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揭秘朱元璋晚年为何要大开杀戒（朱元璋的帝王心术到底有多强大）

论起朱元璋，就一定要说洪武四大案，即空印案、胡惟庸案、郭桓案、蓝玉案。这四个大案都透露出朱元璋卓越的帝王心术，通过三个最重要的特点就可以看出——间隔时间短、波及范围广、指向性强。

洪武九年（1376）或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主要针对地方的官员；洪武十三年（1380）的胡惟庸案则剑指文臣；洪武十八年（1385）的郭桓案是对京城的高官下手；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蓝玉案则向武将开刀。如此精准、快狠的定向打击，与其说是朱元璋在惩治贪腐，倒不如说是帝王心术的完美运用，为朱家江山的保驾护航。

先来说洪武九年（1376）或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

何为空印？顾名思义就是先盖章后填表。按规定，全国的地方官员每年都要向户部呈送税款账目，地方和中央的账目须完全相符，分毫不差。若一项不符，整个账册都会被打回重报。但上缴的是粮食，在运输过程中会有损耗，出现双方账册与实物对不上的现象是大概率事件。又因西南、西北、东南的官员来京（南京）交通不便，路途遥远艰辛，户部官员又着急结项，若被打回重造势必耽误，于是元朝就出现了这种官场潜规则，地方官员会事先准备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到京重造。

但朱元璋并不知道这种潜规则，发现后更是盛怒，认为这是官员相互勾结、欺君的重罪，即刻下令将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远方。

柏桦教授曾在《朱元璋与空印案》书中做过这样的结论：“空印案牵连的人数应该超过千人。按照当时的官制，官吏总数约2万人，惩处千人，占官吏总数的5%，足以引起轰动效应。”

空印案表面上看是朱元璋对于官吏权力的整治，不少后世甚至将其评为冤案，骂朱元璋草菅人命，可是发迹于草莽之际的朱元璋知道这是官员在倚仗手中权力鱼肉百姓，贪污敛财，他曾经亲手推倒那个腐败的朝廷，又如何能忍受自己的帝国再次出现这样的现象？

接下来就是洪武十三年（1380）的胡惟庸案。

洪武六年（1373），淮西朋党集团即文臣朋党的重要成员胡惟庸担任右丞相，在任期达七年的丞相生涯中，他在朝中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最典型的就是刘基，由于他曾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话，故遭嫉恨，被解雇罢禄。但胡惟庸穷追不放，在洪武八年（1375）刘基染疾，他派太医前去探望，刘基在服药后不久后一命归西。

后来的洪武十二年（1376）占城国进贡，胡惟庸瞒报不奏，还推诿给礼部，致使朱元璋深感皇权旁落，宰相专政。很快，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朱元璋以宰相胡惟庸图谋造反的罪名下令将其凌迟处死并株连九族，由此拉开了胡惟庸案的开端，时间长达12年之久，波及被诛杀者多达三万余人，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才方告结束。

胡惟庸案表面上是朱元璋为强化君权的一次政治事件，细细研究，会发现此案不过是个借口，借此对行政体系进行重置，罢相废中书省，将全国大小事务独揽皇帝一身，为自己鸿图志向铺路，也为朱家江山保驾护航。

接下来就是洪武十八年（1385）的郭桓。

洪武十八年（1385）三月，户部侍郎郭桓等人被告发盗卖官粮，于是朱元璋下旨查办，发现户部侍郎郭桓等人总共贪污两千四百多万石粮食。后发现牵涉全国十三个布政司中的十二个，六部中五部，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因朱元璋在布衣之时，父母、哥哥就因没有粮食在半月内全部饿死，有此了经历，自然贪腐不会手软。涉案的五部官员全部处死，为了追赃又查抄不少富户粮商地主，由此地主对朝廷产生怨恨，为平民怨，又将审刑官吴庸等人处死。

明史记载“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郭桓案不能简单看作朱元璋对朝廷上下贪污的整治，更是他对基层田亩和政府的重新洗牌和掌控。

最后就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蓝玉案。

我们先要了解此时的太子朱标，自打他出生，朱元璋始终对其厚望，在其27年的太子生涯中，朱元璋从未想过换人，不仅自己悉心教导，还请名儒为师。朱标不像朱元璋脾气火爆，而是为人温文尔雅、无纨绔之习，对大臣和老师十分恭敬。且有朱元璋为政手段残酷严厉对比，朱标在朝中的拥戴程度可想而知。

本案主角蓝玉也对朱标忠心耿耿，因此朱元璋想要留他一命，作为太子的武人集团班底，让朱标继承大统后的清除北元做准备。可惜天不遂人愿，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去世，走在了朱元璋前面，留下的皇孙幼小，压不住手握重权、跋扈嚣张的蓝玉。因此在第二年朱元璋借口蓝玉谋反，开始了对朱标太子的武人集团班底的屠戮，首先是蓝玉，念及是儿女亲家宽大处理：碎剐改剥皮。后牵连被杀的武将及族人达一万五千多人。

蓝玉案表面是朱元璋对开国勋臣的清洗，实际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结果，太子朱标猝不及防的英年早逝，只能重新洗牌，为年幼的皇孙做打算。

在朱元璋炉火纯青的帝王心术运用下虽历经几次杀戮，但却使新生大明的江山愈加稳固。连康熙帝都赞誉朱元璋：“明太祖天授智勇，崛起布衣，纬武经文，统一方夏，凡其制度，准今酌古，咸极周详，非独后代莫能越其范围，即汉唐宋诸君诚有所未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