发调函，将这幅画卷调往北京，召集专家学者做进一步考证、鉴定。

杨仁恺（右一）与谢稚柳、启功、刘九庵在北京故宫鉴赏书画。

经专家学者鉴定，大家确认杨仁恺发现的这幅绘画长卷，就是千百年来名闻遐迩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并将它收入北京故宫博物院。

为什么这幅《清明上河图》还要缀上这么复杂的名字？这其实也是一个考证的过程。

前面说过，乾隆在做亲王的时候，曾召集画家创作过“清院本”——篇幅比真本长出了近一半，人物也更多，街道也更复杂。而且由于绘制时间离现在比较近，所以色彩也比较艳丽，看着很舒服。

可是，史载，就在新的《清明上河图》绘制完成几十年后，嘉庆皇帝通过抄家获得了张择端珍本的《清明上河图》，嘉庆请来太上皇乾隆，爷儿俩一看就明白了，这才是真货。恰好，此时他们正在给宫廷保存历代书画编辑目录，取名《石渠宝笈》，于是，就在张择端真迹画卷的开头盖上“石渠宝笈”和“宝笈三编”两个印章，算是给了真迹一个正式的名分。

所以，今天故宫博物院藏本的《清明上河图》又称为“石渠宝笈三编本”，其实就是被专家们认定为张择端原作。而与真迹一同被发现的其他两幅《清明上河图》，则均为辽宁博物馆馆藏。

04

末代皇帝“无心插柳”

那么，为何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会出现在东北呢？这还得从末代皇帝溥仪谈起。

了解近代史的人都清楚，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走下了皇帝宝座。根据民国政府给清皇室的“优待条例”，退位后的溥仪偕少量嫔妃、臣子和太监等，可以继续生活在紫禁城北部的后廷中。

然而，同中国任何一位封建皇帝不同，溥仪少年时期接受的是英国老师庄士敦的教育，从小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一直有出国留洋的梦想。

为了离开皇宫后能有充足的经费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想到了皇宫中收藏的大量珍宝、字画。这就是溥仪后来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中提到过的“行动”：“……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值钱的名贵文物字画运出宫外，最重要的是《清明上河图》。”

于是，从1922年7月13日开始，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趁溥杰、溥佳二人每天上午进宫陪其读书之机，从珍贵的宋、元版善本书下手，一个包袱接一个包袱地运出紫禁城。

末代皇帝溥仪和弟弟溥杰、润麒的合影。

最初，溥仪是几天“赏”一次，每次10卷或10册，后来几乎是逐日赏赐，数量渐增，高峰时一次能“赏”35件。依据后来发现的《恩赏目录》，至少有1000件以上唐代到清代的贵重字画由溥杰运出去。

历史很有意思——如果溥仪当初没有把它带出宫外，《清明上河图》大概就会随着蒋介石在1949年到台湾地区了。

然而，历史并不是如果。事实上，后来溥仪没有出国，却到伪满洲国当了“皇帝”，而从北京紫禁城运出的《清明上河图》真迹，也跟着他先到了天津，又到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现在的长春)，收藏在伪皇宫内。

资料显示，这些被溥仪带到长春的文物，共装了100多个箱子，每个箱子1米多长，都被放置于伪宫东院的图书楼楼下东间，在这座时称“小白楼”的建筑中一“睡”就是13 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携带大量文物想逃亡到日本，但飞机还未来得及起飞，就被苏联军队拦下，送到西伯利亚，再转到中国接受思想改造。令人庆幸的是，正是这场拦截，《清明上河图》幸免于一次劫难，安然无恙地被保留了下来，先交给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再移交给东北人民银行保管，之后存放在东北博物馆，直到被杨仁凯“发现”。

不过，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术史上“伟大”的瞬间，杨仁恺生前并不太在公开场合提起(注：杨仁恺2008年于沈阳病逝，享年93岁)。他曾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专访中直率地说：“溥仪带了三幅《清明上河图》，到底哪一件是真迹，溥仪自己也不清楚，我不过是因为具备经验和知识，所以知道哪幅是真迹。”

来源：新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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