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过几次金融危机（两次大危机的比较之时代不同）

所谓两次全球大危机，一个是1929年的大萧条，另一次就是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从杀伤力来看，1929年的大萧条的破坏程度，要大大超过本次危机，但是从持续时间和影响幅度来看，本次金融危机，又超过了29年大萧条。那么我们先来看两次危机的区别。

1，人口结构不同，大萧条期间人口年轻，中等收入比例偏低，受教育程度也不高，而本次危机人口年龄提升，发达国家进入了老龄化，中等收入比例和受教育程度均有提升，此次危机中福利制度和人口年龄因素，造成劳动力市场适应性减弱，人们更乐于维持现状而不是改革。

2，技术条件不同，大萧条是第二次技术革命后，本次危机是第三次技术革命后，特别是军事领域，核威慑已经让主要发达国家相互制衡，不会再爆发大战威胁，所以只能在经济框架下解决问题。另外，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让这次危机更加具备扩散性。

3、发达国家经济和制度发生了重大进化。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吸收了社会主义理论，开始注重工人利益，宏观经济管理也是从无到有，逐渐完善，政府开始直接干预经济，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了经济自由落体的状态，所以这次危机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4、全球化程度不同，此次危机已经有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化机构，全球货币也以纸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替代了金本位，跨国公司大量存在，全球经济交织在一起，保护主义已经失去土壤。

5、新兴国家崛起和全球经济格局不同，29年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受到严重的外部震荡，但你也只能无奈的接受，而本次危机全球力量结构性发生变化，在发达国家内需下滑的时候，世界经济新的增长发动机出现，拉动了全球需求，全球经济危机从中心扩散到外围，但从外围折射到中心的力量也是巨大的。

当然两次危机也有很多的共同点，1，都是技术革命之后发生的，技术引发繁荣，过度繁荣又制造了萧条，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以后重大的技术进步之后，不仅需要认识他的进步作用，同时也要防范风险。

2，在危机爆发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29年之前是柯立芝繁荣时期，政府基本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放任市场发展，金融监管也很不到位，极大的推动了金融自由化。于是才埋下了隐患，本次危机之前，也是经济自由化政策，放任了房地产泡沫的发生，以及金融衍生品的过度繁荣。金融的东西多了，制造业就少了，过度的负债，让经济越来越危险。美国当时金融和地产已经从GDP的15%上升到了20%，而制造业却从20%，下降到了11.6%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先兆，两次大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少部分人占有了较多的社会财富，我们从数据上能够看到，2次大危机，都是1%的富人占据了23%以上的社会财富，而1980年前后，这一比例只有10%。大萧条期间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表现形式是产能过剩，而这一次危机则与全球化和互联网有更多的关系，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实质的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在虚拟经济的精英手中，另外，分配差距也不仅体现在国家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还表现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之间。发达国家通过负债消费，拉动新兴市场的产能，实质上还是一种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4，公共政策的空间被挤压的很小，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自由化政策是危机的推手。而政府之所以要这么做，是一种民粹主义，说白了就是为了选票讨好老百姓，29年危机总统竞选的时候承诺，每家的后院都有两辆汽车，每家锅里都炖着一只鸡，而这次危机之前，两任总统都承诺要提高自有住房率。欧洲也是如此，税收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但社会支出却越来越多，社会福利过度，但没人有这个胆量敢回收福利。除非他不想干了。而总是入不敷出，收入没有花掉的多，也就会不停的爆发债务危机。

5、大众心里都是处于极端投机的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暴富的理由，人性的贪婪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助长这种贪婪的，就是宽松的货币环境，和不断提高杠杆率的金融创新。在繁荣的顶点，所有人都会相信繁荣仍将持续，在这个时候，大家不是在找理性的理由，而恰恰再给非理性找理由。比如为国接盘，国家不会让股市跌等等。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危机之前往往是流动性泛滥，而宽松的的货币政策，引发了股市的泡沫，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的三大挑战，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资本主义往往救市太晚，不舍得下狠手。所以才让问题更加糟糕。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往往你觉得经济企稳了，但只是下跌中继，所以不要盲目乐观，政府货币收缩，金融去杠杆，然后经济泡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在经济没有好转之前，通胀上升和股市的繁荣，往往会带来一次虚假的复苏。比如我们看到的2009年的四万亿之后，经济迎来小阳春，股市也反弹了一倍，但随后就是各种问题涌现。随着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经济又二次探底。所以大危机的修复往往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能倒逼有效的解决方案，大萧条后才诞生了凯恩斯主义，而这次危机后，凯恩斯主义也再一次焕发了生命力，华尔街再次面临强监管。而美国的经济重心也从纽约，转向了硅谷。这才赢得了美国最近十年的繁荣。苹果、谷歌、亚马逊、Facebook一批伟大的企业正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脱颖而出的。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每次危机之后都会发生经济重心的转移，上次大萧条之后，全球经济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而这次危机之后，全球发展重心向亚太开始转移，G20平台诞生，从这个层面来看，危机不仅仅有破坏力，也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大危机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国内的财富再平衡，也是世界财富的再平衡。

说完了两次大危机的异同，再来看三点政策思考，

1，树立底线思维，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老齐常说尽最大的努力，但要做最坏的打算，有两个场景不得不防，第一个是危机升温产生巨大的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式的战争。但作者也承认，这两个场景的概率都很小。

2、在危机中把握机遇，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在本次危机之前，我国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而争取抓住这次危机的机会，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另外，危机中也出现了技术并购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机会，我们应该牢牢抓住这样的历史机遇。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借鉴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集中力量发展自己。

这就是本书的第一篇论文，主要阐述了两次危机的异同，粗线条的提出了观点，那就是要趁着危机发展自己的实力，而且从字里行间，我们觉得作者颇为认同凯恩斯主义，赞同政策对于经济的强干预。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篇论文，从经济金融理论，再来看两次危机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