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抑郁症抗争(我与抑郁症的抗争)

我和抑郁症抗争(我与抑郁症的抗争)(1)

(一)

“抑郁症 ”对那时的我来说是陌生的,甚至根本就不知道那也是一种病。那是04年的夏天。

参加完高考,我知道自己又输了。03年的试题非常难,我的成绩还可以,虽然和二本线差了点,但还是被当地的一所本科院校的英语专业录取了。

复读是心有不甘,觉得自己本应考得更好。

但结局依然如此。第二天在学校里对答案、填志愿,我是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在宿舍收拾课本时,甚至想把所有的书都撕了……但最后还是挑了几本做了很多笔记的书当做纪念品留了下来,其它通通卖了废品。

在家等待成绩的日子里,特别痛苦。一方面急切地想知道成绩,另一方面又怕成绩出来。

成绩出来后,果然又没考好。但确定被东北某高校录取后,家里人舒了口气,我却愈来愈痛苦——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不可能。按我平时的成绩,考上一所知名大学不成问题,但结果往往出人意料。

几天后,突然某个瞬间,我感到自己的右胳膊震颤了一下,但没当回事。和绝大多数就要步入高校的大学生来说,内心的期待是远远大于恐惧的。

我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每天依然给家里人做饭,和大家说说话,但情绪低了很多。

晚上睡觉再也没有从前那么踏实了。从小到大,我的睡眠质量都是很高的,几乎一躺下就能睡着,但那段时间因为有了心事,再也没睡过一天安稳觉……

我和抑郁症抗争(我与抑郁症的抗争)(2)

(二)

开学前的某一天,我突然不想看到外人了,任何人来我家,我就躲进另一个屋子里。那时大家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像每一次进入一个新环境前会恐惧一样,都以为这是正常反应。

回顾我的整个小学和中学时代,几乎都将自己紧紧封闭起来。我的内心有很多苦恼,但从来不会给别人说起,平时也只会和她们分享快乐的事,所以,在我以前同学的眼中,我是天生的乐观派。

小时候家境不错,到后来爸爸做生意赔了,日子急转直下。我开始小心地用每一分钱,从不乱花。高中三年,每个月生活费是100元(包括餐费),到月底也能留下三四十块。

说到底,那时的我对自己是极度苛刻的,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所以尽管我成绩不错,却一直羡慕那些可以自由支配生活费的人,看她们穿着当时流行的服装,活出了自己真实的样子,有点嫉妒了。

有时我在想,抑郁症不是突发病,虽然有时一个导火索就会触发,但它一定是早就在自己的心中埋下了种子,只是我们都没当回事罢了。

我和我爸去林大报到时,他陪我在外面买完洗漱用品,说要赶当晚的火车回家,在校门口分别时,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想着从此要一个人面对,我哭了。

回到宿舍,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舍友打完招呼,我便到挨近窗子的上铺睡觉去了。但也只能躺着闭眼休息,偶尔能睡一会,一有响动,立马惊醒——仿佛精神处于极度紧张中。

我发现自己的精神开始恍惚了,有时会久久直视某个物体,哪怕心里想着别看了,但眼睛还是盯着那儿,能明显感觉到,我的行动已经不受大脑指挥了……

我和抑郁症抗争(我与抑郁症的抗争)(3)

(三)

刚入大学就要军训,而且强度很大,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

因为状态很差,头也开始疼起来,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去医院。那时,学校隔壁就是林业总医院,检查结果是:双大脑后动脉血管痉挛。

对医学知识我一点也不了解,但觉得没什么大事。医生当时是怎么说的已经不记得了,我浑浑噩噩回到宿舍,只想赶快摆脱目前的状况……

无论如何努力,还是睡不着,但军训是必须进行的。给辅导员请假,她说:不行,除非有特殊情况!那是我第一次来外地求学,我对什么都不了解,辅导员的话如同圣旨不可违抗。我只能委屈自己。

那时宿舍楼下有一个磁卡电话,我给家里打了电话,但什么也不敢说,只是哭。我妈觉得我可能是不适应那里的生活,说慢慢就会好起来的。她又给我说了家里的事,打了好长时间,直到后面等待的同学不耐烦了,我才挂了电话。

宿舍在五楼,我一步步挪上去——那是我一生中最无助最无力的时刻,我的精神好像水蒸气一样统统蒸发了,现在支撑我的只有一个躯体。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什么是“行尸走肉”。

又过了几天,我感觉实在受不了了,便硬着头皮又去请了一次假,辅导员依然板着脸:不行。这是规定!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已经毫无希望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辅导员的父亲是前黑龙江省林业厅厅长,所以她的嚣张跋扈也可想而知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觉得那已经是我能承受的极限了。但还是抱着试试看的侥幸心理,想着也许第二天醒来就会奇迹般好起来呢!

但终于没有。第二天凌晨发生了一件震惊全校的事。黑龙江的高校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生在黑大,死在林大。那天,新纪录又诞生了。

我和抑郁症抗争(我与抑郁症的抗争)(4)

(四)

几天后,我在哈医大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爸爸,他眼里布满血丝。我问:这是在哪里?他说:医院。我问:我怎么会在这里?他说:你先休息好,其他事以后再说。

第二天好友刘萍打电话来,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突然我开始歇斯底里地哭: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一了百了多好。我已经对这个世界失望透顶了……

其实苏醒时,我下意识地抬起胳膊时就发现问题了:右胳膊已经被石膏固定住,根本抬不动。想到自己以后将是个残废,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

那是我十九年人生里最大的一次灾难,谁也不会预料到。在此之前,我从没打过点滴,但在医院的一个多月里,将我一生的点滴都打完了——手腕脚腕处轮流扎针,每一次护士考虑在哪里扎针时都要花很长时间。

从小我和我爸的交流很少,虽然他对我格外偏爱,每次打工回来都会给我带礼物,从小时候的发夹到长大后的复读机,他的爱和期望全部凝聚在礼物里。

对父母,我很少向他们表达我的真情实感。有时想把内心的苦闷发泄下,一想到他们那么辛苦地供我读书,便把想说的话咽进了肚子里。在他们面前,只说好的,不谈坏的。

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些都为抑郁症埋下了伏笔。

在医院时,我的状态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会和隔壁床的病友聊聊天,不好的话就觉得前面的路都是黑暗的,我将永远被隐没在黑暗里,无法自拔。

四十天后,我躺在担架上,被几个学生抬上了开往三门峡的火车上。想到就要见到家人,又期待又恐惧。那难熬的四十多个小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

小叔去接的我们,连夜开车送我们回家。回到家已是凌晨。家门敞开着,我妈迎出来:回来了。我没敢回应她,羞愧难当。

他们将我抬进卧室,床上已经铺好被褥。我妈说:终于回来了。到家了就能好好休息了。快睡吧。

我想着她会问我很多,但什么也没有。我把脸埋进被子里,无声地哭了。

我和抑郁症抗争(我与抑郁症的抗争)(5)

(五)

回到家的当晚,我睡了长久以来的第一个踏实觉,虽然没几个小时,但仿佛几天几夜。

第二天一早,听到我爸和我妈在院子里说话,我爸说:我这就要走了。以后孩子就交给你了。等好了,明年再去。

住院时,我爸专门去了一趟学校,他给我办的是休学手续,尽管我坚持以后再也不要读书了,他说:先休学一年,到时再说。

后来证明,我爸是对的。读了那么多年书,说不上就不上了,我心里是不甘的。

我和我妈每晚睡觉前,关了灯,她就会给我讲故事,像小时候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小时候都是童话,而我在十九岁那年深秋的晚上,听到的都是一些历经磨难、最终走向人生巅峰的真人真事。

我第一次在我妈的搀扶下站起来时,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那时距离我出事已经两个多月了。我曾以为一辈子是残废了,想着我要在轮椅上度过下半生——当然,那是我为自己设想的最坏的结果。

我妈也一样,没见到我之前,她以为我摔得特别严重,每天在家里以泪洗面,等我回来,她觉得比预想中的好多了,有一天晚上,她和我讲:其实人这一生,只要活着,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你先养病,等你好了再决定去不去读书,我们会尊重你的决定。

我的身体慢慢恢复了,胳膊上的石膏也去城里的骨科医院取了,我下意识地弯曲胳膊,却发现不能打弯了,医生说:根据你们以前拍的片看,右胳膊关节是粉碎性骨折,里面现在固定着几个钢板,以后应该也不能和正常人一样弯曲了……不过,你回去锻炼锻炼,也许弯曲的幅度能大点。

此后的每一天,无论是坐着躺着还是走着,我总会下意识地锻炼胳膊,甚至每天将一桶水提好几个来回。不过,事实证明,我的右胳膊确实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只能弯曲在15°以内。

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我妈带我去看心理医生。她不相信我会做出傻事,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她相信自己的直觉。

我们去的是地区医院心理科,还没等医生问完,我就焦躁地要回家,我说:我受不了了!心理医生不过是分析了下我的情况,我却觉得她就像个间谍,把我的所有秘密都探听了。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耻辱。

但我妈很有主意,即便我再反抗,她也一个人听完了医生的话。后来,我们又去了另一家私人开的心理诊所,综合了两个医生的意见,又根据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选择了一种叫“盐酸多塞平片”的药。

休学在家的一年里,我一直吃的是这种药,价格不高,虽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感觉一切都在好转。

不过,随着第二年开学日子的临近,我的精神状态急转直下,开始做噩梦,醒来时头上都是汗……我才明白,我的心理疾病只是表面上好转,真实情况远比看到的要复杂的多。

我和抑郁症抗争(我与抑郁症的抗争)(6)

(六)

开学的日子到了,爸妈和我一起去学校,拿着那张在家里的木盒子里躺了近一年的休学证明书。火车上,我的心情落到冰点。

虽然平时和他们说起只不过是比别人晚读了一年书,但一想到又要去面对那么多学生,想着我的往事会拿来作为大家的笑料,便惊恐不已。

手续办理的一点儿也不顺利,学院方面不断阻挠,他们打着“可以来继续读书,但必须先还了前一年手术费用”的旗号,想着我们农村人是不经吓的,这么说我们大概就会回老家去,再也不来了。

事实是,我爸妈为了能让我进入学校就读,费了很大的劲,和学院理论,直到写了保证书说以后若出了什么事故都不会找学校的麻烦,才罢休。

不过,最后一刻,我却不干了——新生们正在准备军训,看到他们的样子,想起之前的自己,痛苦加倍袭来——我想我真的在那里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家,马上!

爸妈千哄万劝都没用,我是铁了心要回去的。就这样,我们又坐上了返程的火车,在天津中转时,我爸去了内蒙(那时舅舅在那里承包了一个打井的工程,爸爸在那里干活赚钱),我们则回家。几十个小时的车程都在沉闷压抑的氛围里度过,直到火车抵达运城站。

不过一回到家我又后悔了——有一天从老屋往我家走时,经过一个土坯砌成的老旧墙体时,我突然反应过来:如果这次不去,那我一辈子可能都逃不出在农村的宿命了,曾经的那些豪言壮志此后都和我无关……

后来,我读到村上春树写的他为什么要写小说,就是有一天在观看球赛时,突然脑子里冒出了做小说家的想法,于是,一切都改变了。

我一直想,假如当时任头脑空白,什么也不想,那最后的结局必然是惨烈的。所幸的是,虽然没有非去不可的那种意志力,但至少我开始主动了。

想到这里,回去我就给我妈说:咱们再去一次吧。这次我肯定会留在学校里。那时军训快结束了,我想着只要能赶上上课,就没什么损失,毕竟,我是参加不了军训了。

后来遇到的麻烦是迄今为止最棘手的,当年学校里有十六个学院,除非有重大的事,否则都是各学院负责的。第一年我的事辅导员应该受到了牵连,她联合党委书记百般阻挠,找出种种理由拒绝我的入学申请。

为此,我哥和当时的嫂子坐火车来到哈尔滨,抵达的当天,他们就在学院专门召开的“是否同意姚曼入学”的专题会议上发了言、经过大家的反复讨论和辩论,我哥和嫂子阴沉着脸回到出租屋……我和我妈一看就知道事态不好……

那天晚上,哥嫂和我妈很晚都没睡着,我哥在出租屋里打地铺,我在迷糊中听到他和我妈说:他们一直强调姚曼有病?是的,我承认她有,谁经历了那么大的挫折能一下子站起来呢?!不行!我一定要让妹妹入学!

那天晚上我哥没睡,他去网吧构思怎么写材料,第二天一早,他把打印好的几十份写好的《关于姚曼问题的告学院书》交给我,让我到学校的行政大楼去,每个校长门下塞一份。另外,我们也拨通了当时正火的《焦点访谈》栏目电话……

最后,是副校长出面解决了此事。我记得那天在副校长的办公室里,他对我妈说:大姐,你放心,我们一定让姚曼入学。农村家庭培养一个孩子不容易,这么多年的心血不能白费了。然后他转向我:好好表现哦。

学校答应我入学的条件是:必须有人陪读。我妈为了让我安心读书,一下午的时间都在学校附近找出租的房子,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王阿姨家(我的第一任房东)。

我的情绪依然波动很大,我妈说:平时你就好好上课,周末了咱们一起去看心理医生。那时我吃的药还是盐酸多塞平片,因为在路上耽搁的时间太久,我们都忽略了病情,但药没停。

明天就要上课了,想着这一波三折的入学过程,比电视剧还要惊险,确实有些后怕。还好,我在心里安慰自己:终于可以又走进教室了。心里的迷雾慢慢散开,但恐惧依然还在——我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着怎样的道路。

我和抑郁症抗争(我与抑郁症的抗争)(7)

(七)

第二天我走进教室,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尽管之前设想了第一次见面的种种场景,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但那一刻,却还是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中学时我一直是大家心目中的榜样,不论成绩还是为人。这种事第一次经历,就以这种猝不及防的方式,我有点应对不过来了。

不过,还是强忍着,在教室里找个座位坐下,有人喊我:喂,你是传说中的曼姐?!我哭笑不得,这时候来一句这样的话,是在讽刺我吧?

不过,后来证明,我错了。那是来自天津的于同学,他坐在后排,胖乎乎的脸上镶嵌着黑如明珠的眼睛。

一个人合不合群,一开始就能看出来。于同学、姜同学和我,我们仨从来都是独自一个人,在教室里,偶尔聊几句无关痛痒的话题,也便满足了。

我的事早就在班里传得沸沸扬扬,上一届学生在给学弟学妹们讲起那件事时用的都是神秘的口吻,在他们一生的经历里,我是个近在眼前的“奇迹”。

周末的时候,我和我妈去道外区的心理医院。从我们学校所在的区到那里得坐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如果换做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去。当时,每次都是我妈主动提出,必须去!

记得第一次找的是心理医院的副院长,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她简单问了下我的情况,就开了一种抗抑郁药(好像是“盐酸帕罗西汀片”),说是先买两盒试试。

当时一盒是65元,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给我妈说:咱们先买一盒吧,等有效果了再来买。我妈口袋里就带了二百块,她说:买。你的病要紧。

回到出租屋的第一件事就是喝药。我心存侥幸,以为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却不知道抑郁症的治疗过程是异常缓慢的。

当时,大家都以为我就是普通的抑郁症,只要按照医生的吩咐做就好了。但我妈发现不是这样的,我的表现分为两个极端。

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消沉,外面的天气阴沉我立马就会想到“世界末日”,如果经过时两三个人在一起说话,我就会马上确信她们在嘲笑我。

而过了这段时间,我心情好起来,每天意气风发去上课,将老师布置的作业写得工工整整交上去……仿佛一瞬间世界变得美好了,我会和遇见的每个人打招呼,管他认识不认识。

那个周末,我们又照常去心理医院咨询,副院长正好不在,她房间的隔壁坐着一个男医生,我们便挂了他的号。

而正是这个医生,改变了我此后的命运……

我和抑郁症抗争(我与抑郁症的抗争)(8)

(八)

那个男医生仔细地询问了我的病情,包括平时生活里的一些小细节,最后他说:你的病不是单纯的抑郁症,而是躁郁症,它是抑郁症里最复杂的一种。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躁郁症”,尽管不知道它有多严重,但可以确信更甚于抑郁症。我转过身,看到我妈的脸色都变了,她紧张地问:医生,那我们该怎么办?

男医生说:我重新给孩子开一种药,让她先试试,看有什么反应。另外,每周过来复查一次,有什么新状况一定要如实告诉我。

走的时候,他递上自己的名片:我姓高,下次来之前给我打个电话。

他开的药是:盐酸氟西汀胶囊,也就是百忧解。

回去以后,我按医生的嘱咐按时喝药,正常上课,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我们的房东姓王,我叫她王阿姨。她家住的是平房,有两间,一间他们自己住,另一间租给了我们。

因为她家就在学校的后门附近,她们平时就做点小生意,比如在新生刚来时会卖点日常用品之类的,赚钱补贴家用。

没事的时候,她和我妈聊天,知道我生病,家里就我爸一个人赚钱,有一天她问我妈:大妹子,你想不想去做清洁工?就扫林大门前的那条路,活倒不重,你也能赚点钱,毕竟,在外面处处都要花钱。

我妈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接下来的日子,每天早上四点多她就出门,快八点回来,休息一会再去。午饭是我在食堂打回来的,我们俩面对面吃完,记得那时无论吃什么饭都没有味道。

躺下来休息时,我妈会问我:今天感觉怎么样?我说:还好。她就放心了,然后会和我说起扫马路时发生的事,不管是问路的还是无意间和她打了个招呼的人,当她说起时,眼里都会闪烁着光芒。

读中学时,每次开学,走之前,我都要和我妈闹一场,虽然一回到学校就后悔,但有时候真的控制不了自己。记得有一次,我在书上读到一句话: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当时就觉得这句话写出了我对我妈最真实的情感。

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直都是我妈陪伴着我。为了让我尽快入学,她和学院党委书记当面争吵,甚至甩门而去;为了看好我的病,她每周陪我坐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心理医院,而到那里停留的时间也不过半小时……

而当她在哈尔滨的冬天里冒着严寒扫雪时,心里又该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我从未关心过她,从来都只为自己着想。当我心情不好时,就会朝她发脾气,她说我几句,我立马就会顶撞,然后甩门而去。晚上回来,我固执地不开口,因为知道一定是她先和我说话。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段往事一直是我心里的梗。我终于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对儿女是全心全意付出的,他们从未想过回报,只求儿女平安。

【后记: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要经历很多,之所以记录下这段故事,是为了让更多有抑郁症前兆的朋友能提前做好准备,在病情恶化前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相信你能战胜它,就可以。】

我和抑郁症抗争(我与抑郁症的抗争)(9)

亲爱的伙伴们,今晚我在村里的露天广场看电影时,无意中翻到曾经的这个系列文章,记得那时我还和公子白关系很好,还花了399元加入了他的创业群,又在他的不断鼓动下花了998元入了德佳的群……他曾在他的群里公开说:她的文章我连打开都没打开过!因为那标题一看就是负能量的!

我的好友阿华气不过,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击他:也许你将来会成为那个人人羡慕、人人仰望的陈安之,可是,在我眼里,小曼不是,也不会成为那样的人。为此,公子白又把截图发在了他的群里,还配上酸溜溜的明显带有讽刺意味的话:看来,以后再也不能在我的文章里点名道姓了!

如今,我和公子白早就失去了联系,去年我的病情复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造成的,毫无疑问。记得那个月我赚了960块钱,然后在他的不断鼓动和诱惑下又自己贴了二三十块钱交给了他,他当即就赚了400块钱,然后马上又退了我200,还装出一副自己做了好事的高高在上的姿态。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渺小的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后来听说我寻死的消息后,他要求我立马把他办理的水果年费退给他,我没有钱,妹妹冬梅知道后,马上给我转了五千块钱,她说:曼姐,我相信你的为人,你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没事,这钱对我来说是小事,你什么时候还都行。我当即退给了公子白1500块,然后,他把我拉黑了……

我和抑郁症抗争(我与抑郁症的抗争)(10)

后来从别人口中,我听到了以下故事:我闹着要跳死海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朋友圈,远在益阳的我的小溢弟弟(我们是网络上非常好的朋友,亲如姐弟,迄今为止见过两面)加了公子白的微信,扬言要去深圳找他算账,他害怕了,转了一万块钱给小溢弟弟,说是给我赔不是了。后来那钱都被用作我的治疗费用了。

后来,各地的网友又给我捐了好多钱,我一时之间有了这么多钱竟然不知怎么花,我和橙爸专门去了中国最好的心理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又为了我胳膊里镶嵌的三块德国进口钢板要不要取出来专程去了一趟哈尔滨,后来哈医大的资深老医生说:取不取出来都意义不大了,没事,你想取出来也行,但建议就近取,比如你们离西安近,那就去西京医院吧。

我们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剩下的钱装修楼上的房间,把一个大大的客厅隔成了两间,我给爸妈说:这样再装两个空调,我各地的朋友来了,就可以在咱们家住下,不用花钱住酒店了……爸妈都同意。做水果这几年,每年都会有几拨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有的是自己来,有的是带家人朋友来,我爸妈都是格外高兴,他们觉得,自己女儿能认识这么多人也是我们家的荣幸。

很多朋友回去以后都会想念妈妈做的炸油饼、想念爸爸炒的菜,想念我们一起在村外马路慢跑时随手采摘水果就塞入口中的那种畅快淋漓的场景……其实,我也想念每个和我有过接触的人,虽然表面看起来我很开朗很豪爽,实际上,骨子里我是个传统且矜持的人,我在心里默默记着每一个细节,等她们离开后,再用键盘一个字一个字去敲打出来……那便构成了一个又一个温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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