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评价周恩来(毛泽东如何评价周恩来)
毛泽东年轻时,即主张"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一个奇男子",这令他收获了“毛奇”这一绰号。结交何奇人,任用何奇人,前提都是识人。唐太宗曾感叹:“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
毛泽东也曾借白居易的诗歌:“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感慨识人之难,难在其未曾显山漏水、明珠蒙尘之时,难在知人善用,任人唯贤。
对同舟共济走过数十年风雨的老同志老战友,毛泽东是如何看待的?他又如何做到知人善任?且看他对党内重要领导干部的评点,或可知一二。
周恩来:总理角色的不二人选
周恩来“周公”之称,原本起源于文化界和党外人士。但“周公”之名确实是对周恩来一生伟大事业的最好的注解。周公是周朝的贤相,曹操亦曾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名句。毛泽东也十分认可这样的称呼。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给柳亚子的信中写道:“周公确有吐握之劳。”他借此点明周恩来的勤政、德政与能政,也暗中称赞了他确实具有“天下归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是对他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大公无私奉献的精神的盛赞。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行将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会议上毛泽东提及了进入北平后初代领导班子的结构和人选,迟迟未能有所定论,却单单谈到:周恩来一定会参加政府工作,其性质相当于内阁总理。
不同于毛泽东大开大合的领袖气质,周恩来巧妙地将中国传统古典儒士的温雅气质,与无产阶级革命家激扬飞越的气质融于一身。
毛泽东对他的性格评价是一半“虎气”,一半“猴气”,日本学者梨本佑平对此评语更直观的解读是: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他的体内。
周恩来与毛泽东迥然不同的性格气质,令他们之间的分工也截然不同。
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政策提出者和制定者、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具象性代表,而周恩来是谨慎细致、夙夜在公的执行者。这是两人风雨同舟,合作共事了四十年之久的经验所在,也是周恩来对自己的定位。他认为自己亦非“帅”才。
后人将两人的无间合作评价为“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尽管周恩来性格随和,待人温文尔雅,却极富原则性。他的“虎气”与“猴气”即体现在处理事务时坚持极强原则性与灵活变通性。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即让周恩来长期主持统战和外交工作,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北平军调,处处都留下了周恩来舌战群儒、折冲千里的形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兼任外长。
在内政上,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党政军等国家级建设,还是科教文等上层建筑领域,周恩来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使得各领域得以健康有序地发展。
在国际舞台上,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管贫穷还是富有,大国还是小国皆一视同仁。周恩来用他杰出的外交才能和仁义包容的姿态,在关键问题上寸步不让,一点一点为新生的共和国争取来国际话语空间,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地位和尊严。
进入七十年代,共和国的初代领导人都步入了晚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这对共同经历了四十年共和国风云的老战友、老搭档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1974年在筹备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仍然认为,周恩来是总理角色的不二人选,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在任长达二十七年后,为共和国鞠躬尽瘁的周恩来总理,因身患绝症溘然长逝。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十里长街送总理。病榻上无法前往吊唁的毛泽东,听闻护士转告了周恩来病逝的消息后,亦不禁沉痛落泪,久久未发一言。
刘少奇:一针见血的医生
毛泽东在1937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少奇在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刘少奇于1923年即开始同李立三一同领导过几次举国瞩目的工人运动。30年代开始,白区工作中泛滥的左倾主义使得北方局的党组织近乎全军覆没。刘少奇被调任前往北方局后,即迅速摸清了症结所在,阻止左倾错误影响的扩大化。
他马不停蹄地为重建党组织奔忙,救援被捕的同志,重建起了一支强有力的队伍。毛泽东称他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北方局局势稳定后,他将此次症结进行系统性梳理,开出“药方”,归为《关于白区和党的群众工作》一文,在中央政治会议上作出报告,获得了毛泽东旗帜鲜明的支持。
随后他跟随中共中央建立中原局,贯彻“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独当一面地在敌后开辟“小竹沟”根据地,使之成为可媲美瑞金的革命圣地;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组织重建新四军,非但使国民党消灭我军的企图受到挫败,还使之壮大成为可与八路军媲美的一支劲旅;由刘少奇领导主持,从建国前的《五四指示》起逐步完善的土改运动,更是彻底摧毁了盘踞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纵观刘少奇的在党内的历史,可以发现毛泽东对他的评价亦是“一针见血”。刘少奇总能找到政务工作中的症结所在并处理,效果往往立竿见影,并数次在症状扩大化后及时制止了恶化,力挽狂澜将“症状”治愈。
1963年,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原稿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
毛泽东审阅后,特意提笔将刘少奇加名,改为“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样的评价,是肯定了刘少奇在共产主义理论建设上的杰出贡献,在党内是绝无仅有的。
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朱德被誉为“红军之父”,建国后更是位居开国十大元帅之首。朱德性格宽和淳朴、谦逊忠厚,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政务上是著名组合,毛泽东与朱德则是军事上的“最佳拍档”。早在北洋时期,朱德就已经是国民党的准将旅长,战功无数。本可衣锦还乡,却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触动,毅然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他千里迢迢从四川远赴上海找到中共中央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陈独秀认为他是旧军阀,就借故委婉将其劝走。
陈独秀的委婉拒绝并没有熄灭朱德投身革命的热情。他转而打听到在法国有一个旅欧支部,负责人是周恩来。他立即远渡重洋动身前往法国巴黎。不料消息有误,旅欧支部已经转移到了马赛。
他又动身从巴黎前往马赛,不料周恩来赶巧去了柏林。朱德入党决心愈烈,又从法国乘车赶至柏林,终于不远万里,远渡重洋,圆了入党梦。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这一天,朱德在久负盛名的佳宾楼设宴“款待”当地驻军的连个团长。
宴席上宾主尽欢,时间辗转到晚上9点时,忽然有一人行色慌张地前来,对宾客说一些悄悄话,临走还悄声对朱德说:“今晚恐有暴动”。朱德怕令人生疑,就没有拦着宾客。等待宾客尽数散尽后,他立即赶往总指挥部,周恩来当机立断,提前了两个小时动手。
9月初,起义军“三坝河分兵”,朱德率部仅四千余人断后。完成阻击任务后,起义军折损过半。起义军面临的情况恐怕不能再糟糕:敌军从四面来袭,粮食将尽,弹药将绝,伤员得不到很好的救治,还要越过迷瘴重重的森林……
8月底起义的将士们,在犹如火炉的南昌身着短衣短裤,可一直到10月底,也依然只能身着短衣短裤,没有很好的补给。
面对恶劣的环境和穷追围堵的敌军,两千余将士走得走散的散,政工干部只剩陈毅,团级干部只剩王尔琢,整支部队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只剩八百余人。
朱德不勉强这些离开的将士。他认为革命事业,一要坚定,二要自愿。但他仍然鼓励剩下的将士们,举了俄国革命的例子。他说:“俄国1905年革命他们失败了,他们到1917年就成功了。黑暗是暂时的,我们也将有我们的1917年。”
正是朱德不屈的信念,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面对恶劣的环境,群众可以离散,领导人却必须岿然不动。朱德刚毅如铁的信念在这时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剩下的八百将士,跟随朱德一路跋涉到达江西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就在这八百人之中,诞生了日后新中国军队的奠基人:除了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还有十大元帅之三的东北战场主事者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以及开国大将之首的粟裕。
古语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真正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时没有人能想到22年后,他们将亲身参与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举之中,只有一股不屈的精神支撑着他们走到井冈山,投身到救亡图存的革命事业之中。
也因此,南昌起义这天,被定为八一建军节。正是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将红军革命火种完好地保存下来,他“红军之父”之名当之无愧。
邓小平: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邓小平领导风格亦是气魄雄浑,敢于冒险,其高瞻远瞩之处与毛泽东颇为类似。但邓小平胆大心细,敏锐圆融,虑事周全,又与周恩来相类。他临事知其险处后善谋善断,并非全凭一腔孤勇,这一点颇受毛泽东赏识。
毛泽东曾提出他用人的标准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意即遇到艰险的问题之时,只有心存敬畏,才能考量周全,作出符合实际的准确判断。知险仍行的人,是有大勇。这是毛泽东在那个特殊年代提出的选拔人才的标准之一,后来亦成为我党选拔人才的标准。
典型的人物当属邓小平和陈云。
邓小平一生最强调的即是原则性。在瑞金时,邓小平就曾因坚决支持正确路线,拥护“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反对“城市中心论”,因而被撤销职务,直到遵义会议党内纠错才重新恢复职务。这是他人生第一“落”。此后“三起三落”,成就了他传奇式的人生。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独具慧眼,安排邓小平与“军神”刘伯承一同率领“刘邓大军”。两人性格迥然不同,却又十分互补,十余年里一直相扶相持,成就了声名斐然的“刘邓大军”。
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南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性进攻的序幕,解放了大西南战略区。
解放后的西南地区百废待兴,民族成分复杂。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主政西南的邓小平发动群众,顺利完成了土改和其他社会改革,谨慎消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
主事西南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成成渝铁路,实现西南地区与其他区的联结,大力促进贸易发展。在参加完开国大典后,邓小平又返回西南地区,和平解放了西藏。
1952年,毛泽东称邓小平“人才难得”,将他调进中央担起重责。
1956年毛泽东又将邓小平推举为中共中央,当时即评价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
1973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在十一大军区的司令面前,宣布邓小平将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并对邓小平明贬实褒道:你呢,人家有些怕,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这些缺点,改一改吧。
陈云:“能”
毛泽东评价陈云,仅提笔书写了一个“能”字。然观其前后故事不难发现,这评价虽仅一字,却堪比千金。
陈云
这是借用了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引述刘备对猛将向宠的评价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
陈云并非猛将,亦无文功。但其“三治通胀”的故事,直到现今仍然为人津津乐道。尽管在财政战略层面上,毛泽东与陈云曾有过一些分歧,但他后来谈及这段功绩,也说:“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尚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国民经济亦受到重创,物资供不应求;加上国民党撤出大陆之前,多年来一直超发法币,双重原因之下恶性通货膨胀一直到建国后,竟持续了十二年之久。
陈云在对实际面临的经济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之后,相继打响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提出了一套“组合拳”的打法:增加物资供给、压缩需求减少货币发行,效果立竿见影。在1950年,物价已经趋于稳定。
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军费支出大幅提升。为维持物价,缓解财政压力,陈云在调查后发现粮食和棉纱两项决定着当时的物价。而当年粮食丰收,仅棉纱不足。陈云通过国营公司,统购棉纱以保证正常供给,并大力打击囤积居奇,勉力维持了财政收支的平衡。
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逐渐步入市场经济,陈云也因势利导,实时变通,主张利用市场机制平抑物价、整顿改革。
1956年,毛泽东推举陈云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评价陈云公道、能干、稳当。“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他这个人也是很勇敢的,坚持真理也很勇敢。真理还是掌握在一个人手里的。”
一个“能”字,代表了陈云平抑物价之能,稳定经济局势之能,发展国民经济之能。若说周恩来是“总理的不二人选”,那么陈云则是财政总长的不二人选。
瞿秋白:“奇人”
瞿秋白是早期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革命的先驱者。
鲁迅与瞿秋白互相欣赏,他曾评价瞿秋白的文章:明白晓畅,一览无余,是真有才华。
1935年,瞿秋白被捕,抓捕他的是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宋希濂读过瞿秋白的文章,十分仰慕他的文才,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应当劝降瞿秋白,并前后组织了七次劝降,瞿秋白皆一概拒绝,宁愿向屠刀走去,牺牲时年仅36岁。
在延安召开著名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前,毛泽东与萧三谈及党内文艺工作建设,感慨:若是秋白同志还活着就好了。他懂文艺,文化素养高,让他来管文艺再好不过了。
瞿秋白
1950年,《瞿秋白文集》出版。毛泽东欣然为该书题词。说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 “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老一辈革命家们各有其鲜明的性格特点,是毛泽东口中的“奇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也有着各自的成就。
回顾我党百年以来走过的光辉岁月,风雨兼程之中,凝聚了无数革命先烈们的智慧和血汗。一批批前仆后继的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着革命群众,最终合力驱散了满布于天的乌云,令东方初升的太阳照耀这片沧桑大地。这得来不易的幸福,我们应该好好珍惜。
参考资料:
《读毛泽东札记》三联书店,2009年9月版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朱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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