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士人阶层(士志于道到士不免俗)

文:争锋文史

汉代士人阶层(士志于道到士不免俗)(1)

知识分子是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无论是上古时期,还是信息化的当今社会,知识分子与由其发展起来的士阶层都具有着强大力量,都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在每个不同的社会背景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春秋时期,士阶层不断的兴起和发展,成为了当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成熟的知识阶层,这一阶层直接影响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发展,也一直深远的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士阶层是一个没有特定的组织,没有特定的标准,并且又具有强大的流动性的特殊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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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讲求“士志于道”,是士大夫阶层的辉煌期,他们积极登上历史舞台,以明道救世为己任。君主深刻感知士阶层的地位,对其表示尊重。在必要时,君主甚至会向士阶层妥协

士阶层作为知识分子,是人类理性地代表,自觉地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上,为社会公共利益做贡献,追求真理和公平,维护社会正义,具有独立自主的思维和批判意识,不畏强权,不流世俗,勇敢的向不合理、不公平、落后的东西发出挑战,做出改变。

中国士阶层在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努力的为它灌充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即: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汉代士人阶层(士志于道到士不免俗)(3)

要求每一位知识分子——士都能够不计较自己个人与群体的所得所失,重视对社会整体的发展做贡献。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类似于对宗教的信仰,这无疑是给士赋予了一种超越的精神思想,使得士阶层承担起明道救世的责任。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也确实以此为大任,付诸了诸多努力,做出实际行动而明道救世,最为典型的就是孔子,孔子的一生都在奔波,四处流离,为的就是一份这样的信仰,承担着责任游于陈蔡之间。

其他的先秦诸子也纷纷表明自己所认为的“道”,用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方法试图改变当时社会的状况。可见虽然各位士对于道的领悟千差万别,但是他们都在他用自己的方法来弘扬道,以此为己任。儒家学者认为要先修正自我,提高自己的修养,加强道德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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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为当时社会背景下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弊病,提出了自己的救世方案,暂且不说或许其中有优秀的,也有不好的、存在弊端的方案,但是他们这种有责任心有担当的精神令人十分敬佩。

士阶层是一个新生的但是却很强大的阶层,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观点仅仅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是积极地付诸了实际行动,他们希望能够参与政治,在当时的春秋时期的社会背景下就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各诸侯之间进行混战,争做霸主,这时候就显出来了人才的重要性,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各国需要拥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来帮助自己求得霸业,于是士阶层拥有专业知识的士成为各诸侯王国竞相争夺的对象。齐桓公、晋文公、齐宣王等等都是诸侯当中礼贤下士的代表。

士阶层是十分自觉地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的,再加上在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相互争霸的情形下,各诸侯国的君主都希望自己能够争取到有声望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从而提高自己的号召力,于是士阶层这一阶层渐渐地得到了君主的尊重和重用,甚至是有妥协。

汉代士人阶层(士志于道到士不免俗)(5)

魏文侯如是说到:

“段木干不趋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轼乎?段木干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木干富于义,寡人富于才。势不若德尊,才不若于义高”。

可见魏文侯也是慢慢接受了道尊于势的思想观念。当君主以师友之礼对待这些知识分子的领袖时,这些知识分子就能够理所当然的用自己的知识和思想理论来批评政事,春秋时期是最能体现士阶层的性格的时期,也是士阶层最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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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士阶层沦为专制统治的工具,自身存在的文化价值贬值。在俸禄利益的诱惑下,“士不免俗”的现象逐渐普遍,胸怀与壮志败给了世俗,不再以报国立世为己任

两汉时期,士阶层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于是他们在政治上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开始积极地迎合皇权,成为了皇权专制统治的一个工具,成为依附性人格。

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重的,第一点是士阶层在血缘上是与政治有联系的,士阶层本身就依赖着政治,因此当士阶层不在追求人格开始,逐渐依附黄权之后,安邦治国之术与道德伦理教化相结合统一,皇权专制体制与儒士相结合,于是乎先儒的理想就只能在自我意识的觉悟中,不断地充当社会中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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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是自春秋时期至西汉前期,士人的身份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一直都只是游士。秦朝实行法家理念,于是对士阶层采取镇压政策,使得士阶层与政策分离开来,也最终成为秦朝灭亡的一个因素。

西汉王朝吸取秦朝的教训,采取措施,希望能够解决士人与专制政治关系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独尊儒术相适应,在政治体制上使士人工具化,成为依附皇权专制统治的工具。

汉代时期,士阶层经历了从儒士到儒士再到士大夫的变化过程,最终使得士大夫成为专制政治体制的基础。

通过改变选举制度,实行察举制实现这一改变,实行察举制,以儒学为精神标准,以俸禄利益为诱惑,从而实现士人不管是精神还是组织上都走进专制政治体制的目的,最终实现了“士不免俗”。

第三点是利禄对士人的诱惑,司马迁曾指出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九,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具欲者也。”

可见士人之所以在朝廷上出谋划策,论辩争议,这些名望的人,究竟都是为了增厚自己的财富。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时间长了,便会更加富有。

自汉武帝时期一直到西汉末期,由于朝廷对士人的利禄政策,致使士人为了追求功名利率而读书考举,入朝为官,助长了士人追求利禄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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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士人已经很少能够像先秦诸子时期那样为社会整体的发展做贡献,心怀天下了,他们更多的是想自己如何钻营从而爬到更高的位置上,谋取更多的利益,他们大多都已经变成了专制皇权的从属物,将升官发财作为自己从政的目的。

这样一来,士人们之前伟大的理想就掉落到了社会现实中的俗世,所以这一时期是士阶层甚至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节点,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士阶层他们将自己懂的知识的运用从追求真理变成了谋求仕途,此时的他们不再关心真理,而是政治,认为学而优则仕,士而优则学,这一认知就使得中国学术成为政治的依附地位,不再是独立地位,也使得这些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只有政治才是真实的,学术是排下一位的观念,这充分影响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另外因为道没有具体的形式能够表现出来,士阶层只能通过自己的自重、自爱才能表现出他们代表的道,其他的也没有什么方式能够表达自己所理解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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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既有为民为国的能人志士,但是也有一大部分人没有道德底线,为了个人利益或者谋取不正当之财,损害国家、残害百姓的士人败类,他们既可以带着所谓的责任感和治理天下的理想从政救世,又可以为谋取资用而求仕做官,依附于专制皇权政治。

最后导致士人经济的非独立性,也使得他们自己本身所拥有的文化价值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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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战国至汉代,士阶层经历“士志于道”到“士不免俗”的转变。在“士不免俗”之下,进入仕途后形成两极分化,成为了专制皇权的从属物,对后世影响深远

士阶层在进入汉代时期以后,成为了专制皇权的从属物,其影响也是巨大的,从好的方面来看,更多的有识之士入朝为官,当中不乏心中怀有治平天下的能人志士,他们希望以自己的能力、知识来为国效力,在中央朝廷之上对于不对的事情能够劝谏君主,提出建议,在地方上为官能够保护一方百姓,为百姓谋求发展,断案子,处理是非。

但是,既然有能人志士那么也会有士中败类,他们不再追求真理,会为了自己的高位不择手段,会为了谋取利益残害百姓,从这我们还可以看出此时的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不在独立思考,会去迎合皇权,不在是无私,会为了一己私利做出不合乎道德甚至不合乎国家法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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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士不免俗”不仅仅是使得士阶层成为专制皇权的从属物,也使得中国的封建性不断加深,在此后很长的时间里中国都处于封建专制王朝时期。

士阶层本身不是阶级、等级的另外一种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是走入了比自己本身所应处于的位置更高的位置,从春秋时期至两汉,因为种种因素,最终从“士志于道”发展为了“士不免俗”,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历史文献:

《淮南子》

《史记》

《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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