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改革开放40周年的浙江故事（弄潮改革开放40年的浙江故事第一集）

《弄潮——改革开放40年的浙江故事》

第一集 弄潮儿向涛头立

【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原校址】

这是一次四十年后的相聚。四十年前，他们风华正茂，作为新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走进了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的大门。

抚今追昔，时间虽然带走青春、改变风景，却也叫人把来时路看得更清。

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78-2班校友

杨建明：没有改革开放，我们这一批人大多数都在农村里玩泥巴。

胡侠：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严信甫：这个是历史的转折点，我们个人也是人生的转折点。

所有的重逢都源于相遇。

1978这个伟大的年份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从此拉开大幕。

【口述】

义乌小商品市场第一批个体户 何海美：

义乌当时非常穷，我记得我小时候，过了年，很多义乌市附近都没有饭吃，义乌人呢，就是鸡毛换糖。好的鸡毛拿来做鸡毛掸子，差的鸡毛就做肥料。我们用针、线 、纽扣，还有我们义乌的红糖，鸡毛换糖。

这是1978年，义乌廿三里老街上小百货地摊的一张老照片。男的挑担，女的提篮，义乌人靠做点小生意改善生活。

1978年初夏，越剧电影《红楼梦》在义乌连放三天，何海美提着篮子卖剧照，一下子赚到了150块钱。那时何海美丈夫一个月的工资才33块。

尝到甜头的何海美怀揣剧照，坐着绿皮火车，开始闯荡龙游、萧山、东阳等地。

1981年，何海美已经攒下5万元存款，可她却不敢把钱存在义乌的银行， 因为她害怕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

何海美：

分几个地方存，杭州存一点，东阳存一点，萧山、义乌，这样（分散），怕别人知道了，怕“打办”会没收去。

冯爱倩比何海美大14岁，胆子也更大。1982年的一天，她的货第三次被扣。有五个孩子的冯爱倩这回被逼急了，她在大街上拦下了刚从理发店出来的县委书记谢高华。

义乌小商品市场第一批个体户 冯爱倩：

来了我找他（谢高华）嘛，我说我要做生意，我要摆摊， 我说，你肯，我也要摆，不肯，我也要摆，我走啦。他说，回来，回来。这我讲了，我说，谢书记，我说我来找你，我要做生意，我要摆摊。

当时，谢高华刚从老家衢县调任义乌不久。在担任衢县县委书记时，谢高华就因为鼓励橘农贩卖自留橘，被批搞市场自由化。

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

她（冯爱倩）说我要摆摊，到城里摆摊，可不可以摆，我说，可以的，你去摆好了，她说摆（摊）要赶我的，要罚我的。我当时答应她的，我告诉有关部门，不要赶你，你摆摊，不要赶你。

那个时候，义乌人在街上摆摊，经常被工商人员围追堵截。从外地进货，也要“打游击”。理由是，搞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的萌芽悄然出现，脆弱而倔强。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就曾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但许多干部思想上还有顾虑，选择了逃避和退缩。谢高华几次调研后，认真对照中央精神，拍板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开放小商品市场。

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

我说，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我们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怕挑担子，把自己保牢乌纱帽，你保牢做啥呢？要敢挑担子，只要老百姓好了，我们干部也好了，大家关系都好了。

1982年9月5日，义乌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开张，一个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义乌经验”从此横空出世。

义乌小商品市场第一批个体户 冯爱倩：

去年来了，他（谢高华）到我这里来。他问我几岁了，我说我八十岁了，他说给你写个字，我说好呀。他就写：祝贺冯爱倩妹，八十华诞，哥，谢高华。

【温州苍南宜山】

在义乌破冰的时候，温州前店后厂的机器声已经隆隆作响。

宜山的土纺土织历史悠久，清朝时几乎家家都置办手摇纺车和老式织布机。

1982年的一天，宜山新河村老太孙阿茶让儿子陈光友上街买一批废棉布回来，结果却买了一堆几分钱一斤的腈纶布边角料。

陈光友 孙阿茶儿子：

我刚刚学纺织，不知道买什么

退货，退不了。退缩，不是宜山人的性格。

摇了一辈子纺机的孙阿茶，尝试着用手工操作对腈纶边角料进行“开花”。接着，又制作了一架改进型的简易“开花机”。

陈光友 孙阿茶儿子：

捡垃圾一样抱进来，这样纺纺起来就是腈纶。

当孙阿茶惴惴不安地捧着第一匹再生腈纶布来到集市上的时候，宜山轰动了：这是什么布呀？这么光滑、柔软，比土纺棉布强多了。

边角料变废为宝，山坳坳里长出一片商品经济的海洋：1983年，6.7万宜山人，摇着3.7万台纺织机，摇出了4个专业乡、58个专业村、7个专业市场。每年产出1.5亿件再生腈纶衫、2亿件腈纶拼料童衣裤、50万公斤再生腈纶棉，销往大江南北。

黄振芽 原苍南县腈纶纺织品市场负责人：

这里厂里，每一天有一百来只船，停在这里，满满的，从早上三点来钟，到下午三点来钟。

宜山奇迹冲出山坳，奏响了浙江块状经济的序曲。到1985年，温州有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10万购销大军背着乐清的电器、永嘉的阀门、龙湾的紧固件、瓯海的皮革…奔波在全国各地。“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说千言万语”的“四千精神”从他们身上诞生。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文点赞温州，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

至此，以家庭工业起步和支撑的温州模式在全国一炮而红，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八十年代是一个盛产奇迹的年代，今天纵横商海的很多温商就是在那时候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刚过而立之年的郑秀康抵押了自己的手表，还卖了老婆的一条毛料裤子，注册了鸿盛皮鞋厂。

未来的打火机大王黄发静在一个庙宇里办起了一家电器小作坊。不久前，他还是一个国营厂的正式工人。

插队黑龙江的知青叶文贵回到老家金乡，靠卖校徽和塑料饭菜票，成为改革开放后温州第一批富起来的人。

在中国改革开放史册上，温州人写下了太多个第一……

然而，鲜花盛开的道路上，总是伴随着荆棘。

1982年，温州爆发著名的“八大王事件”。当时，乐清柳市八个生意做大了的个体户，被列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锒铛入狱。一时间，无街不市、无户不商的温州城风声鹤唳。

“八大王事件”带来经济急速滑坡和衰退，也在全省引起很大争议。

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需要靠改革来解决。

1983年，中央出台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提出要放活农村工商业和个体经营。借此东风，“八大王”宣告无罪，一年后彻底平反。

实事求是，求真务实。

身处历史的某一个节点，你或许左右为难。但40年后蓦然回首，你会发现，历史从来浩荡向前。

【口述】

原温岭县社队企业管理局生产股股长 陈心鹤：

35年前，两个人带着一份报告，到我家里来，来要求批一个企业。报告一看，它就是企业性质属牧屿牧南大队集体所有制。我当时感到，不实事求是，不要戴红帽子，假的帽子戴上去，生产又搞不上去，搞得很混乱。我看到这个问题，建议要把它改掉，那时没想到，成了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

这是1984年4月《浙江画报》的封面照。照片的主人公是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记者拍下了他抬手看表的瞬间，后来步鑫生对身边的人说：这是他最满意的一张照片。

此时步鑫生正是全国改革的风云人物。

1984年3月9号到4月15号，短短37天，新华社连续刊发27篇有关他大胆改革的报道。

这一年被称为步鑫生年。

在成为改革明星之前，步鑫生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在企业内部推行按劳分配、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请假扣发工资等制度，打破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引起许多人反感，但步鑫生不以为然。

有一次，生产线上的一名工人因为别的任务去县里参加合唱团排练，三天没来上班。步鑫生发现后，火冒三丈，马上把人叫了回来。

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1934-2015）：

社会主义不是唱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步鑫生并不反对唱歌，相反，他还找人写了一首厂歌，自己还直接参与了歌词的创作，他要唱的是现代企业之歌。

为了打开市场，他组建了一支模特队，到全国巡演。他还做广告，当时上海南京路、淮海路只有三个广告牌，海盐衬衫总厂的双燕牌衬衣就是其中之一。

改革仅仅三年，海盐衬衫总厂的职工人数就增加了十倍，员工收入增加了两倍。直到今天，衬衫厂的老职工们还经常聚在一起，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

【浙江嘉兴 海盐步鑫生纪念馆，风华会现场】

原海盐衬衫总厂工会副主席 赵荣华：

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打破大锅饭。

原海盐衬衫总厂工会主席 冯织娟：

等于我们看着企业在壮大，在发展，大家好像都是信心蛮足的。

步鑫生用一把剪刀剪开了城市集体企业改革的帷幕，慕名而来的人潮水般涌来取经，鲁冠球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已是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在认识步鑫生前一年，鲁冠球刚刚干了一件大事。他拿自家地里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乡镇企业萧山万向节厂。

但他没想到的是，有人说，鲁冠球这么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鲁冠球找到了步鑫生，两个改革者相遇了。

原万向集团董事长 鲁冠球（1945-2017）：

那个时候的观念，大家基本上是采取平均主义，大家工作也做得差不多，收入呢，也拿得差不多，你多拿了，就不合理那个时候的观念。

风口浪尖之时，浙江及时肯定了鲁冠球的改革。1983年，万向节厂成为杭州市乡镇企业改革唯一试点。鲁冠球用连年攀升的业绩，对之前的非议做了有力回击。

1992年，鲁冠球买下乡政府手里的另一半股份，成立了全资控股的万向集团有限公司。1994年，万向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

鲁冠球的每一步都踩在了时代节拍上。

原万向集团董事长 鲁冠球（1945-2017）：

我们七十年代有七十年代的战略，八十年代有八十年代的战略，我们进入九十年代，我们就制定大集团战略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对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新观点，讲出了新思路，开创了新视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在浙江，企业改制成为关键的发力点。

1993年，台州一场轰轰烈烈的“摘帽行动”，为4000多家戴“红帽”的个私、村办、农民股份合作制企业解决了产权问题。

到1996年，浙江80%的中小集体企业都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这是中国企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产权变革。而全国性的集体企业产权改革，两年后才开始全面推行。

这段青春洋溢的广告是很多人的集体记忆，它的创意者是杭州中药二厂厂长冯根生。

和步鑫生同龄的他，扛起的是国企改革的大旗。

1996年12月6日，冯根生创办的青春宝兼并了濒临倒闭的老东家胡庆余堂。

原青春宝集团董事长 冯根生（1934-2017）：

热烈欢迎我们杭州胡庆余堂以及全体员工加入我们中国青春宝集团，它和正大青春宝是姐妹工厂，“姐姐”四年前和正大合资了，现在是个合资企业，胡庆余堂“妹妹”呢，现在是国营企业，我相信几年以后，这个国营企业的“妹妹”肯定会追上正大青春宝，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然而仅一年后，一个难题就摆在了冯根生面前。当时厂里决定推行股份制改革，让员工持股。而冯根生作为公司总裁，要买下2%的股份，折成股金就是300万元。从来没有国企经营者持股的先例，这场大争论持续了8个月，最终以杭州市同意青春宝股权分配方案而尘埃落定。

原青春宝集团董事长 冯根生（1934-2017）：

因为这个企业有他自己的股份，那么他的凝聚力肯定提高，凝聚力一旦提高以后，我认为对这个企业持续的高效益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1985年前后，浙江曾评选过万人称赞的厂长，步鑫生、冯根生、鲁冠球均在名单之列。十年后，当问起三人的区别时，冯根生这么说。

原青春宝集团董事长 冯根生（1934-2017）：

步鑫生是集体所有制，我是国营机制，鲁冠球是乡镇企业，三个不同的机制产生了不同的代表。我认为十年以后的今天，三个人都在发展，说明我们第一批出来的企业当中的改革人员现在没有思想上退化，而且我们没有在改革中退步，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思路，去创造我们企业的未来。

从砸“三铁”，到改股份，再到改革经营管理体制，浙江企业改革每一次都走在全国前列，每一次改革背后都站着一位传奇浙商。

许多年后，一位老人这样描述当年的抉择时刻。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 宗庆后：

你能理解一位42岁的中年人,面临着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创业机会的心情吗?

1987年，42岁的宗庆后借了14万元，承包连年亏损的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蹬着三轮卖冰棍。

两年后，宗庆后创建了娃哈哈。

再两年后，仅有140名员工的娃哈哈兼并了拥有2200多名员工的杭州罐头食品厂。3个月后，宗庆后就把这个负债4000多万元的国营老厂扭亏为盈。

时势造英雄，英雄不问出处。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中，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机遇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宗庆后人到中年，勇攀事业高峰；

大字不识的湖州农民潘阿祥手绘通讯录，纵横商海；

土裁缝李如成给自己的西装厂起了一个洋气的名字：雅戈尔（Younger）；

修鞋匠南存辉把一个小镇里的开关厂，办成了中外合资企业；

青年教师马云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创办了一家小小翻译社。

时代成就了创业者，创业者也书写了时代。

浙江，这个资源匮乏的小省，在创业者的双手中变成了商机遍地的市场大省。

在省内，每一种产业、每一个市场背后，都在刻画浙江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在省外，一群群浙江人走遍全国，开枝散叶。

浙江模式、浙江经验、浙江现象，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

【口述】

原西湖藤器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郑胜宁：

西湖藤器是浙江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于1980年7月8日。合资后，公司实现了两头向外：一是原料进口；二是产品出口。西湖藤器第一年出口额就达到了三百万港币。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说：宁波有两个优势，一是宁波港，二是宁波帮。

宁波商人遍布世界各地，改革开放之初，他们纷纷捐资捐物，反哺家乡建设家乡。

宁波帮，帮宁波。

邵逸夫、包玉刚、王宽诚、陈廷骅、李达三……宁波帮为宁波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宁波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迎来黄金时代。

71岁的崔友林，当了一辈子码头工人。

1979年9月26日下午，一艘满载化肥的日本货船缓缓停靠码头。

这是宁波港开放后入港的第一艘外轮，崔友林和工友们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

宁波舟山港退休职工 崔友林：

那时候心情很紧张的,船靠好以后，我们就通过边防登轮证,再通过边防人员,一个一个排队下去的。

宁波港的启用，既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浙江自己的需要。宁波港港阔水深，风平浪静，是不可多得的天然良港。但在1978年前，它却只起到了一个内河港的作用，来往船只只能停靠在狭窄的三江口码头。

1978年2月和9月，浙江省先后两次打报告给国务院，要求开放宁波港。当年12月4日，获国务院批复同意。

浙江对外开放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风从东方来，伴随海风而来的，除了国外的货物，还有资本和技术。

这是杭州凯旋路。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曾引领过一阵风潮。

浙江太古可口可乐（原杭州中萃公司）员工 顾燕萍：

我们原来的门是在这里的，后面这个就是厂房，前面这个是办公楼。那个时候我们生意非常好，盛况空前，很多大卡车一直从里面排队，一直排到马路上 ，那个时候马路比较小， 就是会造成堵车现象。

诞生于1989年10月8日的杭州中萃，是世界500强在杭州合作投资的第一家企业。当时只有25岁的顾燕萍第一次走进公司，大开眼界。

浙江太古可口可乐（原杭州中萃公司）员工 顾燕萍：

我们一开始就是全部都是用电脑、复印机、传真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国营单位，都是没有看到过这些东西的，我们当时引进的设备就是德国生产的，自动化程度是非常高的。

中萃的诞生，结束了浙江人需要外汇券才能喝到可口可乐的历史。

继可口可乐之后，东芝、埃克森、西门子、菲亚特、达能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进入杭州，10年间，合同外资额超过千万美元的就有19家。

打开大门，风景就在门外。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 王一鸣：

这是我们开发区最早开发的区域，当初为什么选在这里呢？一个是朝东面就是大海，北仑港也不远，当时这里就是一片盐碱地，现在你看，经过开发以后，这里已经是工厂林立。

1984年5月，包括宁波和温州在内的全国第一批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10月，宁波经济开发区经批准成立，这是浙江第一个开发区。

王一鸣见证了开发区建设全过程。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 王一鸣：

(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这里设备安装的时候，就是一个螺丝钉坏了，我们都要跑到宁波去买。

开发区成立第二年，第一批企业入驻。王一鸣担任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方总经理。

中方总经理该怎么当？毫无经验的王一鸣遇到了挑战。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 王一鸣：

因为我们原来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一般来说干部都上级任命。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太习惯，建立董事会，在董事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作为对外开放的排头兵、试验田，开发区在90年代迅猛发展。到1994年，浙江已有8个国家级开发区、50个省级开发区，分布全省各地。

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大，对外贸易也迎来了春天。

1988年，全省44家拥有自营出口权的公司，没有一家生产企业，也没有一家民营企业。

1996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实现“县县有外贸”，此时，政府开始鼓励民营企业“千军万马漂洋过海、千方百计扩大出口”。

1999年，绍兴做床垫的喜临门成为浙江第一家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民营企业。

1999年6月8日，第一届浙洽会在宁波举行，大批外商纷至沓来。

当年，浙江进出口总额达183亿美元，其中出口128亿美元，居全国第四。

那些年，高校涉外专业火爆，但凡和国际两字沾边的，录取分数都特别高。

社会变迁往往藏于当下，却在未来成为追忆。

牛仔裤、卡拉OK、超短裙、大哥大、BP机、红色夏利出租车，在街头构成一道道风景。

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录音机，新四大件走进千家万户。

港台歌曲、西北风、摇滚乐、校园民谣，你方唱罢我登场……

长达近40 年的“票证经济”落幕, 短缺经济成为过去式。

一个物质越来越丰富、市场越来越繁荣、中国人越来越精神的时代，忽如一夜春风来。

浙江，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以前所未有的信心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在温州，“机电大王”郑元忠成立庄吉集团，建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西服生产线。

“鞋王”郑秀康正谋划在巴黎开设首家专卖店，挺进国际市场。

奥康老总王振滔跑到杭州放了第二把火，烧了假冒的奥康鞋，一雪12年前武林广场那把“耻辱之火”。

在义乌，34岁的“吸管大王”楼仲平刚刚完成浙大分校三年的进修。面对从天而降的互联网，他在思考如何借力网络把世界“吸”进来。

在台州，摩托车生意红火的李书福正在为自己的汽车梦四处奔波。

在杭州，万向集团正酝酿收购美国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为中国民营企业收购海外公司做第一次尝试。

而此时，在杭州湖畔花园风荷苑16幢1单元202，马云对他的“十八罗汉”说，我们要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然后说，现在你们每人留一点吃饭的钱，把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

在大时代面前，每个人都是一个个清晰的标点。

岁月无声。波澜壮阔的40年里，唯有弄潮儿才能向涛头立！

千禧年的钟声已经敲响，21世纪的第一缕曙光洒向江河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