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回顾与分析）

亚洲金融危机是1997年7月开始笼罩东亚、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一段金融危机，并引起了市场对于区域性金融危机将导致的世界经济崩溃的担忧。但亚洲经济1998-1999年迅速复苏，市场对经济崩溃的担忧也随之消退。

危机首先开始于泰国，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因为缺乏外汇支持其与美元挂钩的货币，而被迫浮动泰铢之后，泰铢金融体系崩溃。资本随即立刻发生外逃，并开始了国际连锁反应。随危机的蔓延，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以及后来的韩国和日本都出现了货币贬值、股票市场和其他资产价格贬值、私人债务急剧上升的情况。

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是受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香港、老挝、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受到了经济下滑。而文莱、中国大陆、新加坡、台湾和越南受到的影响较小。日本也受到了不算十分严重的影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波及的国家和地区）

（1997年各国股市的走势图）

（受影响的亚洲国家的GDP走势图）

I. 信贷泡沫和固定货币汇率

1997年金融危机的原因有很多，也颇有争议。

泰国的经济在热钱的推动下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泡沫。随着泡沫规模的扩大，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国家还有所谓的 “裙带资本主义”。发展资金基本上不受限制地固定流向某些人或团体。

在90年代中期，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私人经常账户出现了巨大的赤字，维持固定汇率鼓励了对外借贷，导致金融和企业部门过度承受外汇风险。

在1990年代中期，一系列的外部冲击开始改变经济环境。人民币和日元因1985年的《广场协议》而贬值，美国加息导致美元走强，以及半导体价格的急剧下降，都对其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 随着美国经济从90年代初的衰退中复苏，格林斯潘领导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开始提高美国的利率以阻止通货膨胀。

这使美国成为相对于东南亚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而东南亚一直在通过高短期利率吸引热钱流动。对于那些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东南亚国家来说，美元升值导致他们自己的出口变得艰难，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东南亚的出口增长在1996年春天，急剧放缓，使它们的经常性账户状况恶化。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亚洲危机是由一些政策造成，这些政策扭曲了贷款人与借款人关系的激励机制。由此产生的大量信贷产生了高杠杆的经济环境，并将资产价格推高到不可持续的水平。这些资产价格最终开始崩溃，导致个人和公司拖欠债务。

II. 贷款人的恐慌和信贷的撤回

贷款人（lenders）恐慌，导致大量信贷从危机国家撤出，造成信贷紧缩，以及进一步的破产。此外，由于外国投资者试图撤回他们的资金，外汇市场上充斥着危机国家的货币，给它们的汇率带来了极大的贬值压力。为了防止货币价值崩溃，这些国家政府将国内利率又提高到极高的水平（来帮助减少资本外逃），并干预外汇市场，用外汇储备购买固定汇率下的任何多余的国内货币。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两种政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

极高的利率，对健康的经济会造成极大的损害，对已经脆弱的经济造成了进一步的破坏，而央行的外汇储备却在不断流失，并且关键是，他们的外汇储备是不是无限的。当资本逃离这些国家的浪潮难以阻挡，这些国家就不再捍卫其固定汇率，并允许其货币浮动。由此产生的货币贬值，意味着以外币计价的负债以本国货币计算而言，大幅增长，导致更多的破产，并进一步加深危机。

一些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杰弗里·萨克斯）认为，与金融市场相比，实体经济在这场危机中并不是太大的帮凶。危机发生的迅速性促使萨克斯和其他人将其比作由突然的风险冲击引发的典型银行挤兑。萨克斯指出，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实施了严格的货币和紧缩性财政政策；而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则指出，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投资者的 “羊群心态"，放大了实体经济中的小风险。因此，这场危机引起了对市场心理感兴趣的行为经济学家的关注。

香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热钱通过金融中心，特别是香港，飞入东南亚地区。投资者往往对各自经济体的实际基本面或风险状况一无所知，一旦危机席卷到香港，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不确定性，导致一些投资者完全撤出亚洲。这种投资萎缩只会使亚洲的金融状况恶化（随后导致泰铢在1997年7月2日剧烈贬值）。

东盟十国的外交部长们认为，对其货币的精心协调操纵是蓄意破坏东盟经济的稳定。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指责乔治·索罗斯以 "大规模货币投机 “毁掉了马来西亚的经济。但索罗斯声称自己虽然在1997年卖空林吉特，但也是林吉特下跌期间的买家。

III. 大陆与香港的影响

人民币在1994年与美元挂钩，比率为1美元兑8.3人民币。而在1997-1998年期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自己的优势，而东盟国家由于货币贬值，其出口相对于中国的出口变得更加便宜，于是西方媒体却猜测，中国将很快被迫贬值其货币，以保护其出口相对于东盟国家的竞争力。然而，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性，保护其价值不受货币投机者的影响，因此中国决定维持货币挂钩，从而提高中国在亚洲的地位。2005年7月，货币挂钩被部分取消，对美元汇率上升了2.3%，反映了来自美国的压力。

与许多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不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外国投资都是以实地工厂的形式，而不是以证券的形式，这使中国避免了快速的资本外逃。虽然与东南亚和韩国相比，中国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但1998年和1999年的GDP增长急剧放缓，也使人们注意到其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政府确信有必要解决其巨大的金融弱点问题，例如其银行系统内有太多的不良贷款，以及严重依赖与美国的贸易。

对于香港来说，1997年10月，自1983年以来一直与7.8美元挂钩的港币受到了投机压力，因为香港的通货膨胀率多年来一直明显高于美国的水平。货币当局花费了10多亿美元，来保护本地货币。由于香港有超过8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其M1货币供应量的700%和M3货币供应量的45%——香港金融管理局设法维持了挂钩。

但股票市场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在10月20日至23日期间，恒生指数下跌了23%。随后香港金融管理局承诺保护货币。1997年10月23日，它将隔夜利率从8%提高到23%，并一度提高到’ 280%’。此时金管局已经认识到，投机者正在利用该市独特的货币局系统——即隔夜利率（HIBOR）会根据当地货币的大量净卖出，而自动增加。但加息增加了股市的下行压力，使投机者可以通过卖空股票获利。1998年8月中旬，金管局开始购买恒生指数的成分股。

金管局和当时的财政部长曾荫权，向投机者宣战。政府最终买入了价值约1200亿港元（150亿美元）的多家公司的股票， 并在8月底成为其中一些公司的最大股东（例如，政府拥有汇丰银行10%的股份），当时敌对行动随着8月恒生指数期货合约的关闭而结束。1999年，政府开始出售这些股票，推出香港盈富基金，获利约300亿港元（40亿美元）。

IV. 后果

尽管菲律宾在1997年7月中旬危机爆发时迅速将利率提高到32%，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危机加剧时将利率提高到65%，但它们的本币还是一样贬值，表现并不比没有推高利率超过20%的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货币好。这使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信度，和其对经济危机的高利率处方的有效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经济危机还导致了政治动荡，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和泰国总理查瓦利-永猜尤德将军的辞职。反西方情绪普遍高涨，尤其是乔治-索罗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列为批评对象。美国在泰国的大量投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大部分欧洲投资，但日本的投资仍在继续。随着中央政权的削弱，东南亚的伊斯兰和其他分离主义运动也在加强。

更为长期的后果是，在危机前的繁荣时期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被逆转。1997年，印度尼西亚的名义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42.3%，泰国下降了21.2%，马来西亚下降了19%，韩国下降了18.5%，菲律宾下降了12.5%。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的下降要稍微好一些：印度尼西亚下降了15%，泰国12%，马来西亚10%，韩国6%，菲律宾3%。在1999年至2005年期间，人均年增长率为8.2%，投资增长率接近9%，外国直接投资为17.5%。在东亚，大部分的投资和大量的经济比重从日本和东盟转移到中国和印度。

经济学家们对这场危机的广度、速度和活力进行了深入分析；它在短短几个月内发生，影响了几十个国家，对数百万人的生活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在危机的每个阶段，主要经济学家，特别是国际机构，似乎都落后了一步。也许对经济学家来说，更有意思的是危机结束的速度，以至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没有受到伤害。于是关于金融经济学的文献大量涌现，并对危机发生的原因做出了一系列解释。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中的行为提出了一些批评，包括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批评。

据信，在香港、日本和韩国，有10,400人因这场危机而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