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和遗憾注定是人生的一部分（生命里路过的那些苦痛）

无论对于弗里达还是米开朗基罗，绘画都是他们挑战命运以及自我实现的方式

“痛苦没有尽头，它有具体的形式。有时，它是物质方面的凌虐，比如灾难、疾病、命运多舛、人类的恶意。有时，它藏在人的内心。”法国著名文豪罗曼·罗兰在《名人传》中说。

莫奈晚年患上严重眼疾时画下的睡莲

前一种痛苦，墨西哥传奇女画家弗里达·卡罗可谓尝尽了。死亡的阴影，几乎笼罩了她的一生——六岁时患上小儿麻痹症，致使右腿萎缩；18岁遭遇严重车祸，脊柱、骨盆、腿骨等身体多个部位断裂，腹部和子宫更是被一根铁栏杆刺穿；至少经历过32次外科手术，大多数在脊椎和右腿上……

车祸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弗里达不得不躺在床上。无意间，她开始以涂涂画画作为消遣。最终，绘画重塑了她的人生。日后弗里达在写给画商好友朱利安·利维的一封信里，提到了自己与绘画的结缘，称当时由于出了车祸，她被石膏胸衣禁锢在床上，非常烦闷，所以决定做点什么。靠着从父亲那里偷拿的一些油画颜料和母亲为她定做的特殊的画架——因为她坐不起来，“我就这样开始了绘画。”

久病对弗里达形成的禁锢，使她的绘画世界是那样独特。她画得最多的，就是自己，她坦言这是因为“我常常独在”“我就是自己最熟悉的最好的主题”。弗里达将自己看成了一个私人的世界，将其投射在画布上。其间能够让人感受到累累病痛给她带来的变化，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状态上的。例如，她笔下自己的身体常常是裸露并且带伤的，甚至有时把身体里外翻了个个儿，心脏被置于胸前，并如X光那样显示自己断裂的脊柱。即便她画水果或花卉，其意象往往也经过她自己的形象来加以过滤。她也画了自己的很多想象与梦境，“正如那场车祸改变了我的道路，许多事情阻碍我去实现一般人所认为是正常的愿望，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画出那些难以实现的愿望更正常了”。

弗里达凭借自画像所展露的才华，让毕加索都自叹不如。痛苦与力量都渗透在她的绘画中，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让观者面对她的画时很难不有所动容。绘画，成了弗里达抗争命运也是自我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样是一生为痛苦所困，一生以艺术来对抗痛苦，“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米开朗基罗的痛苦，属于罗曼·罗兰所言的后一种。

米开朗基罗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中产者家庭，他的一生也堪称富有。他却从来舍不得享受，过着僧侣般的贫苦生活，结石、痛风等各种疾病缠上了他，傲慢的脾气、猜忌的性格也让他缺乏人缘。最让他感到痛苦的，其实来自灵魂。

1508年，为西斯廷教堂画天顶及墙壁的壁画，米开朗基罗开始了生命中最暗淡也最崇高的岁月。这是体量巨大、难度非凡的工程。整整四年，他把自己锁在教堂里，不知疲倦地几乎是独立进行着这项工程，还要应对来自家庭成员的索取、盘剥。在此期间，他曾给二弟弟写信道：“我在这儿生活得很苦闷，身体极度劳累。我什么朋友都没有，而我也不想有朋友……我很少有时间自由自在地吃顿饭，别再让我烦心了，因为哪怕再多一丁点儿的烦恼，我都受不了。”

此后，罗马绵延的战祸、横行的瘟疫，加上疾病的侵袭，让米开朗基罗始终陷入痛苦，他却一直忘我地工作着。他将奋斗当成了一种精神需要，把一切虚无狂乱发泄在工作中。米开朗基罗最终活了89岁，也将自己活成艺术史上“最接近神的人”。

百年前，一场流感曾席卷全球，蒙克和蒙德里安却都因此迎来创作灵感的迸发

困局、险途、逆境，谁能终其一生有幸避免？而那些堪称伟大的艺术家，往往格外能够抓住面对挑战时的机遇，让人生从罅隙中开出花来。

1918年至1920年间，“西班牙流感”曾席卷全球，甚至波及偏远的太平洋岛屿和寒冷的北极地区，总共感染了全世界大约五亿人，占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造成大约2000万至5000万人死亡。两位艺术大师——爱德华·蒙克和皮特·蒙德里安，却都因此次流感，迎来了创作灵感的迸发。

对于蒙克是否“中招”过此次流感，学界众说纷纭，他却通过一系列自画像和素描作品，确凿地将这场流感带给人们的恐惧传递出来，甚至能让观者从中看到无声的尖叫。名为《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的油画，蒙克至少画了三幅。它们是少数根据这一流行病创作的艺术作品，也是蒙克艺术生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少时目睹多位亲人因病离世，自己也一直体弱多病，这使得疾病和死亡给了蒙克尤为深刻的感触，也成为贯穿蒙克一生的创作主题。在其中一幅《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中，画面中间坐在椅子上的人，罩在过于宽大的晨袍之下，显得格外瘦削、憔悴、怪异，橙红的色调让人不免察觉到他或许正在发烧。而在蒙克的另一幅同名油画中，他则画了虚弱的恢复者双腮塌陷，画面左上方的白色窗户，似乎表明光线从外面照了进来，隐隐给了人们些许希望。作品尽管同名，但构图、着色均完全不同，由此可见艺术家面对流感题材的思考绝非浮于表面。

据说蒙德里安曾感染此次流感，病症持续了数月。而在养病的这段时间里，蒙德里安反而格外安心地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进行绘画创作。日后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写道：“当我染上流感时，我注意到一个人可以多么极不情愿地变得全神贯注，而且随之而来将有更好的艺术品出现。”

养病的这段时期的确对蒙德里安的绘画产生了帮助。蒙德里安艺术风格上最为关键的转变，自1919年开始，他使用直线、直角、三原色等更基本的元素创作组成了独具辨识度的抽象画面。日后蒙德里安最广为人知的“格子画”正来自于此。

即便在人生暮年，遭遇突如其来的病痛疾苦，仍有艺术家能够从容应对，甚至“衰年变法”，从中可以见出的，是他们对于命运的不惧。

72岁的“野兽派”绘画创始人马蒂斯在经历过肠癌手术之后，身体虚弱得难以站在画布前挥笔作画了。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轮椅上，他将艺术创作转向了一种新的媒介——剪纸。为了剪出花花绿绿、色彩艳丽的作品，他亲自动手染出需要的彩纸，拿着剪刀、别针、图钉变着纸上魔术，创造出充满幻想情调的动植物、人物、图形。停下来时，他会久久凝视贴上墙面的剪纸，让助手一遍又一遍按照他的心意组合粘贴。在马蒂斯位于南法的工作室里，他的剪纸作品几乎贴满了房间墙壁，从大小适中渐渐发展到墙壁和房间般大小。

“我现在虽然不能站起来走动，但我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进去散步的花园，一切都在这儿，水果、花朵、树叶，还有飞翔的小鸟……”在人生的最后十多年，马蒂斯的精神状态非但不似一个饱经磨难的老人，反而像是返老还童，有着孩子般挥霍不完的创作热情。剪纸给病痛中的马蒂斯带来了快乐，也成为他艺术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章，使得马蒂斯晚年的作品炙热而富有生机，创造了“大装饰艺术”的概念。

晚年栖居在吉维尼花园的印象派艺术大师莫奈，患上了严重的眼疾。他的视网膜严重病变，以致无法分辨色调，绘画时只能凭颜料锡管上所标的字母来辨别颜色，凭记忆对事物作画，且提笔时不得不把眼睛凑得很近。对于这样一种痛苦，他曾在给友人的信里提及：“我画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困难得多，我希望我能做好，如果有双好眼睛的话，我还能画到100岁。”可莫奈仍在画，画一幅比一幅大的《睡莲》，画那些水上花园的旖旎风景。

这一时期莫奈的绘画风格的确相较从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画面更为模糊朦胧、色彩浓重。他却也仿佛挣脱了色彩的束缚，更加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作画。有艺术评论家称，此时正常人对睡莲形象的固有感知已无法禁锢莫奈，他用画笔绘出了内心视界睡莲的色彩，那是精神的颜色，真实属于他的个人意识。（月白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