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吴国桢义结金兰（周恩来和吴国桢义结金兰）

中国的结拜文化由来已久，周恩来也曾和同学义结金兰，是在17岁那年，与南开的同学吴国桢，结为异姓兄弟。

可当他们成年之后，却走向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周恩来是共产党的灵魂人物，而吴国桢则是国民党的得力干将，更是亲美派系的代表人物，位高权重。

（吴国桢）

矛盾随之产生，吴国桢是反共的顽固分子，所以他大哥周恩来的关系，也就不难想象了。

1941年，新四军在前线抗日，却惨遭国民党杀害，牺牲了几千人。

所以同学相聚的时候，周恩来痛骂国民党，吴国桢则当面反驳，兄弟二人爆发了激烈争吵，由此彻底的分道扬镳。

本是义结金兰的兄弟，但却走在了不同的道路上，命运也就大不相同。

1954年，台湾爆发了一场激烈内斗，吴国桢躲到美国避难，最终客死他乡。

（吴国桢）

由此，开始咱们今天的文章，关于此事的详细经过，要从1913年说起，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天津的南开中学。

周恩来读二年级的时候，吴国桢来到该校就读一年级，属于是周恩来的学弟。

在那乱世当中，芸芸学子好似水中浮萍，随着时代的惊涛骇浪，相聚在校园港湾。

周恩来在十七岁那年，去宿舍里找一位名叫“吴国柄”的同学，进而看到了吴国柄的弟弟吴国桢，同学们相互寒暄了几句，有了一面之缘。

没过多久，周恩来刚刚走出食堂，迎面碰上了吴国桢，所以双方打着招呼，相互聊了起来。

不同的时代背景，自然也就有不同的青年思想；在饱受列强欺压的年代里，很多中国的年轻学生，都在讨论着该如何救国。

俩人观点相近，所以越聊越投机，大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已然惺惺相惜。

周恩来问：“那天我去找你哥哥，我看你趴在桌子上一直在写东西。”

吴国桢说：“我在写日记。”

周恩来一听这话，认为吴国桢这样做很对，写日记乃是好习惯。

而且，周恩来发现吴国桢的日记，写得是文采飞扬，小小年纪便已经展露出锦绣文章。

所以，周恩来拿着吴国桢写的内容，登载在了学生会的刊物上，随着一篇篇的文章发表，吴国桢在学校里，也就渐渐闻名。

（南开中学）

他们二人身边，还有一位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名叫李福景，三人出来进去形影不离，踊跃参加学生会的各种活动，所以渐渐的就被同学们称之为三剑客。

周恩来虽然穷苦出身，但他跟着周家的宗亲走南闯北多年，属于是见多识广之人；反观吴国桢和李福景，倒是在传统的家庭长大，而今进入了新学校当中。

周恩来得知学校要举办演讲比赛，所以拉着两位好朋友一起参加，可吴国桢却反问什么是演讲比赛？李福景同样满脑袋问号，从没有听说过这种活动。

所以吴国桢和李福景，只愿意跟着周恩来去看看，但却并不想参加。

在比赛开始之后，唯一登台演讲的便是周恩来，只不过有趣的是，他仅仅得了个第五名。

至于前面四名，吴国桢没有看到有谁登台，但却获得了校方给予的好成绩，并不是这四人厉害，而是他们的背景厉害。

（周恩来年轻时）

在校园里，周恩来想要带着俩人去表演话剧，奈何吴国桢连着摇头说不行，原因非常简单：吴国桢有个毛病，那就是控制不住脸部肌肉，怎么也忍不住大笑，自然不适合演戏。

周恩来想要教吴国桢，该如何防止忍不住发笑，奈何吴怎么也学不会，每当排练的时候，台词还没有说出来，就已经噗嗤一声憋不住了。

所以表演话剧这件事，也就只能周恩来和李福景登台，而校园三剑客当中的吴国桢，则成了观众席的票友。

学校里有国外留学生归来，拿出国外的话剧经验，结合中国的传统故事，所以写了剧本名叫《一元钱》因为没有女演员，所以让周恩来担任。

但缺少个丫鬟的配角，所以周恩来去找吴国桢，他说如果忍不住笑，就使劲掐手心。

如果在台上真笑了，周恩来也会以“富家小姐”的身份痛斥丫头，回家非打你不可。

因为这三剑客关系特别好，所以义结金兰成异姓兄弟。周恩来年长，所以做了大哥，吴国桢自然是弟弟。

结拜之后，周恩来还带着吴国桢去自己家里，拿了一点钱去照相，算是合影留念。

吴国桢看周恩来穿着长衫，所以他也想换上长衫，因为妈妈不允许，所以穿着军队制服。

也就有了下面这张照片，兄弟之间手牵手，开始憧憬往后的美好未来。

（周恩来和吴国桢结拜之后的照片）

在学业上，周恩来想要开阔国际视野，所以选择东渡日本，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吴国桢则以优秀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读书。

少年胸怀大志，要救民族于危难，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自从中学毕业之后，便投身于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当中，为民族找寻出路。

吴国桢也想出国留学，而在当时的清华大学，只要是成绩优异的学员，如果想走向国际的话，绝大部分都会选择去美国。

就在吴国桢考入留美班的时候，他收到了大哥周恩来的一封信……

（清华大学校门）

周恩来说最近会去一次清华，因为自己即将出发，前往欧洲留学。

没过多久，周恩来步入清华校园，只要是从南开毕业进入清华的学生，都跟周恩来非常熟络，所以远远地就开始打招呼。

清华校园里，周恩来和结义兄弟吴国桢告别，他们一位要去法国，一位要去美国，时间是1920年。

俩人有共同点：痛恨贪污、想要救国、万丈雄心、向往革命。

然而命运，却为这对兄弟，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这次分别各奔东西，加入不同阵营，下次见面要十八年以后了。

且说吴国桢远渡大海，去了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拿到了哲学的博士学位，而他在政治方面，选择加入国民党。

吴国桢一辈子都无法接受周恩来的思想变化，他认为周恩来是百分之百的儒家信徒，在突然得知大哥进入共产主义的阵营之后，所以下意识说：“我用生命打赌，不可能的！”

这次，吴国桢赌错了，周恩来真的加入了共产党，而且即将成为领袖人物。

1924年秋天，周恩来回到国内，随即担任黄埔的政治部主任。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后便开始了南征北战。

自从国共分裂开始，一直打到了西安事变，前前后后加起来接近十年的时间，周恩来已然成为共产党的灵魂人物。吴国桢则在汉口做市长，已然是地方的领军人物。

西安事变的时候，宋美龄感慨说：为什么国民党没有周恩来这样的人物？

其言外之意，无非是说周恩来这样的雄才，如果加入国民党该有多好呢？从宋美龄这句话便可看出，周恩来在当时的身份和地位。

吴国桢和大哥周恩来，自从清华一别已经多年未见，而且因为国共分裂，所以兄弟二人也就断了书信往来。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所以吴国桢很想念自己的周大哥。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多地沦陷，吴国桢在1938年的时候，担任武汉市的市长。

按照国民党给的军衔来说，周恩来已经是军委的中将副部长，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其实他同样也很想念自己的把兄弟吴国桢。

所以在百忙当中，周恩来去吴国桢的家里，想要一叙兄弟之情，奈何去的时候赶巧吴国桢外出。

周恩来没有见到结义兄弟，所以对吴国桢的妻子黄卓群说：“我是国桢的好朋友，这是我的名片，他回来之后，就说我来过。”

吴国桢晚上回到家里，夫人一边卸妆一边说：“你的好朋友来过，好像是共产党的人。”

吴国桢心头一热，赶紧问：“谁来过？”

妻子将名片给了丈夫，吴国桢拿起来一看，心头当即大喜，果然没有猜错，正是义结金兰的周大哥。

吴国桢起身就走，赶紧坐车连夜去八路军的办事处，他对工作人员说：“我叫吴国桢，我是汉口市的市长，我找周恩来。”

工作人员招待吴国桢坐下，随后去报告周恩来，过了大概五分钟之后，外面就响起周恩来高兴的声音，说着着“峙之、峙之、我们总算见面了！”

兄弟二人自从上次一别，而今已经过去了十八个季节轮回，再也不是当年的鲜衣怒马一少年，成了时代旋涡里的大船，在黑暗和迷雾当中，寻找国家和民族的方向。

就拿青年时期的梦想来说，俩人的的确确走向了救亡之路。可是这时候，问题出现了，因为他们分属不同的党派。

按照以前的惯例，吴国桢会让大哥先说话，然后自己再说话。

然而周恩来并未开口，而是上上下下的仔细打量吴国桢，沉默久久之后，却没有再说半个字。

吴国桢心头一沉，首先打破了这不怎么愉快的气氛，他问周恩来最近过得怎么样？在这边住得是否舒服？

周恩来则是两三字的回应，很好、嗯、可以……之类的客套话。

吴国非常尴尬地聊了几句之后，他认为大哥不想搭理自己，毕竟是不同党派了。

其实，吴国桢严重忽略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并非周恩来不想搭理他，而是那个形势之下，俩人如果谈得是热火朝天，根本不是什么好事，甚至会带来恶果。

单单是蒋介石来说，此人对周恩来深深忌惮，倘若得知自己手下的市长，和共产党的灵魂人物谈笑风生，必然会对吴国桢不利。

不过话也说回来，吴国桢也隐约意识到，这里并不是聊天说地的场合，毕竟国共两党打了将近十年。

所以聊了短短一刻钟之后，吴国桢就起身告别，临走之前邀请大哥周恩来，去自己家里做客。吴国桢重点强调，这会是一次同学聚餐，不会邀请外人，只会邀请当年的同窗。

周恩来答应了赴约，所以俩人商定了时间，准备了一场同学聚会。

到了约定的时间，以吴国桢的身份地位来说，也以国民党的习惯作风来说，这顿饭肯定按照高标准。

但妻子黄卓群认为，共产党一直说国民党都是贪污腐败，倘若这顿饭过于奢侈的话，肯定不符合共产党的作风。

不仅仅会引发周恩来的反感，而且如果被外人知道了，也会对周恩来的名声，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所以黄卓群按照大众消费，在家里定了一桌晚宴，恰巧有南开的同窗前来，所以一同入席。

众人落座之后，倒也没有谈起政治，而是回忆当年的学生时代，大家相互之间敬了几杯酒，聊了聊那些校园里的趣事。

吃完饭之后，周恩来发出邀请，约定第二次聚会的时间。因为八路军办事处并不是聚会的地方，所以他想借用吴国桢的客厅，由他本人出钱安排酒席，要同窗再来相聚。

很快，第二次聚会开始了，由周恩来做东请客。

一桌饭花了36块钱，算上酒水的话，奔着50块钱去了。

可周恩来当时的工资只有五块钱， 吴国桢立刻就意识到，这顿饭远非同学聚会那么简单了。

同桌的问周恩来，哪来这么多钱？周恩来笑着说：“这顿饭钱由组织出，是组织允许我可以用这笔钱请你们的……”

同学段观海，他乃是国民党高官，在酒席宴会上哈哈笑着问，周恩来的衣服是不是组织给的？

周恩来说是的，我们不占有，而是组织给。

段观海指着饭菜说：“这样，我也可以做共产党员了！”

对于这番话，吴国桢则选择沉默，因为他已经猜出了，周恩来为何请大家吃饭。

吃完饭之后送走朋友，屋里只剩下他和吴国桢兄弟二人。

其实吴国桢也知道，周恩来虽然没有跟自己谈起政治，但总有一天会邀请自己加入共产党的阵营，而且这一天肯定不会太远。

周恩来临走之前，聊起了自己的心里话，他问：“峙之，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

吴国桢说：“还算满意吧。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

以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说，周恩来问的这句话，吴国桢回应的这句话，一问一答之间，其实暗含深意。

俩人在随后的时间里也经常相聚，不过依旧很少谈起政治，随着日寇逼近武汉，战争的阴云，笼罩着这座城市。

因为诸多单位要撤离，所以周恩来又和吴国桢相聚的时候，说这是在汉口的最后一次聚会了。

吴国桢心情很不好，认为自己的市长生涯可能要结束，但周恩来笑着说，忘了吗？今天是你生日。

周恩来专门带了两瓶酒，虽然吴国桢忘记了自己的生日，但结拜大哥还依旧记着呢。

在这次聚会的时候，周恩来才算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他直接就说蒋介石已经撤走了，而你吴国桢准备何时离开这里呢？

吴国桢自然说，希望留在这里的时间更多一些，毕竟舍不得这座城市，身为本地的父母官，眼睁睁看着汉口沦陷，心在滴血。

周恩来问：“你将到哪里去?”

吴国桢说：“宜昌”

周恩来问是不是坐车走？吴国桢点了点头，说对的坐车走。

周恩来问：“我们可以一起走吗?”

一句话，让吴国桢陷入了沉默，能在乱世当中做到市长的职位，他自然知道自己的结拜大哥，真正想说的，是让他加入共产党。

吴国桢思索几秒钟之后，客套说：“也许时间会很紧迫，我没法同你联系，还是各自安排最安全。”

周恩来点了点头，也知道当今时局之下，让吴国桢改变党派，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也没有强求。

当天晚上23点的时候，敌人的炮弹已经落入了城市外围，周恩来在撤离之前，通过电话联络吴国桢。

周恩来问现在走不走？吴国桢说自己要等一会儿再走。周恩来重申了一起走，但吴国桢不再暗示，而是直接说：坚持原先的想法。

就此，周恩来意识到，已经没有希望争取吴国桢了，自己这义结金兰的兄弟，是不可能加入共产党的。

而吴国桢为何没有考虑加入共产党呢？这要从国民党内部的留美派系说起，以宋美龄为首的亲美派，在党内拉起了山头。

吴国桢便是这个派系当中的得力干将，他的国家观念是资本主义，所以从出发点来说，和周恩来就是大不相同的。

吴国桢本人，在仕途当中也成就很大，为国家为百姓做出了诸多贡献，是国民党少有的正人君子。所以美国人评价吴国桢，是国民党当中最好的官员，没有之一。

义结金兰的兄弟二人分开之后，周恩来也就再也没有争取过吴国桢，他知道自己的把兄弟，已经铁了心的要追随国民党。

随着南方的大片国土沦陷，尤其是南京沦陷之后，重庆就成了陪都。

吴国桢在1939年，担任重庆市的市长。周恩来身为中共的代表，他在国共合作期间，长时间在重庆工作。

按照官职来讲：周恩来相当于国级干部，而吴国桢则是市级干部，俩人的私交关系依旧很好。

所以每当周恩来有闲暇时间，就会打个电话问候好兄弟吴国桢。

关键是，感情虽然没有改变，但政治局势却暗流涌动，矛盾爆发是迟早的事情。

一，随着前线进入对峙状态，日寇腾出大量兵力，去对付中共的抗日武装。

二，在前线战事暂时稳定之后，蒋介石也腾出手，再次拉起了“反共”的浪潮。

可想而知，周恩来和吴国桢兄弟二人，必然会迎头相撞，为了各自的国家和社会观念，展开一场较量。

历史背景如下：

1940年10月19日，黄河以南有大量的新四军部队，蒋介石要求这些中共的武装力量，立刻转移到黄河以北，限期一个月。

由此矛盾产生，朱德顾全抗日大局，答应转移到长江的北岸。所以在1941年1月4日的时候，叶挺和项英率领九千多人，开始向北转移。

当新四军走到皖南泾县的茂林，被八万多国民党部队包围，双方激战七天七夜，新四军只剩下两千多人突围，余下的大部分人，没有牺牲在抗日前线，却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

史称：皖南事变。

因为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住在沙坪坝，所以周恩来前去探望，他去的时候带着一份新华日报，上面刊登了皖南事变的新闻。

在老校长的家里，周恩来刚巧遇上了吴国桢，原先的同窗同学、金兰兄弟、而今因为皖南事变，必然出现争执。

周恩来正在气头上，所以将报纸展开之后说：“你们看，新四军没有死于抗日战场，而饮恨于‘皖南事变’的伏击中，这千古奇冤！”

周恩来说着说着，目光扫过了吴国桢，他说：“那些没有良心的国民党人，是何等的歹毒啊！”

吴国桢当即就站了起来，他说：“新四军事件，完全是整饬军纪的问题！”

俩人随即争吵了起来，周恩来认为吴国桢强词夺理，新四军向来是军纪严明，从不骚扰百姓，何来整饬一说？即使存在所谓的“军纪”问题，这也应该走政治途径，如今抗日战场大敌当前，为何同室操戈？

在这次的争吵当中，吴国桢自知理亏，根本就说不过周恩来。

当中国军队经过十四年抗战，打走了日寇侵略者之后，吴国桢担任国民政府的宣传部长。

周恩来去往南京，再次见到了吴国桢，不过这次却是处理公事。

因为国共双方的军队，围绕着东北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夺，所以周恩来和吴国桢的这次公对公见面，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俨然已经敌对，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文章写到最后，简单说说“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事件”，虽然是两个人，但经过都差不多。

在1949年，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所以更需要美国的支持，蒋介石启用了大量有留美背景的官员，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吴国桢和孙立人，俩人一文一武。

但美国认为蒋介石独断专行，要为丢失大陆负有主要责任，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所以又需要蒋介石牵制大陆。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台湾爆发了激烈的内斗，蒋介石怀疑孙立人和吴国桢想要夺权，所以开始清洗亲美派系。

吴国桢刚好在美国，听闻风声之后，他自然不敢回台湾；孙立人在台湾，惨遭蒋家软禁半生，恢复自由的时候已经白发苍苍。

而吴国桢开始在国外痛批蒋家父子的丑恶面孔，在报纸上大肆揭露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史称：吴国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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