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级下册必读书目朱自清(朱自清经典常谈)

八年级下册必读书目朱自清(朱自清经典常谈)(1)

《史记》《汉书》第九

说起中国的史书,《史记》、《汉书》,眞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有两个原因。一则这两部书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再早虽然还有《尚书》、《鲁春秋》、《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但《尚书》、《国语》、《战国策》,都是记言的史,不是记事的史。《春秋》和《左传》是记事的史了,可是《春秋》太简短,《左氏传》虽够铺排的,而跟着《春秋》编年的系统,所记的事还不免散碎。《史记》创了「纪传体」,叙事自黄帝以来到著者当世,就是汉武帝的时候,首尾三千多年。《汉书》采用了《史记》的体制,却以汉事为断,从高祖到王莽,只二百三十年。后来的史书全用《汉书》的体制,断代成书;二十四史里,《史记》、《汉书》以外的二十二史都如此。这称为「正史」。《史记》、《汉书》,可以说都是「正史」的源头。二则,这两部书都成了文学的古典;两书有许多相同处,虽然也有许多相异处。大概东汉、魏、晋到唐,喜欢《汉书》的多,唐以后喜欢《史记》的多,而明、清两代尤然。这是两书文体各有所胜的缘故。但历来班、马并称,《史》、《汉》连举,它们叙事写人的技术,毕竟是大同的。

《史记》,汉司马迁着。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生,卒年不详。)他是太史令司马谈的儿子。小时候在本乡只帮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儿。司马谈作了太史令,才将他带到京师(今西安)读书。他十岁的时候,便认识「古文」的书了。二十岁以后,到处游历,眞是足迹遍天下。他东边到过现在的河北、山东及江、浙沿海,南边到过湖南、江西、云南、贵州,西边到过陕、甘、西康等处,北边到过长城等处;当时的「大汉帝国」,除了朝鲜、河西(今宁夏一带)、岭南几个新开郡外,他都走到了。他的出游,相传是父亲命他搜求史料去的;但也有些处是因公去的。他搜得了多少写的史料,没有明文,不能知道。可是他却看到了好些古代的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些都是活史料,他用来印证并补充他所读的书。他作《史记》,叙述和描写往往特别亲切有味,便是为此。他的游历不但增广了他的见闻,也增广了他的胸襟;他能够综括三千多年的事,写成一部大书,而行文又极其抑扬变化之致,可见出他的胸襟是如何的阔大。

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试得高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跟去了。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着道:「我们先人从虞、夏以来,世代作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便衰微了。我虽然恢复了世传的职务,可是不成;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眞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得记载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却没能尽职,无所论著,眞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罢。」1.司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肖,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2.司马谈便在这年死了;司马迁这年三十六岁。父亲的遗命指示了他一条伟大的路。

父亲死的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机会看到许多史籍和别的藏书,便开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时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特别是汉代各地方行政报告,他那里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却忙着改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太初历完成,才动手着他的书。天汉二年(公元前九九),李陵奉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命,领了五千兵,出塞打匈奴。匈奴八万人围着他们;他们杀伤了匈奴一万多,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完了,又没吃的,耗了八天,等贰师将军派救兵。救兵竟没有影子。匈奴却派人来招降。李陵想着回去也没有脸,就降了。武帝听了这个消息,又急又气。朝廷里纷纷说李陵的坏话。武帝问司马迁,李陵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李陵也作过郎中,和司马迁同过事,司马迁是知道他的。

他说李陵这个人秉性忠义,常想牺牲自己,报效国家。这回以少敌众,兵尽路穷,但还杀伤那么些人,功劳其实也不算小。他决不是怕死的人,他的降大概是假意的,也许在等机会给汉朝出力呢。武帝听了他的话,想着贰师将军是自己派的元帅,司马迁却将功劳归在投降的李陵身上,眞是大不敬;便教将他抓起来,下在狱里。第二年,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他灰心失望已极,只能发愤努力,在狱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希图留个后世名。过了两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狱,不久却又作了宦者作的官,中书令,重被宠信。但他还继续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全书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死后,这部书部份的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去,并传写公行于世。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魏、晋间才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这部书流传时颇有缺佚,经后人补续改窜了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马迁是秦火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样。《史记自序》里记着司马迁和上大夫壶遂讨论作史的一番话。司马迁引述他的父亲称扬孔子整理六经的丰功伟业,而特别着重《春秋》的著作。他们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话:「我有种种觉民救世的理想,凭空发议论,恐怕人不理会;不如藉历史上现成的事实来表现,可以深切着明些。」3.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恶、贤不肖,存亡继绝,补敝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春秋》实在是礼义的大宗,司马迁相信礼治是胜于法治的。他相信《春秋》包罗万象,采善贬恶,并非以刺讥为主。像他父亲遗命所说的,汉兴以来,人主明圣盛德,和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是他父子职守所在,正该记载表彰。他的书记汉事较详,固然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汉的缘故。他排斥暴秦,要将汉远承三代。这正和今文家说的《春秋》尊鲁一样,他的书实在是窃比《春秋》的。他虽自称只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4.,述而不作,不敢与《春秋》比,那不过是谦词罢了。

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自序》里说:「罔(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王迹所兴」,始终盛衰,便是「古今之变」,也便是「天人之际」。「天人之际」只是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这和所谓「始终盛衰」都是阴阳家言。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以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克胜,终始运行,循环不息。当运者盛,王迹所兴;运去则衰。西汉此说大行,与「今文经学」合而为一。司马迁是请教过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师;他也许受了董的影响。「五德终始说」原是一种历史哲学;实际的教训只是让人君顺时修德。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善恶自见。书里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原来司马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自序》里引了文王以下到韩非诸贤圣,都是发愤才著书的。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班彪论前史得失,却说他「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论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以为「大敝伤道」5.;班固也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6.。其实推崇道家的是司马谈;司马迁时,儒学已成独尊之势,他也成了一个推崇的人了。至于《游侠》、《货殖》两传,确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这和《伯夷传》里天道无常的疑问,都只是偶一借题发挥,无关全书大旨。东汉王允死看「发愤」著书一语,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见,便说《史记》是「佞臣」的「谤书」7.,那不但误解了《史记》,也太小看了司马迁了。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份。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案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冶之」,却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推《史记》为第一部书。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8.。「直」是「简省」的意思;简省而能明确,便见本领。《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列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观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汉书》,汉班固着。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三二——生,和帝永元四年——公元九二——卒。)他家和司马氏一样,也是个世家;《汉书》是子继父业,也和司马迁差不多。但班固的凭借,比司马迁好多了。他曾祖班斿,博学有才气,成帝时,和刘向同校皇家藏书。成帝赐了他全套藏书的副本,《史记》也在其中。当时书籍流传很少,得来不易;班家得了这批赐书,眞像大图书馆似的。他家又有钱,能够招待客人。后来有好些学者,老远的跑到他家来看书;扬雄便是一个。班斿的次孙班彪,旣有书看,又得接触许多学者;于是尽心儒术,成了一个史学家。《史记》以后,续作很多,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补充,着了六十五篇《后传》。他详论《史记》的得失,大体确当不移。他的书似乎只有本纪和列传;世家是并在列传里。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儿子班固的《汉书》是用它作底本的。

班固生在河西;那时班彪避乱在那里。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后来都有功于《汉书》。他五岁时随父亲到那时的京师洛阳。九岁时能作文章,读诗赋。大概是十六岁罢,他入了洛阳的大学,博览羣书。他治学不专守一家;只重大义,不沾沾在章句上。又善作辞赋。为人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骄人。在大学里读了七年书,二十三岁上,父亲死了,他回到安陵去。明帝永平元年(公元五八),他二十八岁,开始改撰父亲的书。他觉得《后传》不够详的,自己专心精究,想完成一部大书。过了三年,有人上书给明帝,告他私自改作旧史。当时天下新定,常有人假造预言,摇惑民心,私改旧史,更有机会造谣,罪名可以很大。

明帝当即诏令扶风郡逮捕班固,解到洛阳狱中,并调看他的稿子。他兄弟班超怕闹出大乱子,永平五年(公元六二),带了全家赶到洛阳;他上书给明帝,陈明原委,请求召见。明帝果然召见。他陈明班固不敢私改旧史,只是续父所作。那时扶风郡也已将班固稿子送呈。明帝却很赏识那稿子,便命班固作校书郎,兰台令史,跟别的几个人同修世祖(光武帝)本纪。班家这时候很穷。班超也作了一名书记,帮助哥哥养家。后来班固等又述诸功臣的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这些后来都成了刘珍等所撰的《东观汉记》的一部份,与《汉书》是无关的。

明帝这时候才命班固续完前稿。永平七年(公元六四),班固三十三岁,在兰台重行写他的大着。兰台是皇家藏书之处,他取精用弘,比家中自然更好。次年,班超也作了兰台令史。虽然在官不久,就从军去了,但一定给班固帮助很多。章帝即位,好辞赋,更赏识班固了。他因此得常到宫中读书,往往连日带夜的读下去。大概在建初七年(公元八二),他的书才大致完成。那年他是五十一岁了。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八九),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用他作中护军,参议军机大事。这一回匈奴大败,逃得不知去向。窦宪在出塞三千多里外的燕然山上刻石纪功,教班固作铭。这是著名的大手笔。

次年他回到京师,就作窦宪的秘书。当时窦宪威势极盛;班固倒没有仗窦家的势欺压人,但他的儿子和奴仆却都无法无天的。这就得罪了许多地面上的官儿;他们都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他的奴子喝醉了,在街上骂了洛阳令种兢,种兢气恨极了,但也只能记在心里。永元四年(公元九二),窦宪阴谋弒和帝,事败,自杀。他的党羽,或诛死,或免官。班固先只免了官,种兢却饶不过他,逮捕了他,下在狱里。他已经六十一岁了,受不得那种苦,便在狱里死了。和帝得知,很觉可惜,特地下诏申斥种兢,命他将主办的官员抵罪。班固死后,《汉书》的稿子很散乱。他的妹子班昭也是高才博学,嫁给曹世叔,世叔早死,她的节行并为人所重。当时称为曹大家。这时候她奉诏整理哥哥的书;并有高才郎官十人,从她研究这部书——经学大师扶风马融,就在这十人里。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那时还未完成,她和马融的哥哥马续参考皇家藏书,将这些篇写定,这也是奉诏办的。

《汉书》的名称从《尚书》来,是班固定的。他说唐、虞、三代当时都有记载,颂述功德;汉朝却到了第六代才有司马迁的《史记》。而《史记》是通史,将汉朝皇帝的本纪放在尽后头,并且将尧的后裔的汉和秦、项放在相等的地位,这实在不足以推尊本朝。况《史记》只到武帝而止,也没有成段落似的。他所以断代述史,起于高祖,终于平帝时王莽之诛,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纪、表、志、传凡百篇,称为《汉书》9.。班固着《汉书》,虽然根据父亲的评论,修正了《史记》的缺失,但断代的主张,却是他的创见。他这样一面保存了文献,一面贯彻了发扬本朝功德的趣旨。所以后来的正史都以他的书为模板,名称也多叫作「书」。他这个创见,影响是极大的。他的书所包举的,比《史记》更为广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艺术、文章,尽在其中。

书里没有世家一体,本于班彪《后传》。汉代封建制度,实际上已不存在;无所谓侯国,也就无所谓世家。这一体的并入列传,也是自然之势。至于改「书」为「志」,只是避免与《汉书》的「书」字相重,无关得失。但增加了《艺文志》,叙述古代学术源流,记载皇家藏书目录,所关却就大了。《艺文志》的底本是刘歆的《七略》。刘向、刘歆父子都曾奉诏校读皇家藏书;他们开始分别源流,编订目录10.,使那些「中秘书」渐得流传于世,功劳是很大的。他们的原著都已不存,但《艺文志》还保留着刘歆《七略》的大部份。这是后来目录学家的宝典。原来秦火之后,直到成帝时,书籍才渐渐出现;成帝诏求遗书于天下,这些书便多聚在皇家。刘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样大的贡献,班固所以想到在《汉书》里增立《艺文志》,都是时代使然。司马迁便没有这样好运气。

《史记》成于一人之手,《汉书》成于四人之手。表、志由曹大家和马续补成;纪、传从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后传》作底本。而从高祖至武帝,更多用《史记》的文字。这样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说他的书是「剽窃」而成11.,算不得著作。但那时的著作权的观念还不甚分明,不以抄袭为嫌;而史书也不能凭虚别构。班固删润旧文,正是所谓「述而不作」。他删润的地方,却颇有别裁,决非率尔下笔。史书叙汉事,有阙略的,有隐晦的,经他润色,便变得详明,这是他的独到处。汉代「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他实在表彰得更为到家。书中收载别人整篇的文章甚多,有人因此说他是「浮华」之士12.,这些文章大抵关系政治学术,多是经世有用之作。那时还没有文集,史书加以搜罗,不失保存文献之旨。至于收录辞赋,却是当时的风气和他个人的嗜好;不过从现在看来,这些也正是文学史料,不能抹煞的。

班、马优劣论起于王充《论衡》。他说班氏父子「文义浃备,纪事详赡」,观者以为胜于《史记》13.。王充论文,是主张「华实俱成」的14.。汉代是个辞赋的时代,所谓「华」,便是辞赋化。《史记》当时还用散行文字;到了《汉书》,便弘丽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长了。这正是辞赋的影响。自此以后,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爱《汉书》,专门传习,《史记》的传习者却甚少。这反映着那时期崇尚骈文的风气。唐以后,散文渐成正统,大家才提倡起《史记》来;明归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记》差不多要驾乎《汉书》之上了。这种优劣论起于二书散整不同,质文各异;其实是跟着时代的好尚而转变的。

晋代张辅,独不好《汉书》。他说:「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的优劣,多以固为胜,但是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却有八十万言。烦省相差如此之远,班固那里赶得上司马迁呢!」15.刘知几《史通》却以为「《史记》虽叙三千年事,详备的也只汉兴七十多年,前省后烦,未能折中;若教他作《汉书》,恐怕比班固还要烦些」16.。刘知几左袒班固,不无过甚其辞。平心而论,《汉书》确比《史记》繁些。《史记》是通史,虽然意在尊汉,不妨详近略远,但叙汉事到底不能太详;司马迁是知道「折中」的。《汉书》断代为书,尽可充分利用史料,尽其颂述功德的职分;载事旣多,文字自然繁了,这是一。《汉书》载别人文字也比《史记》多,这是二。《汉书》文字趋向骈体,句子比散体长,这是三。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足为《汉书》病。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赞》说班固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这是不错的。

宋代郑樵在《通志总序》里抨击班固,几乎说得他不值一钱。刘知几论通史不如断代,以为通史年月悠长,史料亡佚太多,所可采录的大都陈陈相因,难得新异。《史记》已不免此失;后世仿作,贪多务得,又加上繁杂的毛病,简直教人懒得去看17.。按他的说法,像《鲁春秋》等,怕也只能算是截取一个时代的一段儿,相当于《史记》的叙述汉事;不是无首无尾,就是有首无尾。这都不如断代史的首尾一贯好。像《汉书》那样,所记的只是班固的近代,史料丰富,搜求不难。只需破费工夫,总可一新耳目,「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的18.。郑樵的意见恰相反。他注重会通,以为历史是联贯的,要明白因革损益的轨迹,非会通不可。通史好在能见其全,能见其大。他称赞《史记》,说是「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他说班固断汉为书,古今间隔,因革不明,失了会通之道,眞只算是片段罢了19.。其实通古和断代,各有短长,刘、郑都不免一偏之见。

《史》、《汉》可以说是各自成家。《史记》「文直而事核」,《汉书》「文赡而事详」20.。司马迁感慨多,微情妙旨,时在文字蹊径之外;《汉书》却一览之余,情词俱尽。但是就史论史,班固也许比较客观些,比较合体些。明茅坤说「《汉书》以矩矱胜」21.,清章学诚说「班氏守绳墨」,「班氏体方用智「22.,都是这个意思。晋傅玄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23.。这些只关识见高低,不见性情偏正,和司马迁《游侠》、《货殖》两传蕴含着无穷的身世之痛的不能相比,所以还无碍其为客观的。总之,《史》、《汉》二书,文质和繁省虽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博,所择者精,却是一样;组织的弘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二书并称良史,决不是偶然的。

【注释】

1.原文见《史记自序》。

2.原文见《史记自序》。

3.原文见《史记自序》。

4.原文见《史记自序》。

5.《后汉书·班彪传》。

6.《汉书·司马迁传赞》。

7.《后汉书·蔡邕传》。

8.同6.。

9.《汉书·叙传》。

10.刘向着有《别录》。

11.《通志总序》。

12.《通志总序》。

13.《超奇篇》,这里据《史通·鉴识》原注引,和通行本文字略异。

14.《超奇篇》。

15.原文见《晋书·张辅传》。

16.原文见《史通·杂说》上。

17.《史通·六家》。

18.《史通·六家》。

19.同2.、12.。

20.《后汉书·班固传赞》。

21.《汉书评林序》。

22.《文史通义·诗教》下。

23.《史通·书事》。

【参考资料】

郑鹤声《史汉研究》。《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

诸子第十

春秋末年,封建制度开始崩坏,贵族的统治权,渐渐维持不住。社会上的阶级,有了紊乱的现象。到了战国,更看见农奴解放,商人抬头。这时候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都起了根本的变化。大家平等自由,形成了一个大解放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一些才智之士,对于当前的情势,有种种的看法,有种种的主张;他们都想收拾那动乱的局面,让它稳定下来。有些倾向于守旧的,便起来拥护旧文化、旧制度,向当世的君主和一般人申述他们拥护的理由,给旧文化、旧制度找出理论上的根据。也有些人起来批评或反对旧文化、旧制度;又有些人要修正那些。还有人要建立新文化、新制度来代替旧的;还有人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这些人也都根据他们自己的见解各说各的,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便是诸子之学,大部份可以称为哲学。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在中国学术史里是稀有的。

诸子都出于职业的「士」。「士」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通称。在贵族政治未崩坏的时候,所有的知识、礼、乐等等,都在贵族手里,平民是没分的。那时有知识技能的专家,都由贵族专养专用,都是在官的。到了贵族政治崩坏以后,贵族有的失了势,穷了,养不起自用的专家。这些专家失了业,流落到民间,便卖他们的知识技能为生。凡有权有钱的都可以临时僱用他们;他们起初还是伺候贵族的时候多,不过不限于一家贵族罢了。这样发展了一些自由职业;靠这些自由职业为生的,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便是「士农工商」的「士」。这些「士」,这些专家,后来居然开门授徒起来。徒弟多了,声势就大了,地位也高了。他们除掉执行自己的职业之外,不免根据他们专门的知识技能,研究起当时的文化和制度来了。这就有了种种看法和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1.。诸子百家便是这样兴起的。

第一个开门授徒发扬光大那非农非工非商非官的「士」的阶级的,是孔子。孔子名丘,他家原是宋国的贵族,贫寒失势,才流落到鲁国去。他自己作了一个儒士;儒士是以教书和相礼为职业的,他却只是一个「老教书匠」。他的教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有教无类」2.。他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只要缴相当的学费就收;收来的学生,一律教他们读《诗》、《书》等名贵的古籍,并教他们礼乐等功课。这些从前是只有贵族才能够享受的,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术民众化的人。他又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说当世的君主;这也是从前没有的。他一个人开了讲学和游说的风气,是「士」阶级的老祖宗。他是旧文化、旧制度的辩护人,以这种姿态创始了所谓儒家。所谓旧文化、旧制度,主要的是西周的文化和制度,孔子相信是文王、周公创造的。继续文王、周公的事业,便是他给他自己的使命。他自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3.;所述的,所信所好的,都是周代的文化和制度。《诗》、《书》、《礼》、《乐》等是周文化的代表,所以他拿来作学生的必修科目。这些原是共同的遗产,但后来各家都讲自己的新学说,不讲这些;讲这些的始终只有「述而不作」的儒家。因此《诗》、《书》、《礼》、《乐》等便成为儒家的专有品了。

孔子是个博学多能的人,他的讲学是多方面的。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的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之外,更注重人格的修养。他说为人要有眞性情,要有同情心,能够推己及人,这所谓「直」、「仁」、「忠」、「恕」;一面还得合乎礼,就是遵守社会的规范。凡事只问该作不该作,不必问有用无用;只重义,不计利。这样人才配去干政治,为国家服务。孔子的政治学说,是「正名主义」。他想着当时制度的崩坏,阶级的紊乱,都是名不正的缘故。君没有君道,臣没有臣道,父没有父道,子没有子道,实和名不能符合起来,天下自然乱了。救时之道,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4.;正名定分,社会的秩序,封建的阶级便会恢复的他是给封建制度找了一个理论的根据。这个正名主义,又是从《春秋》和古史官的种种书法归纳得来的。他所谓「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就是理论化旧文化、旧制度,要将那些维持下去。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便在这里。

孔子以后,儒家还出了两位大师,孟子和荀子。孟子名轲,邹人;荀子名况,赵人。这两位大师代表儒家的两派。他们也都拥护周代的文化和制度,但更进一步的加以理论化和理想化。孟子说人性是善的。人都有恻隐心、羞恶心、辞让心、是非心;这便是仁、义、礼、智等善端,只要能够加以扩充,便成善人。这些善端,又总称为「不忍人之心」。圣王本于「不忍人之心」,发为「不忍人之政」5.,便是「仁政」,「王政」。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制度都是为民设的,君也是为民设的——这却已经不是封建制度的精神了。和王政相对的是霸政。霸主的种种制作设施,有时也似乎为民,其实不过是达到好名、好利、好尊荣的手段罢了。荀子说人性是恶的。性是生之本然,里面不但没有善端,还有争夺放纵等恶端。但是人有相当聪明才力,可以渐渐改善学好;积久了,习惯自然,再加上专一的工夫,可以到圣人的地步。所以善是人为的。孟子反对功利,他却注重它。他论王霸的分别,也从功利着眼。孟子注重圣王的道德,他却注重圣王的威权。他说生民之初,纵欲相争,乱得一团糟;圣王建立社会国家,是为明分、息争的。礼是社会的秩序和规范,作用便在明分;乐是调和情感的,作用便在息争。他这样从功利主义出发,给一切文化和制度找到了理论的根据。

儒士多半是上层社会的失业流民;儒家所拥护的制度,所讲、所行的道德,也是上层社会所讲、所行的。还有原业农工的下层失业流民,却多半成为武士。武士是以帮人打仗为职业的专家。墨翟便出于武士。墨家的创始者墨翟,鲁国人,后来做到宋国的大夫,但出身大概是很微贱的。「墨」原是作苦工的犯人的意思,大概是个诨名;「翟」是名字。墨家本是贱者,也就不辞用那个诨名自称他们的学派。墨家是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首领叫作「巨子」;墨子大约就是第一任「巨子」。他们不但是打仗的专家,并且是制造战争器械的专家。

但墨家和别的武士不同,他们是有主义的。他们虽以帮人打仗为生,却反对侵略的打仗;他们只帮被侵略的弱小国家做防卫的工作。《墨子》里只讲守的器械和方法,攻的方面,特意不讲。这是他们的「非攻」主义。他们说天下大害,在于人的互争;天下人都该视人如己,互相帮助,不但利他,而且利己。这是「兼爱」主义。墨家注重功利,凡与国家人民有利的事物,才认为有价值。国家人民,利在富庶;凡能使人民富庶的事物是有用的,别的都是无益或有害。他们是平民的代言人,所以反对贵族的周代的文化和制度。他们主张「节葬」、「短丧」、「节用」、「非乐」,都和儒家相反。他们说他们是以节俭勤苦的夏禹为法的。他们又相信有上帝和鬼神,能够赏善罚恶;这也是下层社会的旧信仰。儒家和墨家其实都是守旧的;不过一个守原来上层社会的旧,一个守原来下层社会的旧罢了。

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的是道家。道家出于隐士。孔子一生曾遇到好些「避世」之士;他们着实讥评孔子。这些人都是有知识学问的。他们看见时世太乱,难以挽救,便消极起来,对于世事,取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讥评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6.,费力不讨好;他们自己便是知其不可而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后来有个杨朱,也是这一流人,他却将这种态度理论化了,建立「为我」的学说。他主张「全生保眞,不以物累形」7.;将天下给他,换他小腿上一根汗毛,他是不干的。天下虽大,是外物;一根毛虽小,却是自己的一部份。所谓「眞」,便是自然。杨朱所说的只是教人因生命的自然,不加伤害;「避世」便是「全生保眞」的路。不过世事变化无穷,避世未必就能避害,杨朱的教义到这里却穷了。老子、庄子的学说似乎便是从这里出发,加以扩充的。杨朱实在是道家的先锋。

老子相传姓李名耳,楚国隐士。楚人是南方新兴的民族,受周文化的影响很少,他们往往有极新的思想。孔子遇到那些隐士,也都在楚国,这似乎不是偶然的。庄子名周,宋国人,他的思想却接近楚人。老学以为宇宙间事物的变化,都遵循一定的公律,在天然界如此,在人事界也如此。这叫作「常」。顺应这些公律,便不须避害,自然能避害。所以说,「知常曰明」8.。事物变化的最大公律是物极则反。处世接物,最好先从反面下手。「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9.「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10.这样以退为进,便不至于有什么冲突了。因为物极则反,所以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制度,推行起来,结果往往和原来目的相反。「法令滋彰,盗贼多有。」11.治天下本求有所作为,但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不如排除一切制度,顺应自然,无为而为,不治而治。那就无不为,无不治了。自然就是「道」,就是天地万物所以生的总原理。物得道而生,是道的具体表现。一物所以生的原理叫作「德」,「德」是「得」的意思。所以宇宙万物都是自然的。这是老学的根本思想,也是庄学的根本思想。但庄学比老学更进一步。他们主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天地万物,无时不在变化之中,不齐是自然的。一切但须顺其自然,所有的分别,所有的标准,都是不必要的。社会上、政治上的制度,硬教不齐的齐起来,只徒然伤害人性罢了。所以圣人是要不得的;儒、墨是「不知耻」的12.。按庄学说,凡天下之物都无不好,凡天下的意见,都无不对;无所谓物我,无所谓是非。甚至死和生也都是自然的变化,都是可喜的。明白这些个,便能与自然打成一片,成为「无入而不自得」的至人了。老、庄两派,汉代总称为道家。

庄学排除是非,是当时「辩者」的影响。「辩者」汉代称为名家,出于讼师。辩者的一个首领郑国邓析,便是春秋末年著名的讼师。另一个首领梁相惠施,也是法律行家。邓析的本事在对于法令能够咬文嚼字的取巧,「以是为非,以非为是。」13.语言文字往往是多义的;他能够分析语言文字的意义,利用来作种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这样发展了辩者的学说。当时的辩者有惠施和公孙龙两派。惠施派说,世间各个体的物,各有许多性质;但这些性质,都因比较而显,所以不是绝对的。各物都有相同之处,也都有相异之处。从同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无不相同;从异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无不相异。同异都是相对的,这叫作「合同异」14.。

公孙龙,赵人。他这一派不重个体而重根本,他说概念有独立分离的存在。譬如一块坚而白的石头,看的时候只见白,没有坚;摸的时候只觉坚,不见白。所以白性与坚性两者是分离的。况且天下白的东西很多,坚的东西也很多,有白而不坚的,也有坚而不白的。也可见白性与坚性是分离的,白性使物白,坚性使物坚;这些虽然必须因具体的物而见,但实在有着独立的存在,不过是潜存罢了。这叫作「离坚白」15.。这种讨论与一般人感觉和常识相反,所以当时以为「怪说」「琦辞」,「辩而无用」16.。但这种纯理论的兴趣,在哲学上是有它的价值的。至于辩者对于社会政治的主张,却近于墨家。

儒、墨、道各家有一个共通的态度,就是托古立言;他们都假托古圣贤之言以自重。孔子托于文王、周公,墨子托于禹,孟子托于尧、舜,老、庄托于传说中尧、舜以前的人物;一个比一个古,一个压一个。不托古而变古的只有法家。法家出于「法术之士」17.,法术之士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贵族政治崩坏的结果,一方面是平民的解放,一方面是君主的集权。这时候国家的范围,一天一天扩大,社会的组织也一天一天复杂。人治、礼治,都不适用了。法术之士便创一种新的政治方法帮助当时的君主整理国政,作他们的参谋。这就是法治。当时现实政治和各方面的趋势是变古——尊君权、禁私学、重富豪。法术之士便拥护这种趋势,加以理论化。

他们中间有重势、重术、重法三派,而韩非子集其大成。他本是韩国的贵族,学于荀子。他采取荀学、老学和辩者的理论,创立他的一家言;他说势、术、法三者都是「帝王之具」18.,缺一不可。势的表现是赏罚,赏罚严,才可以推行法和术。因为人性究竟是恶的。术是君主驾御臣下的技巧。综核名实是一个例。譬如教人作某官,按那官的名位,该能作出某些成绩来;君主就可以照着去考核,看他名实能相符否。又如臣下有所建议,君主便叫他去作,看他能照所说的作到否。名实相符的赏,否则罚。法是规矩准绳,明主制下了法,庸主只要守着,也就可以治了。君主能够兼用法、术、势,就可以一驭万,以静制动,无为而治。诸子都讲政治,但都是非职业的,多偏于理想。只有法家的学说,从实际政治出来,切于实用。中国后来的政治,大部份是受法家的学说支配的。

古代贵族养着礼、乐专家,也养着巫祝、术数专家。礼、乐原来的最大的用处在丧、祭。丧、祭用礼、乐专家,也用巫祝;这两种人是常在一处的同事。巫祝固然是迷信的;礼、乐里原先也是有迷信成份的。礼、乐专家后来沦为儒士;巫祝术数专家便沦为方士。他们关系极密切,所注意的事有些是相同的。汉代所称的阴阳家便出于方士。古代术数注意于所谓「天人之际」,以为天道人事互相影响。战国末年有些人更将这种思想推行起来,并加以理论化,使它成为一贯的学说。这就是阴阳家。

当时阴阳家的首领是齐人驺衍。他研究「阴阳消息」19.,创为「五德终始」说20.。「五德」就是五行之德。五行是古代的信仰。驺衍以为五行是五种天然势力,所谓「德」。每一德,各有盛衰的循环。在它当运的时候,天道人事,都受它支配。等到它运尽而衰,为别一德所胜、所克,别一德就继起当运。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这样「终始」不息。历史上的事变都是这些天然势力的表现。每一朝代,代表一德;朝代是常变的,不是一家一姓可以永保的。阴阳家也讲仁义名分,却是受儒家的影响。那时候儒家也在开始受他们的影响,讲《周易》,作《易传》。到了秦、汉间,儒家更几乎与他们混和为一;西汉今文家的经学大部便建立在阴阳家的基础上。后来「古文经学」虽然扫除了一些「非常」、「可怪」之论21.,但阴阳家的思想已深入人心,牢不可拔了。

战国末期,一般人渐渐感着统一思想的需要,秦相吕不韦便是作这种尝试的第一个人。他教许多门客合撰了一部《吕氏春秋》。现在所传的诸子书,大概都是汉人整理编定的;他们大概是将同一学派的各篇编辑起来,题为某子。所以都不是有系统的著作。《吕氏春秋》却不然;它是第一部完整的书。吕不韦所以编这部书,就是想化零为整,集合众长,统一思想。他的基调却是道家。秦始皇统一天下,李斯为相,实行统一思想。他烧书,禁天下藏「《诗》、《书》百家语」22.。但时机到底还未成熟,而秦不久也就亡了,李斯是失败了。所以汉初诸子学依然很盛。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淮南王刘安仿效吕不韦的故智,教门客编了一部《淮南子》,也以道家为基调,也想来统一思想。但成功的不是他,是董仲舒。董仲舒向武帝建议:「六经和孔子的学说以外,各家一概禁止。邪说息了,秩序才可统一,标准才可分明,人民才知道他们应走的路。」23.武帝采纳了他的话。从此,帝王用功名、利禄提倡他们所定的儒学,儒学统于一尊;春秋、战国时代言论思想极端自由的空气便消灭了。这时候政治上旣开了从来未有的大局面,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变动也渐渐凝成了新秩序,思想渐归于统一,也是自然的趋势。在这新秩序里,农民还占着大多数,宗法社会还保留着,旧时的礼教与制度一部份还可适用,不过民众化罢了。另一方面,要创立政治上、社会上各种新制度,也得参考旧的。这里便非用儒者不可了。儒者通晓以前的典籍,熟悉以前的制度,而又能够加以理想化、理论化,使那些东西秩然有序,粲然可观。别家虽也有政治社会学说,却无具体的办法,就是有,也不完备,赶不上儒家;在这建设时代,自然不能和儒学争胜。儒学的独尊,也是当然的。

【注释】

1.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2.《论语·卫灵公》。

3.《论语·述而》。

4.《论语·颜渊》。

5.《孟子·公孙丑》。

6.《论语·宪问》。

7.《淮南子·泛论训》。

8.《老子》十六章。

9.《老子》三十六章。

10.《老子》四十五章。

11.《老子》五十七章。

12.《庄子·在宥》、《天运》。

13.《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篇》。

14.语见《庄子·秋水)。

15.《荀子·非十二子篇》。

16.语见《韩非子·孤愤》。

17.《韩非子·定法》。

18.《韩非子·定法》。

19.《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20.《吕氏春秋·有始览·名类篇》及《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 《七略》。

21.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序》说《春秋》中「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

22.《史记·秦始皇本纪》。

23.原文见《汉书·董仲舒传》。

【参考资料】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一篇。

辞赋第十一

屈原是我国历史里永被纪念着的一个人。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相传便是他的忌日;他是投水死的,竞渡据说原来是表示救他的,粽子原来是祭他的。现在定五月五月为诗人节,也是为了纪念的缘故。他是个忠臣,而且是个缠绵悱恻的忠臣;他是个节士,而且是个浮游尘外、清白不污的节士。「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1.,他的身世是一齣悲剧。可是他永生在我们的敬意尤其是我们的同情里。「原」是他的号,「平」是他的名字。他是楚国的贵族,怀王时候,作「左徒」的官。左徒好像现在的秘书。他很有学问,熟悉历史和政治,口才又好。一方面参赞国事,一方面给怀王见客,办外交,头头是道。怀王很信任他。

当时楚国有亲秦、亲齐两派;屈原是亲齐派。秦国看见屈原得势,便派张仪买通了楚国的贵臣上官大夫、靳尚等,在怀王面前说他的坏话。怀王果然被他们所惑,将屈原放逐到汉北去。张仪便劝怀王和齐国绝交,说秦国答应割地六百里。楚和齐绝了交,张仪却说答应的是六里。怀王大怒,便举兵伐秦,不料大败而归。这时候想起屈原来了,将他召回,教他出使齐国。亲齐派暂时抬头。但是亲秦派不久又得势。怀王终于让秦国骗了去,拘留着,就死在那里。这件事是楚人最痛心的,屈原更不用说了。可是怀王的儿子顷襄王,却还是听亲秦派的话,将他二次放逐到江南去。他流浪了九年,秦国的侵略一天紧似一天;他不忍亲见亡国的惨象,又想以一死来感悟顷襄王,便自沉在汨罗江里。

《楚辞》中《离骚》和《九章》的各篇,都是他放逐时候所作。《离骚》尤其是千古流传的杰构。这一篇大概是二次被放时作的。他感念怀王的信任,却恨他糊涂,让一羣小人蒙蔽着,播弄着。而顷襄王又不能觉悟;以致国土日削,国势日危。他自己呢,「信而见疑,忠而被谤」2.,简直走投无路;满腔委屈,千端万绪的,没人可以诉说。终于只能告诉自己的一支笔,《离骚》便是这样写成的。「离骚」是「别愁」或「遭忧」的意思3.。他是个富于感情的人,那一腔遏抑不住的悲愤,随着他的笔奔迸出来,「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4.,只是一片一段的,没有篇章可言。这和人在疲倦或苦痛的时候,叫「妈呀!」「天哪!」一样;心里乱极了,闷极了,叫叫透一口气,自然是顾不到什么组织的。

篇中陈说唐、虞、三代的治,桀、纣、羿、浇的乱,善恶因果,历历分明;用来讽刺当世,感悟君王。他又用了许多神话里的譬喻和动植物的譬喻,委曲的表达出他对于怀王的忠爱,对于贤人君子的向往,对于羣小的深恶痛疾。他将怀王比作美人,他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情辞凄切,缠绵不已。他又将贤臣比作香草。「美人香草」从此便成为政治的譬喻,影响后来解诗、作诗的人很大。汉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5.「好色而不淫」似乎就指美人香草用作政治的譬喻而言;「怨诽而不乱」是怨而不怒的意思。虽然我们相信《国风》的男女之辞并非政治的譬喻,但断章取义,淮南王的话却是《离骚》的确切评语。

《九章》的各篇原是分立的,大约汉人才合在一起,给了「九章」的名字。这里面有些是屈原初次被放时作的,有些是二次被放时作的。差不多都是「上以讽谏,下以自慰」6.;引史事,用譬喻,也和《离骚》一样。《离骚》里记着屈原的世系和生辰,这几篇里也记着他放逐的时期和地域;这些都可以算是他的自叙传。他还作了《九歌》、《天问》、《远游》、《招魂》等,却不能算自叙传,也「不皆是怨君」7.;后世都说成怨君,便埋没了他的别一面的出世观了。他其实也是一「子」,也是一家之学。这可以说是神仙家,出于巫。《离骚》里说到周游上下四方,驾车的动物,驱使的役夫,都是神话里的。《远游》更全是说的周游上下四方的乐处。这种游仙的境界,便是神仙家的理想。

《远游》开篇说:「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篇中又说:「临不死之旧乡」。人间世太狭窄了,也太短促了,人是太不自由自在了。神仙家要无穷大的空间,所以要周行无碍;要无穷久的时间,所以要长生不老。他们要打破现实的、有限的世界,用幻想创出一个无限的世界来。在这无限的世界里,所有的都是神话里的人物;有些是美丽的,也有些是丑怪的。《九歌》里的神大都可爱;《招魂》里一半是上下四方的怪物,说得顶怕人的,可是一方面也奇诡可喜。因为注意空间的扩大,所以对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在在都有兴昧。《天问》里许多关于天文地理的疑问,便是这样来的。一面惊奇天地之广大,一面也惊奇人事之诡异——善恶因果,往往有不相应的;《天问》里许多关于历史的疑问,便从这里着眼。这却又是他的入世观了。

要达到游仙的境界,须要「虚静以恬愉」、「无为而自得」,还须导引养生的修炼工夫,这在《远游》里都说了。屈原受庄学的影响极大。这些都是庄学;周行无碍,长生不老,以及神话里的人物,也都是庄学。但庄学只到「我」与自然打成一片而止,并不想创造一个无限的世界;神仙家似乎比庄学更进了一步。神仙家也受阴阳家的影响;阴阳家原也讲天地广大,讲禽兽异物的。阴阳家是齐学。齐国滨海,多有怪诞的思想。屈原常常出使到那里,所以也沾了齐气。还有齐人好「隐」。「隐」是「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8.,是用一种滑稽的态度来讽谏。淳于髡可为代表。楚人也好「隐」。屈原是楚人,而他的思想又受齐国的影响,他爱用种种政治的譬喻,大约也不免沾点齐气。但是他不取滑稽的态度,他是用一副悲剧面孔说话的。《诗大序》所谓「谲谏」,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倒是合式的说明。至于像《招魂》里的铺张排比,也许是纵横家的风气。

《离骚》各篇多用「兮」字足句,句逗以参差不齐为主。「兮」字足句,三百篇中已经不少;句逗参差,也许是「南音」的发展。「南」本是南乐的名称;三百篇中的二《南》,本该与《风》、《雅》、《颂》分立为四。二《南》是楚诗,乐调虽已不能知道,但和《风》、《雅》、《颂》必有异处。从二《南》到《离骚》,现在只能看出句逗由短而长、由齐而畸的一个趋势;这中间变迁的轨迹,我们还能找到一些,总之,决不是突如其来的。这句逗的发展,大概多少有音乐的影响。从《汉书·王褒传》,可以知道楚辞的诵读是有特别的调子的9.,这正是音乐的影响。屈原诸作奠定了这种体制,模拟的日见其多。就中最出色的是宋玉,他作了《九辩》。宋玉传说是屈原的弟子;《九辩》的题材和体制都模拟《离骚》和《九章》,算是代屈原说话,不过没有屈原那样激切罢了。宋玉自己可也加上一些新思想;他是第一个描写「悲秋」的人。还有个景差,据说是《大招》的作者;《大招》是模拟《招魂》的。

到了汉代,模拟《离骚》的更多,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都走着宋玉的路。大概武帝时候最盛,以后就渐渐的差了。汉人称这种体制为「辞」,又称为「楚辞」。刘向将这些东西编辑起来,成为《楚辞》一书。东汉王逸给作注,并加进自己的拟作,叫作《楚辞章句》。北宋洪兴祖又作《楚辞补注》。《章句》和《补注》合为《楚辞》标准的注本。但汉人又称《离骚》等为「赋」。《史记·屈原传》说他「作《怀沙》之赋」;《怀沙》是《九章》之一,本无「赋」名。《传》尾又说:「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列「屈原赋二十五篇」,就是《离骚》等。大概「辞」是后来的名字,专指屈、宋一类作品;赋虽从辞出,却是先起的名字,在未采用「辞」的名字以前,本包括「辞」而言。所以浑言称「赋」,称「辞赋」,分言称「辞」和「赋」。后世引述屈、宋诸家,只通称「楚辞」,没有单称「辞」的。但却有称「骚」、「骚体」、「骚赋」的,这自然是《离骚》的影响。

荀子的《赋篇》最早称「赋」。篇中分咏「礼」、「知」、「云」、「蚕」、「箴」(针)五件事物,象是谜语;其中颇有讽世的话,可以说是「隐」的支流余裔。荀子久居齐国的稷下,又在楚国作过县令,死在那里。他的好「隐」,也是自然的。《赋篇》总题分咏,自然和后来的赋不同,但是安排客主,问答成篇,却开了后来赋家的风气。荀赋和屈辞原来似乎各是各的;这两体的合一,也许是在贾谊手里。贾谊是荀卿的再传弟子,他的境遇却近于屈原,又久居屈原的故乡;很可能的,他模拟屈原的体制,却袭用了荀卿的「赋」的名字。这种赋日渐发展,屈原诸作也便被称为「赋」;「辞」的名字许是后来因为拟作多了,才分化出来,作为此体的专称的。辞本是「辩解的言语」的意思,用来称屈、宋诸家所作,倒也并无不合之处。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分赋为四类。「杂赋」十二家是总集,可以不论。屈原以下二十家,是言情之作。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已佚,大概近于纵横家言。就中「陆贾赋三篇」,在贾谊之先;但作品旣不可见,是他自题为赋,还是后人追题,不能知道,只好存疑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大概是叙物明理之作。这三类里,贾谊以后各家,多少免不了屈原的影响,但已渐有散文化的趋势;第一类中的司马相如便是创始的人。——托为屈原作的《卜居》、《渔父》,通篇散文化,只有几处用韵,似乎是《庄子》和荀赋的混合体制,又当别论。——散文化更容易铺张些。「赋」本是「铺」的意思,铺张倒是本来面目。可是铺张的作用原在讽谏;这时候却为铺张而铺张,所谓「劝百而讽一」10.。当时汉武帝好辞赋,作者极众,争相竞胜,所以致此。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11.;「诗人之赋」,便是前者,「辞人之赋」便是后者。甚至有诙谐嫚戏,毫无主旨的。难怪辞赋家会被人鄙视为倡优了。

东汉以来,班固作《两都赋》,「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12.;张衡仿他作《二京赋》。晋左思又仿作《三都赋》。这种赋铺叙历史地理,近于后世的类书;是陆贾、荀卿两派的混合,是散文的更进一步。这和屈、贾言情之作,却迥不相同了。此后赋体渐渐缩短,字句却整炼起来。那时期一般诗文都趋向排偶化,赋先是领着走,后来是跟着走;作赋专重写景述情,务求精巧,不再用来讽谏。这种赋发展到齐、梁、唐初为极盛,称为「俳体」的赋13.。「俳」是游戏的意思,对讽谏而言;其实这种作品倒也并非滑稽嫚戏之作。唐代古文运动起来,宋代加以发挥光大,诗文不再重排偶而趋向散文化,赋体也变了。像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虽然有韵而全篇散行,排偶极少,比《卜居》、《渔父》更其散文的。这称为「文体」的赋14.。唐、宋两代,以诗赋取士,规定程序。那种赋定为八韵,调平仄,讲对仗;制题新巧,限韵险难。这只是一种技艺罢了。这称为「律赋」。对「律赋」而言,「俳体」和「文体」的赋都是「古赋」;这「古赋」的名字和「古文」的名字差不多,眞正「古」的如屈、宋的辞,汉人的赋,倒是不包括在内的。赋似乎是我国特有的体制;虽然有韵,而就它全部的发展看;却与文近些,不算是诗。

【注释】

1.《楚辞·渔父》。

2.《史记·屈原传》。

3.王逸《离骚经序》,班固《离骚赞序》。

4.刘熙载《艺概》中《赋概》。

5.同2.。

6.王逸《楚辞章句序》。

7.《朱子语类》一四〇。

8.(文心雕龙·谐讔篇》。

9.《汉书·王褒传》:「宣帝时……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

10.《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引扬雄语。

11.《法言·吾子篇》。

12.《两都赋序》。

13.「俳体」、「文体」的名称,见元祝尧《古赋辨体》。

14.「俳体」、「文体」的名称,见元祝尧《古赋辨体》。

【参考资料】

游国恩《读骚论微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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