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腔北调故事会（南腔北调里藏着的文化密码）

作者：张九龙

北京话以一票之差险胜粤语成为普通话、粤语是唐朝的普通话、福建话保留了中原古音、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使用温州话作为军事密码……关于语言，坊间流传着许多故事，甚至成为人们的“共识”。

语言学是关于说话的学问，离每个人生活很近，然而音韵、方言的内容晦涩难懂，又离每个人很远。语言学达人郑子宁这些年致力于语言学科普，最近，他的新书《东言西语：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出版，对许多语言热点问题进行了通俗化解读。

北京人学好普通话更难

普通话已推广使用数十年，但各地使用时仍带有明显的方言特征，特别是在南方，“胡（福）建人”等屡见不鲜。湖南人和四川人的普通话，还获得“塑料普通话”“椒盐普通话”的昵称。

济南方言

不过，京腔京韵的北京人说普通话，似乎也不够“普通”。在流传甚广的“全国普通话排行榜”中，北京甚至居于河北承德、内蒙古赤峰及辽宁朝阳、阜新等城市之后。

普通话概念并非中国独有，许多语言区也有自己的标准语，比如日本的现代标准日语、法国的标准法语和意大利的标准意大利语等。郑子宁认为，方言本身的特质，与它是否能成为标准语毫无关系，最有希望成为标准语的，通常是在经济和政治中心使用的方言。

《东言西语：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郑子宁 著敦煌文艺出版社

然而，大城市人口众多、来源复杂，市民的口音本来就不统一。如人们认为英语“伦敦音”最正宗，但其实伦敦市民说的英语和标准音差别甚大。

英语标准音被认为是基于英格兰南部和东米德兰兹地区的口音。这一地区发达的农业、羊毛贸易和印刷业以及伦敦、牛津、剑桥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优势，使该方言得到社会的普遍接受。

反观伦敦普通市民，尤其是居住于东部的底层伦敦人，始终使用一种被称为“考克尼”的方言，倒是在人口以学者和学生为主的牛津地区，英语发音更加正宗。

郑子宁指出，标准语确立较长时间后，在口音和标准语差距较大的方言区，居民反而往往会更加认真地学习标准语。跟普通话使用者对话时，四川人一般不会遇到严重的交流困难，而上海人如果只会上海话，就会感到非常痛苦了。长此以往，后者的标准语往往会更加标准。

正因为如此，地道北京人操持的口音，因为在历史演变中吸收了许多外来方言、音韵，反而可能成为他们讲好普通话的障碍。

为什么东北口音和北京话近似呢？清朝末年对东北的开发，让北京话迅速扩展至东北，而且越是靠北、本地居民越少，当地的口音就越与北京话接近。相比之下，北京自身西郊的延庆等地，反而和北京语音差别巨大，东面的天津和南面的河北则差得更远。

但是，郑子宁也表示，移民语言的标准程度不一定能持久，随着时间推移，最终仍然会发生“漂变”，造成移民说话不再“标准”。如今，东北话有了自己的特征，甚至成了中国最容易识别的方言之一。

20世纪50年代，学者曾到该县金沟屯、火斗山等地进行语言调查。因此说起正宗的普通话，不少人认为河北滦平县是普通话的标准采集地。

明初，北方边境面临防范侵略的巨大压力。朝廷实行了塞外边民强制迁入长城内的“空边政策”，滦平地区在此后约200年时间里一直是无人区，直到清朝康熙年间，因承德庄田的建立才真正得到开发。

早期来滦平的移民以王公大臣和八旗军人为主，通行北京官话，因此该地方言形成过程中，既无土著语言的传承，又少受到北京土语的影响。相对北京话来说，滦平方言更加年轻，还没来得及发生“漂变”，所以语音比较纯正。

从“咪西咪西”看协和语

从《地道战》《地雷战》到各种“抗日神剧”，几十年来，日本人在中国银幕上都是这样说话的：“你的，花姑娘的，哪里的有？”多数情况下，汉奸们会无障碍地听懂日本人的意思：“太君，这里的，花姑娘的，大大的有！”

这样奇怪的说话方式，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不是一种有意的丑化，也让人好奇日军平时到底是如何与中国人交流的。其实，影视剧中常见的奇怪汉语并非没有来头，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一种叫作“协和语”的中介语言。

汉语和日语相差较大，互通性极低。自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大量日本人来华，不可避免要和中国人打交道。高级官员有翻译，但普通日本军民显然没有这个条件。

日本人在占领区推行所谓的“皇民化教育”，日语教育是重点内容。但日军在中国大陆活动时间相当短，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语言教育效果十分有限。因此，真正交流起来就很头疼了。

郑子宁认为，从语言学角度看，侵略者会反过来被对方的语言同化，而且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入侵法国的法兰克日耳曼人最终改说了属于罗曼语的法语；1066年入侵英格兰的诺曼人，最终也改说了英语。

但以上情形，要么是被征服者的文明程度远远超过征服者，征服者觉得应该主动学习，要么是征服者人口数量极少，在长期传承中被慢慢同化。无论如何，改学被征服者的语言并不会发生在征服过程中，一般要到第二代乃至第三代后裔才会发生。

对于侵华日军来说，这些条件显然都不符合。即使日本军方从甲午战争初期就开始编撰《兵要中国语》《日清会话》《速成满洲语自修》等教材，绝大部分日本军人的汉语水平还是非常低下。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说一种不中不日、又中又日的语言，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结果，即所谓的“协和语”。

作为两种人群临时的交流工具，协和语与一般语言相比特色鲜明。首先是词汇量较低。协和语前身是侵华日军所谓的“大兵中国语”，即临时用语，不追求语言丰富精确，双方能听懂就行。词汇往往局限于满足简单交流的需要，如“要不要”“你的”“我的”“他的”“买不买”“多儿钱”“干活计”“来”“什么”“没有”之类。相应的，句式上也比较固定，方便在不同场合机械套用。

作为汉语和日语混合的产物，协和语也会引入一些通俗易懂的日语词汇。中国人熟知的“哟西”“咪西”“哈依”等日语词，正是受协和语推广影响。而用“料理”表示菜、“便所”表示厕所、“料金”表示费、“出荷”表示交公粮之类的日语汉字词就更常见了。此外，受日语影响，协和语出现了谓语后置等一般在汉语中没有的语法特征。

这些特征导致协和语与正常的汉语、日语差别都很大，如一句简单的“你把这个给我”，协和语的表达则是“你的，这个，我的，进上”。而滥用“的”，则成了中国人对侵华日军的刻板印象，所以影视剧中“大大的有”“你的”“花姑娘的”之类的说法有一定依据。

“北河南江”有来头

《东言西语》的副标题为“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可以说，放在广阔的视野里，语言文字往往是破解文化密码的一把钥匙。

打开中国地图，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北方的大型河流都被称为某“河”，如黄河、海河、辽河、淮河、渭河等，而南方大河则大都叫“江”，如长江、珠江、闽江、钱塘江等。

为什么会有南江北河之分呢？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如江大河小，江清河浊。然而这些说法经不起推敲：黄河显然比余姚江大得多；海南岛的万泉河水质清澈，远胜钱塘江。

其实，河与江同属“晚辈”。上古时期，中国人的祖先把流淌在华夏大地上的河流命名为“某水”，如渭、淮、济、洛、伊、涧、汉等，而江与河是长江与黄河的专有名词。

从词语的渊源分析就更有意思了。河这个字一般认为是汉语固有词汇，而江则并非汉语固有词汇，是个外来户，地地道道起源于南方。人们在彝语、藏文、缅文、古越南语里，还能找到类似的发音在指代河流。

上古时期，长江流域的族群分布和现在大不相同。华夏先民主要居住于黄河流域，对长江流域并不了解。大约在商王武丁时期，不断向南扩张的中原人才真正在长江以南地区站稳了脚跟。甲骨文中没有江字，就是明证。

华夏先民看到的长江其实是长江中游，其土著居民为荆蛮、三苗等族群。这些人群到底说什么语言，至今尚有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并不说中原人使用的汉语。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游仍然是汉越杂处。

郑子宁说，一种语言中的通名，借入其他语言成为专名其实很常见。流经曼谷的泰国大河在中文中称作湄南河，泰语中“湄南”即为河的意思，“湄南河”字面意思就是“河河”。

当上古南下的华夏人遇到了这些说南亚语的人群时，只知道他们把面前的大河称作“江”，并不知道“江”在土著语言里表示河，认为“江”是面前南方大河的名字。此后，江不再专指长江，而是成为南方河流的泛称。

与此同时，“河”在北方也逐渐扩张，开始挑战“水”的地位。由于黄河经常改道泛滥，漳水、济水、漯水、汶水、泗水、淮水等饱受摧残，河道时常作为黄河的河道，“水”也就逐渐变成了“河”。

这一点，在华北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颜师古注《汉书》时写道：“南方无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曰河。”到了黄河泛滥的宋仁宗年间，史学家宋祁也提到“南方之人谓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谓水皆曰河”，从此“南江北河”的情势奠定下来。

虽然唐朝人说北方为河南方为江，但是统计当今河流的通名，河多达27000多条，江只有800余条。从唐末宋初到现在的1000多年里，河在全国范围内扩张，或许与宋以后大规模移民潮有关。

郑子宁认为，虽然珠江流域表面上“江”在河道中占比全国最高，但是其实只是一个出现于书面语的假象。在口语中，广东人对河流的称呼以“河、冲、涌”为主，后者多指小型河流。

江用得相当少，甚至一些知名大江，口语中也并不称江，如广州人把珠江称作珠江河，东江称为东江河。广州人称珠江南岸地区为“河南”，更说明了在广州人的概念里面，珠江仍然是一条河而非江，这点和把长江北岸称作“江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沧海桑田，世事难料。“水”这个从上古汉语乃至原始汉藏语就开始有的河流通名，在现今的中国，反而渐渐被人遗忘了。 （张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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