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城墙旅游攻略（老北京常说的沙滩）

前段时间，随着单位搬往城外，笔者也离开了与故宫一箭之遥的沙滩后街22号院。我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五个春秋，对这一带非常熟悉。

沙滩后街不长，三百余米。站在街中向西远眺，景山公园制高点万春亭就在眼前。从沙滩后街西口进景山公园，用不了多久，就能登临万春亭，探身俯瞰，可谓四时四景。如果不愿入园爬山，可南行上百米，伫立筒子河旁与紫禁城东北角楼隔空对话，感受这六百多年的沧桑变迁。街东北不远处，就是嵩祝寺，明清时期“嵩祝三寺”里梵音缭绕。沿沙滩北街向南，闻名中外的北大“红楼”近在咫尺。若再往东走上一点儿，就来到闹中取静的皇城根遗址公园。

清末景山东南侧照片，方框处为沙滩三座门。

沙滩后街的妙处，绝非走马观花可以领会，亦非三言两语即能讲明。笔者在此生活十多年，对于周边人文地理、轶闻趣事有着浓厚兴趣，平日里格外留意，今就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整理成文，供读者参考。

壹 “沙滩”在哪

如果仅以长和宽来论，沙滩后街与长其两倍有余，且开通过公交车的西总布胡同相比，它被冠以“街”，未免有些名不副实。但北京城中，还有一些不长的胡同也被冠以“街”之称，比如外交部街、新文化街、内务部街、教育部街等。细究之，它们之所以称街，无不与它们的重要性有关，颇有些“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况味。

沙滩后街明清时期属皇城。明时，皇城内不仅建有皇家庙宇、园林苑囿、仓储、防卫设施等建筑，庞大的内府“二十四衙门”也被置于其中。景山东街一带，就分布有司礼监、新房、御马监等。在这里，虽然“仙”不曾耳闻，“神”倒确乎供奉着一位：它就是“马王爷”，而供奉马王爷的庙，大家都不会陌生：马神庙。据《明实录》记载，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八月二十五日“御马监盖造马神庙工毕，遣太监刘永诚致祭。”自此，每年旧历六月二十三日马王爷诞辰日，朝廷都会派官员到此祭拜。

不过，明代时，皇城这块区域内的地名比较独特，不像当时京师内、外城，街巷和胡同都有各自不同的命名，这里多以宫殿、衙署、寺观、园囿、桥梁等作为地名。如今沙滩后街所在的位置，明代时南有印绶监，北有都知监。

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定鼎北京。统治者实行“满汉分城”的政策，将汉官、商人、平民等，除投充八旗者及衙属内居住之胥吏、寺庙中居住之僧道，尽迁外城，内城只准八旗官兵和家眷、从属居住。

皇城内则统归清廷设立的内务府掌管，前明内府机构被大量裁撤。皇城区域内的建筑格局随之发生较大变化，除衙署、寺庙、苑囿等，相当一部分被分配给上三旗旗人及其从属用于居住。今人可从康熙初年绘制的《皇城宫殿衙署图》一窥其貌。在景山东街一带，康熙年间的地图中仍未显示街巷、胡同名称，不过马神庙仍有标注。

《皇城宫殿衙署图》中标有“马神庙”

经过清初几代帝王的治理，天下承平日久。皇城内上至皇亲国戚，下至三教九流，人员日渐庞杂。这片区域内昔日的内府建筑也被分隔成一座座规模相对较小且独立存在的四合院落，由此串起一条条宽窄不一的街巷胡同。最终是推动皇城朝着内城化方向不断演变。演变的成果则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廷组织绘制的《京城全图》上得以集中体现。图中，“马神庙街”的字样被标记在案。从此，该街首次有了“官方认可”的名字。

乾隆《京城全图》中标注的“马神庙街”

十年后，乾隆帝嫁女，和嘉公主府第就建于马神庙街北侧西半部，几乎占据半条街。即使公主贵为天之娇女，怕也是难与神通广大的马王爷抗衡。街名如故，且得以传续。

这样的局面直到民国初年才被打破。此时，昔日的公主府第经历了京师大学堂的岁月之后，业已成为北京大学的校址。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为主要撰稿人。先贤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势力展开猛烈冲击，史称“新文化运动”。

1916年12月26日，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迁往北京。

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向市政当局提出变更街名的要求。1917年4月第2期《市政通告》刊载同年2月26日公牍：“京师警察厅函：据北京大学拟将马神庙名称改为景山东街，已照准。请查照文。”

至此，景山东街正式取代马神庙街，成为新街名（注：1917年改名后的东西走向的景山东街，并非如今景山东门外南北走向的景山东街，如今的景山东街在当时称作景山东大街）。

不过，新街名仅维持了不到半个世纪。1964年起，北京市成立以吴晗为组长的“市道路命名领导小组”，一年多时间，对四个城区3950条街巷逐一考评，对部分街道的街名进行更改。1965年起，景山东街改称沙滩后街。

一般而言，有后街，必有前街。然而，人们在地图上却找不到沙滩前街。甚至去问老北京人：“沙滩在哪呢？”想必也没有几个人能够讲得清清楚楚。好在，乾隆时期《京城内城全图》保存下相关信息。沙滩被标在今景山前街靠近五四大街和北池子大街交汇处一带，那里原来还有一道三座门。

乾隆《京城内城全图》中“沙滩”及三座门的标注

朱海涛在1944年7月《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北大与北大人》中写道：

“沙滩”，却并没有一粒沙。它只是介于汉花园、银闸、北池子、景山东街之间一个路口的街名，但它之在北平，是和马神庙同样，代表了它本身以外的崇高意义——北京大学。

这样看，将景山东街改称沙滩后街，还是颇有内涵的。

贰 能否再现隐秘的内皇城墙

自沙滩后街西口进入，沿北侧一家餐厅东行，进入眼帘是一座拥有朱漆大门，东墙悬挂“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标志，门内影壁墨书斗大“福”字的中式宅院。此处便是著名的“西斋”——大学堂和老北大早期学生宿舍。如今驻足于此合影留念的游客不少，却极少有人关注夹在两座院落中间那道高耸的砖墙。墙头覆盖黄琉璃瓦，于夕阳照射下熠熠生辉。

有人说，它不是乾隆帝为四女和嘉公主所修府第的西墙吗？其实并不是。1904年，为解决大学堂学生住宿问题，鉴于原有用地已十分局促，在公主府西墙外由南向北添建十四排平房，命名“西斋”，并与大学堂连成一片。

公主府原来的西墙是什么样呢？根据网友提供的现存公主府西墙残垣的图片以及笔者拍摄的府墙东北角照片可发现，公主府的墙是普通灰瓦，而前面提到的两座院落之间的覆黄琉璃瓦的墙，等级更高，它与一街之隔的景山公园围墙大体相同。

如今沙滩后街西口的内皇城墙

那么，这道高墙究竟为何物呢？先来读一段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十一日大清民政部《为大学堂围墙坍塌待修事咨学部》的咨文：

民政部为咨行事。准钦命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咨称：查本学堂西邻皇墙，上年六月间，大雨时行，坍塌数丈，其余墙势已复岌岌可危。曾经咨请工部查勘，仅将此数丈坍塌之墙修补在案。本届伏夏以来，连日大雨。所有西邻皇墙，上年修补之处迆南，又复坍塌十余丈。本学堂西院讲堂暨学生寝室、自习室等处所，院墙不高，全恃皇墙保障，藉资严密。相应咨请贵部，从速饬员查勘修葺，以惠学界，而壮观瞻等因。咨行到部。

从以上内容可知，这段高墙实为一段清代皇墙。

人们不禁会问，明清时期的东西皇城墙不是在东安门、西安门一线吗？的确如此，坐落在南北河沿大街东侧的皇城根遗址公园，便是明、清时期皇城东墙的所在。

明代以大明门为皇城正门，入清后，改称大清门。顺治九年重建北安门，易名地安门，这是皇城的北门。但是少有人知的是，当年皇城有外皇城和内皇城之分。单士元先生在《故宫史话》中曾这样表述：

皇城城墙在明清两代都是两重，所谓外皇城和内皇城。内皇城在筒子河外围，一方面在紫禁城和各离宫间起隔离作用，另一方面，又使紫禁城和皇城之间增加一道防线……景山和紫禁城之间本来有一道内皇城隔开（北上门），在1953年前后拆除。但这道内皇城墙在景山两旁又向北加筑了一个凸字形，到景山前后再顺中轴线向北伸展，直达地安门。这两列红墙中部开辟了东西皇华门（东皇华门现名黄化门，现尚存遗迹可寻）。

也就是说，在景山东西两侧与地安门之间，有一段皇城墙，这就是鲜为人知的内皇城。《明实录》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五日记有：

选京师散卫军之精壮者，助亲军守卫。亲军专守皇城四门，京卫军助守端门之外及东上等门。

其中，东上门为内皇城的一座城门。由此可知，明成祖朱棣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完全以南京为蓝本，同时修建了内皇城。

《京城内城全图》中从沙滩到地安门有一段红墙，即为内皇城墙。

内皇城主要起什么作用呢？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宣宗洪熙元年九月“建都知监于东华门外”，宣德元年九月“修浣衣局房屋及周垣”，宣德三年二月“造御用监作房于西上北门之外”，英宗正统八年四月“建司礼监衙门毕”，天顺三年九月“修造内府宝钞司库作等房”等等。据此推测，随着内府各衙门相继落成，景山东西两侧的内皇城墙大抵于英宗晚期前后建成。除单先生所列功能外，内皇城主要承担一定的分隔、管理内府各衙门人员出入的作用。

改朝易代对内皇城墙并未产生过多的影响，尤其是东侧部分被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从乾隆初期的《京城内城全图》可窥其全貌。景山东侧一段，北端连接地安门东侧的雁翅楼，一路向南，至沙滩“三座门”与护城河东北角外的内皇城墙相连，形成局部闭环。

一幅拍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景山向东俯瞰的老照片上，还能非常直观地看到这段内皇城墙：照片中部能清晰地看到横亘着一堵砖墙，墙的东侧则是北大西斋。墙的西侧，尚未加盖房屋等建筑设施，墙体非常清晰，在沙滩后街西口处还隐约可见开设有一座小门。墙体和小门的样式，与数年前得以恢复的地安门内大街东西两侧内皇墙及门楼基本一致。

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景山向东俯瞰可见内皇城墙（沙滩后街西口处隐约可见一座小门）

如今从景山东侧俯瞰依然能见被建筑围绕的内皇城墙

日前，笔者登临景山，由于树木繁茂，已无法全景再现老照片上的场景。但在沿街建筑背后，一大段隐秘的内皇城墙依旧清晰可见。此情此景，令笔者感慨良多：“它们还有机会迎来重现荣光的那一刻吗？”答案恐怕一时难以得到。

叁 景山书社在哪里

周作人在《<忆>的装订》中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从春台借了《忆》来看的第二天，便跑到青云阁去买了一本来，因为我很喜欢这本小诗集。”

《忆》是怎样的一本书，令知堂老人如此激赏？不妨看一看这本小书的售书广告：

这是他回忆幼年时代的诗篇，共三十六篇。仙境似的灵妙，芳春似的清丽，由丰子恺先生吟咏诗意，作为画题，成五彩图十八幅。附在篇中。后有朱佩弦先生的跋，他的散文是谁都爱悦的。全书由作者自书，连史纸影印，丝线装订，封面图案是孙福熙先生手笔。这样无美不备，洵可谓艺术的出版物。

俞平伯作诗，丰子恺插画，朱自清题跋，孙福熙封面设计，再施以虎皮宣做书衣，蓝绒丝装订，难怪连见多识广的新文学版本藏书第一人唐弢，也对这本被誉为“中国第一本儿童新诗集”的书发出如此感叹：“这样讲究的印本，在当时是很不多见的。”

《忆》的书影，早在二十多年前一场拍卖会的图录上，笔者有幸得见，精美无比的佳作与令人乍舌的拍价同样使人印象深刻。《知堂书话》收入箧中亦有些年头，《<忆>的装订》自然是拜读过的。最近一次引发对它的关注，与成就它的出版者、总发行所、总代售处有关。更准确点说，是与这些机构同在的“景山东街17号”有关。

《忆》的书影

《忆》的内页

尾页有景山书社的地址

负责出版这本小书的叫朴社。1923年初，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沈雁冰等十位商务印书馆的年轻编辑共同发起成立书社，取名“朴社”。关于成立朴社的初衷，顾颉刚在当年1日6日的日记中写道：

振铎发起自己出书，不受商务牵制，约集伯祥、圣陶、六逸、予同、雁冰、愈之、达夫、燕生及我十人，每月公积十元，五个月内预备出版品。

不久，俞平伯、朱自清等人纷纷加入进来。1924年9月因上海发生战事，书社陷入停顿，在沪同仁议决解散朴社，而已身处北京的顾颉刚提出异议。1925年6月，朴社在上海终告完结。据笔者查阅资料，上海时期的朴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俞平伯主持出版的《霜枫小丛书》四种外，尚有《戴氏三种》。

朴社结束后，心有不甘的顾颉刚联合俞平伯、吴缉熙、朱自清、赵万里等人在北京重组朴社，顾氏担任总干事。经过一番紧张筹备，书社顺利开业。据顾颉刚1925年10月8日日记：

北大二院对门有一新市房，拟由朴社租下开设书店。马神庙一带尚无书肆，开此一家必可获利也。

又，11月15日的日记记载：

今日书社开幕，予从事照料，见人颇觉不好意思，想不到我也会做商业的。

“北大二院”就是北大公主府的旧址，1918年“红楼”建成后，成为北大文学院所在，又称“北大一院”，而老校址改作北大理学院，即“北大二院”。

朴社重张，首推的正是那本名作《忆》。至1937年底因抗战被迫停业，十五年间，朴社出版的图书大致四十种上下，数量不多，然以质取胜，精品迭出。顾颉刚成名作《古史辨》，俞氏整理校点的王国维《人间词话》、张岱《陶庵梦忆》、沈复《浮生六记》等，件件堪称一时之选，且一印再印。

值得一提的是，除自家出品外，书社也代售它家图书。周作人《志摩纪念》就谈到曾在此处购得新月书店出版的徐志摩的《猛虎集》：

志摩飞往南京的前一天，在景山东大街遇见，他说还没有送你《猛虎集》，今天从志摩的追悼会出来，在景山书社（注——朴社是出版商，景山书社是朴社开的书店，即卖自家出版的书，又卖其他出版商的书，类似商务印书馆与涵芬楼书店）买得此书。

吴宓《徐志摩与雪莱》里也记录了发生在徐志摩追悼会当日的一段往事：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六日，其友人之在北平者，为开追悼会于北京大学第二院礼堂。是晨，予将赴会，乘车过金鳌玉蝀桥，念民国十五年十月徐君与陆女士结婚于此处，不胜悲感。于是在会场中便作成挽诗一首。会散后，赶忙到对门的景山书社，借用他们的纸笔和地方，将诗写出，投寄《北平晨报》。

顾氏日记和吴氏文中均指景山书社位于“北大二院”对门，这不禁令笔者浮想联翩。

笔者工作过的沙滩后街22号（现仍属单位房产）与“北大二院”恰好对门。但转念一想，“北大二院”东起大学夹道，西至西斋，文献记载其宽达四十丈（约130余米），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呢？

如今，街南侧相应位置，自东向西依次为：“WohKoon行者孙”青年旅舍（门牌16号），笔者所在的22号大院，沙滩宾馆（门牌28号），蜀都宾馆（门牌30号），前三家相邻单位门牌号呈现跳跃式，中间号码有缺失，令人一头雾水。正因如此，笔者基本打消了寻找景山书社确切位置的希望。

近日，偶读谢兴尧1944年1月发表在《天地》杂志上的《沙滩马神庙——老北大回忆之一》一文，竟收获到意外的惊喜。谢兴尧那年到老北大故地重游，对当时的沙滩后街做了一番颇为生动风趣的记述，其中就涉及景山书社：

从前东口有个小茶馆，颇有乡村市镇的风味。最带刺激性的，中间添了几所小洋房，与以往的矮屋小门，显然异趣……挨着他的油盐店和糖果铺，从前是一等一的生意，现在都改造成大玻璃门的时代营业，这最与学校街的气息不大相投。再往西便是“景山书社”，在十余年前，它在文化，思想书籍的出版，确是不可没灭的功绩。与沙滩的“出版部”，都是北京大学学术上的代表机关。现在出版部已经用砖头石灰代替了门板，它呢，光焰虽息了，不知道它的门还开着没有？似乎没有送到眼前。对着它的大学夹道，望进去也觉得长漫漫的，凄清的很，真是“乌衣巷口夕阳斜”，不胜今昔之感。

借着谢氏“对着它的大学夹道”的这句，关于“景山书社”的寻找终于尘埃落定。也就是说，景山书社，当年对着大学夹道。如今，景山书社自然是毫无踪迹，聊以慰藉的是，当年景山书社所在之处，如今开着一家名为“WohKoon行者孙”的青年旅舍，店名显然取自《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倒也应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另一层收获，拜谢氏所赐，笔者知道了单位大门附近几十年前的“田园景象”：

而印象最深的，是书社隔壁有家上鞋店（注——可理解为修鞋铺），破屋半间，茅茨上墙，于矮檐前，搭着瓜架，夏天绿阴阴的，颇具豆棚瓜架的诗意。到现在还是那样朴素的存在着，没有平地起高楼，实在难得之至。不过在从前土墙外面，成天家放着几辆红胶皮带绷儿亮的洋车，搁在那儿，实是天造地设，有说不出的调协。

从查阅沙滩后街的得名，到探究隐秘的内皇城墙，再到探寻充满人文光辉的景山书社，不经意间跨越了六百多年时光，一时颇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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