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变法的原因（宋明两朝三次变法失败使帝制失去了涤旧创新的可能）

（1）范仲淹庆历新政：1043 年，时任副宰相的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弊端极为痛心，在宋仁宗赵祯（1010－1063 年）的支持下，呈《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罢黜、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项新政。

范仲淹十项新政列述如下：

①明黜陟：主张严明官吏升降制度，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破格擢升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

②抑侥幸：为政治清明和减少岁支，应限制高级官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杜绝结党营私。

③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主张改革科举考试内容，进士科由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明经科由重经书词句改为重经书义理，使进士之法，依其名而求其实。

④择长官：主张朝廷应派干将往各州核查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

⑤均公田：主张朝廷应均衡官员的公田（职田）收入，使其廉节为政。

⑥厚农桑：主张重农桑、识利害，兴农利，兴水利。

⑦修武备：主张整治军备，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且寓兵于农，三季务农，一季练战。

⑧推恩信：要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拖延或违反赦文施行，依法从重处置，派使臣巡视，以绝阻隔皇恩现象。

⑨重命令：主张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务使法度取信于民，不朝令夕改。

⑩减徭役：裁减县镇，使院同州院合署，兵司差厅杂役，所减公役归乡。

《条陈十事》得到了宋仁宗的赞同，以诏令的方式颁发全国，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在范仲淹的主持下开始付诸实施，并得到了韩琦、富弼、石介、杜衍、欧阳修等开明大臣的支持，一时使社会局面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恩荫特权受到限制，乡学兴起，有才干的官员被破格提拔，派按察使分赴各地裁撤不称职官员等。

时任国子监直讲、性格耿直、敢言直谏的石介欣喜若狂，写了个《庆历圣德诗》，褒新贬旧，斥反对新政的枢密使夏竦为“奸魅”。

新政的实施立刻遭到守旧士大夫官僚的抨击，那些不满新政的官员暗中作梗，对范仲淹派出的按察使非议，又秘密调查范仲淹部将；欧阳修因支持新政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

所有迹象表明，新政前途未卜。

次年夏天，被石介斥为奸魅的夏竦，开始策划报复的阴谋，他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内容中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

一宗谋逆大案惊然而起。

石介矢口否认，宋仁宗尽管未必全信，却动摇了对新政支持的立场，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离京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范、富离京之后，曾附和新政的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与保守势力联合，诬陷范仲淹搞“朋党”活动，将新政要员相继罢职。

于是宋仁宗退缩，下诏废弃新政，贬范仲淹为那州(今陕西彬县)知州，富弼为青州知州，欧阳修上书分辩亦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石介外放到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任通判，未到任所便病死家中，年仅 41 岁。

庆历新政厉行一年有余后失败。

这便是宋仁宗时期的官场，尽管有包丞、欧阳修、范仲淹一类的干将，也抵不住因循守旧、深谙官场学问的士大夫势力对新政的围堵。

（2）王安石变法：在范仲淹新政失败 20 多年后，1069 年，王安石被宋朝第六任皇帝赵顼任命为宰相，再次开始了全面的变法。

王安石首先改革的是国家的经济制度。禁止士大夫们私人挪用公款；

颁布均输法，允许用货币代替实物纳税，杜绝官吏向农民搜刮实物赋税；

颁布青苗法，允许农民以青苗作抵押向政府低息贷款以度难关；

颁布方田均税法，清查漏税耕地，整理田赋；

颁布市易法，平抑物价；

颁布免役法（募役法），允许交纳役金代替服役。

由于这些改革措施触动了士大夫集团的现实利益，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的激烈反对，在王安石推行八年之后也失败了。

然而，司马光一派的旧党们真的是为了捍卫祖宗之法而反对改革吗？非也！实质是，王安石的变法伤害到了这些士大夫们的利益。

柏杨对此进行了详尽分析：

像预算制度，使国家开支减少百分之四十，则这百分之四十所豢养的官员，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贪污，自然愤怒。像“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高利贷，才能合法地兼并贫农土地，现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贷款，阻塞了他们的兼并之路，自然愤怒。像“免役法”，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劳役，筑城筑路以及地方供应任何劳役征调民夫时，全部由平民承当。现在把这种他们一向轻视的劳动加到他们身上，使其与平民相等，自然更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明目张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呐喊，但他们却可以为维护“祖宗法度”而呐喊。①

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利，王安石所推行的所有政策都被终止，包括整顿厢军及禁军②的“裁兵法”，提高军队素质的“置将法”，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的“保马法”，致力武器改良的“军器监法”，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以及以三舍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的“太学三舍法”和“贡举法”等。

特别是太学三舍法和贡举法，大胆地废明经、存进士，且对进士殿试进行改革，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另设“明法科”，鼓励学生在学习五经之外（王安石将五经减为诗经、书经、周礼），还要学习今天所讲的法学、史学、医学、地理学和经济学。

这些比范仲淹大胆而深刻的变法如能实行，定可一扫宋朝被北辽、西夏逼迫之颓势，也一定不会出现后来的靖康之耻，中国思想与文化可能也会借机重新焕发青春。

但终归我们不能改变历史，只能望史兴叹，望着岳阳楼感叹，念叨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王介甫、范希文鸣曲了。

（3）张居正改革：张居正（1525－1582 年），进士出身，心有工计，虽为官场中人，但有奉尘刹、济沧海之雄心。5岁入学，7岁通六经大义，12岁中秀才，13岁参加乡试，写出奇佳文章，湖广巡抚顾辚有意磨练其志，延迟未举，至16岁中举，23岁取进士。

张居正曾做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朱载垕继位后，出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与高拱并为宰辅，但张居正仍不满足，朱翊钧继位后，又与宦官司礼太监冯保合谋逐高拱，先后送给冯保名琴7张、夜明珠9颗、珍珠帘5副、金3万两、银20万两，最终得以代为首辅。大权在握后，遂于公元 1573 年推行革除时弊、整饬军事、整治税赋的改革。

张居正浸淫官场二十余年，对“吏治不清”有深刻认识，所提出的“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为中心的革除时弊对策，就是要解决官场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文过饰非的顽疾。

他的方法是“课吏职、信赏罚”，通过实施“考成法”，“斥诸不职”，裁减、淘汰并惩治了一批机构和庸官。

整治吏治的改革取得明显效果，一时政令“虽万里外，朝发而夕奉行”。

针对北方外患压力巨大的形势，张居正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门(河北迁西县境)，任用大将李成梁镇辽东(辽宁辽阳)，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 3000 多座，加强对女真族和蒙古人的防备。还在边疆实行与敌方的互市政策，使马匹大增，保持边疆的稳定。

张居正时期，国匮民穷，原因是“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因此张居正实施了核查户籍、测量耕田、整治税赋、兴修水利的政策。

按《清丈条例》清查土地的结果是，1580 年全国查实征粮土地7013976 顷，比1571年增加2336026 顷。

赋税实行“一条鞭法”，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并合理赋、役征派，结果是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公元1578年，钱粮岁入435万余两，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使国库渐趋充裕。

尽管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明显效果，但裁撤官员、使逃惯税的乡绅纳税等措施，必然引起士大夫和地方豪强的反对，使张居正时刻面临被纠劾的危险。

最后，还是终于被反对他的人找到了机会。

张居正父亲在公元1577年去世，按明朝典制，他必须辞官回家守丧丁忧三年。

但张居正正忙于贯彻改革，难以回家丁忧，虽然皇帝“夺情”下令征召使其可以继续供职，但卫道之士便以此攻击张居正，说他违背典制，不守父母三年之丧，实为不孝，一个不孝之人又如何统领百官？

更有希望张居正丁忧三年而使自己获得晋升机会的人，也对张居正横加指责。

这场围绕张居正丁忧的争论，使张居正陷入道德瑕疵的泥淖，尽管尚没有阻止张居正推行改革，但在张居正死后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便纠集弹劾张生前推荐的潘晟，不久，又把矛头指向张居正，弹劾张居正与冯保同流合污，多图不轨，导致张居正“祸发身后”。

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家人惨遭逃亡、自杀、饿死、流放之难。

张居正所推行的十年改革，最后人亡政息，随之化为乌有。

我们经历过改革之前社会经济凋敝之苦，正享受着30年改革带来的实惠，很容易理解，如果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能够持续下去，中国有可能在宋明两代实现汉唐的复兴。

令人惋惜的是，他们的改革都遭遇了最后的失败。

我们很难理解，那些满口仁义礼智信的士大夫们、那些以王道自居的皇帝们，为什么要对改革者进行打击呢？难道他们面对百姓的苦难、面对残破的江山，而不反思、不愧疚、失去良知了吗？

这恐怕不能说是孔子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错误，也不能说是孟子宣扬的王道政治的错误，而一定是别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本文完】

注释

①柏杨，中国人史纲（中），同心出版社，2005 年，第 259 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②赵匡胤于公元 965 年，将各地的精兵收归中央，称为禁军，是作战部队；剩下的老弱残兵留在地方，称为厢军，作为各州府和京城东西八司的杂役兵，总隶于侍卫马罕司、侍卫步车司，一般无训练和作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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