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学的方言是哪里的（古蜀语是怎么说的）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巴蜀文化面广根深，如何深入挖掘出丰富的营养，丰富当代精神文化生活，是研究者一直努力的方向。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汪启明长期致力于汉语文献方言学研究，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辑录及数字化工程”，收获甚丰。2019年，汪启明领衔撰写的《中上古蜀语考论》荣获第十八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受到语言学界的高度评价。汪教授认为，研究蜀文化，首先要特别重视古蜀文字的研究。 要把古蜀文字的研究放到首位。研究古蜀文字，离不开对古蜀语的研究。应该说，古蜀文字是今后蜀文化研究的一个难点，也是重点所在。

汪启明

2020年1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了一篇名为《考论蜀语 牵住古蜀研究“牛鼻子”》的详细报道。该报道以“地域学术文化系列——巴蜀文化”为策划主题，以长篇专访的形式，隆重介绍了汪启明教授以及他近年来在蜀语和蜀文化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心得。在这篇文章中，汪启明着重提出，蜀地文字研究是今后若干年古蜀文化研究的“牛鼻子”。

用外证法研究上古蜀语

思辨领先，而不是材料至上

在这篇专访文章中，汪启明首先指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核。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互为支撑。“由于“文献不足征”，我主要是从移民、考古、语言三者结合的角度，用外证法来研究上古蜀语。从语言外入手，对语言多学科进行研究，并以之反哺其他领域。这样的研究需要思辨领先，而不是材料至上。”

古蜀有没有文字？这在汪教授看来，是古蜀文明研究的关键问题。《蜀王本纪》说：“蜀左言，无文字。”“左言”是什么语言？在汪教授看来，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们就很难证明古蜀人与华夏族有同源关系、蜀语就是华夏语（汉语的前身）而不是非汉语等问题。于是汪教授介绍，他采用内证法，从“左言”入手来破题。认为“‘左言’并不是针对蜀语的构词异序和语法成分异序这两个特点而言的，因为这两个特点在蜀语以外的地方也是有的。我们搜集了古代“左言”“左语”的全部文献用例，说明其并不特指少数民族语言或异族语言。我们又把扬雄用“左”的用例全部找出来，发现并没有野蛮、粗俗的意义。从字义看，古代“左”““右”无别，都有助义。“左言”不是少数民族语言的称谓，而是语音不正之谓，又主要是指蜀语的声调与中原语音有别。“左言”不是另外一种面貌的语言，只是部分名物称谓及语音异于中原，即古蜀人语言是华夏族汉语的一支方言。至于“无文字”则是所有文明起源的共同现象，不仅限于蜀人。”

蜀地文字研究是今后若干年古蜀文化研究的“牛鼻子”

谈到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工作时，汪启明说：“学术研究要依靠材料搜集和观点提炼，语言研究也不例外。研究材料要注意材料的时代、来源和真伪这三个问题。时代不对，研究出来的成果没有证明力；来源不对，做证据的条件不足；真伪没有搞清楚，会得出失实的结论。研究古蜀语必须坚持历史发展观。一代有一代的蜀地范围，一代有一代的蜀人来源，研究不能以今律古。古蜀语的材料很少，研究难度较大。刚开始研究时，因为缺乏相关材料，有学者质疑该项研究是否具有可行性。不过我认为，语言研究既可以用语料研究语形、语义、语用，这是语言本体研究；也可以用罗常培式的研究路线，结合文化做语言研究，这是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

关于如何进一步推进巴蜀文化研究，汪启明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谈了他的建议，“强调，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在我看来，具体对蜀文化研究来说，那就是要特别重视古蜀文字的研究。文明社会的标志包括城市、冶金、宗教礼仪和文字符号等，蜀地文字研究是今后若干年古蜀文化研究的“牛鼻子”。要把古蜀文字的研究放到首位。研究古蜀文字，离不开对古蜀语的研究。应该说，古蜀文字是今后蜀文化研究的一个难点，也是重点所在。”此外，汪启明还提到，古蜀文献的研究，也亟待加强。充分发挥一批老专家的作用，培养后起之秀，形成新时代传承蜀人治学传统、具有蜀人治学特色和风格的巴蜀学派。

“今天的四川方言已经是一个混合的方言，但其底层还是古代的蜀语”

无独有偶。近日出刊的《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51期）以“你还会说方言吗”为主题，六城踏访，书写方言的“消逝与挽留”。汪启明教授作为蜀方言专家，接受了采访，重点谈到四川话的历史渊源和特点。

在谈到四川方言面貌时，汪启明说，根据对重庆、合川、南溪、广安的58份族谱的研究，清以前入川的118户中，湖广籍占85户，其中又有65户为麻城籍。因此，在清代前期大规模的移民入川高潮中，湖广籍最多，称为“湖广填四川”。这样一来，湖北话就成了四川话的重要基础，夹杂着各地方言的特点，在长期的融合与改变下，四川话形成了现在的样子。

汪启明的工作被称为“方言考古”，他游走在各种史料文献中，去找寻古蜀语的发音方式和语法结构，进而重建中、上古蜀人的语言系统。如何通过文献来确认上古、中古时期的发音、音律，这是汪启明“方言考古”中的一个难点，经过多年的研究，他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

首先是根据文字做基础性判断，因为80%左右的文字是形声字，这样就可以基本判断出发音，但未必准确；其次是根据押韵，韵脚字的系连、历代的韵文、作者的籍贯都是重要参考；第三是根据古人音注，隋代陆法言的《切韵》一书规范了中古时期官话的语音系统，是研究古音的一本重要典籍；最后，翻译著作也很重要，像中古时期翻译的佛经都是珍贵的文献依据。汪启明解释道，在语言的各个元素中，发生变化最快的是词汇，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词汇表达，这也是最迅速给语言断代的工具，其次是语音，改变最为缓慢的是语法结构。

在汪启明看来，“今天的四川方言已经是一个混合的方言，但其底层还是古代的蜀语”。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中，方言是不停地游走变化的，但这种变化又极其缓慢，与政局、区域的转变相比，方言是静态的、凝固的。只是通常在一个个体的一生中，很难意识到方言的改变，只有跳出来，站在更宏观的历史角度去看，才会意识到方言的变化，就像秦汉的文法与唐宋的文法截然不同一样。时至今日，四川方言仍在变化。人类在选择语言时总是很聪明的，那些不好用的、与时代逐渐脱节的方言就这样慢慢淡出历史舞台，成为未来再进行“方言考古”的化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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