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失能护理补贴（失能失衡与失去）

要在陌生小区里找到赵听听并不难，只要看见那辆粉色电瓶车，就知道她在哪栋楼里了。不仅如此，搁在电瓶车上的手套、头盔也是粉色的。她一边匆匆下楼，一边还戴上了粉色围巾。

同许多年轻女性一样，90后赵听听爱粉色，也爱自拍。她的手机相册里有自己，也有和孩子的自拍照。

另一方面，她们又不一样——赵听听的职业是一名长护险护理员，每天要与不同程度的失能老人打交道——这对大部分年轻人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而她已经干了5年。

失能，即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说法，道出了无数失能家庭的辛酸。老人紧随失能期而来的死亡，更是让人难以承受的失去。面对失能、失衡与失去，年轻的护理员在见证一幕幕生死悲欣的同时，自己也在每幅家庭图景里留下了独特的痕迹，并且从中找到自我的价值。

赵听听 图片来源：解放日报社

失衡的家

在上海话里，“听听”的发音和普通话几乎一致，但从老人、家属口中出来的一声声呼唤，总是显得比普通话更加亲切软糯，就像听听给人以可亲可爱的印象一样。这个源自她的外婆、寓意“女孩子要听话”的名字，在异乡方言里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人如其名”。

不过，听听虽然可亲可爱，却并不娇弱。她最近开始服务的老人由于长期卧床，得了严重的褥疮，“创面不算很大，但是里面化脓了，溃烂得很厉害”。

对于不常接触病患的人来说，这样的画面无疑是触目惊心的。但她已经习以为常了。2018年，上海在全市范围内推行长护险试点。此前她就报名参加了医疗照护职业培训。在培训中，协助排泄、失禁护理、人工取便术、压疮预防护理等等都是需要掌握的项目。她年纪轻、学得快、能吃苦，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成为一名长护险护理员。

如果说考证时只需抱着“不怕苦不怕累”的心态，那到了真实的生活情境下，护理员必须经历一番心理重建与调适。

上海长护险的服务对象是60周岁以上的失能人群，分为轻度失能、中度失能和重度失能三类：在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这6项指标中，丧失一两项能力为轻度失能，丧失三四项为中度失能，丧失五六项则为重度失能。

失能老人的存在构成了普通家庭的一大沉重负担。踏进这些家庭，首先感受到的冲击很有可能来自浓重的异味。听听照护的第一位老人因中风而卧病在床，她第一次走进老人房间时，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

开窗通风、擦拭身体、协助更衣……她忍着不适做完了一系列工作，转头一看，老人竟然舒服地睡着了。这一幕成为她职业认同感的来源。

当生理性的抗拒被克服后，年轻人的优势就慢慢凸显出来了。听听手脚麻利、头脑灵活，擅长人际沟通。她服务的老人情况不同，轻度、中度失能者还能进行语言交流，大部分重度失能者已经无法开口说话。好在没过多久，她便与这些老人达成了某种默契。一点动静、一次点头、一个眼神，她就能明白老人的意图。

按照规定，每位服务对象每次服务时长是1小时。但她总是“超时”。为了让吴老伯尽快摆脱褥疮之苦，她不仅在1小时内为他做好创口处理工作，还特意调了班，跑去医院求医问诊买药。吴老伯女儿感慨，“要是没你可怎么办？”

在她的照护下，不少失能老人的健康状态都有所改善，其家庭也重回平衡。比如，年前骨折的虞阿婆已经可以行走了，她的生活正在慢慢恢复。今年春节，虞阿婆回到老家长兴岛，和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地过了个年。

最珍贵的情感

听听却两年没回老家了。今年春节，她也选择留沪过年，为老人提供不间断的服务。

从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关系上来说，老人对她的依赖程度显然更高。但就像那些一刻不离孩子的母亲一样，人们都以为是孩子依赖母亲，实则是母亲放不下孩子。听听也离不开老人，“走了以后，我的老人谁来照顾？”

老人的家，某种程度上也是她的“家”。这些人家的鞋柜里都有一双留给她的拖鞋，每次进门换上拖鞋，她就进入了自己熟悉的环境。这种熟悉度不亚于她对自己家的了解，因为她在上海多次租房、搬家，而老人的家总在那里，为她留着门和鞋。

赵听听协助张阿婆进食。图片来源：解放日报社

家住长征新村的张阿婆，是她刚入行就开始服务的老人。当时张阿婆已经患上阿尔茨海默病，非常排斥陌生人。听听先从整理床铺等非接触性服务做起，等张阿婆适应了，再进行擦浴、更衣、喂食。时间一久，老人不再抵触，每天到点就开始张望她的身影。

听听说，老人就是“老小孩”，会认人，会撒娇，也需要哄。她喂张阿婆喝藕粉，阿婆吃完就自然地把头靠在了她肩上。有时阿婆赖床不起，她就耐心哄着，慢慢地扶老人起床。

张阿婆的老伴孙老伯身体也不好，但此前一直不愿意申请长护险。用他的话来说，“我一个老头子，让小姑娘照顾多不好意思。”不过，听听在家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后来终于收起犟脾气，申请了长护险，护理员也是她。

去年，孙老伯下楼活动时摔了一跤。子女来不及回来，只能打电话求助听听。当时她正在不远处的另一户人家工作，听说之后向对方解释了情况，便立即赶到孙老伯处。此时孙老伯脸色发白，“是骨折了。”她联系好救护车，陪老人去了医院，完成挂号、付费、拍片等手续，直至家属赶来。

不幸的家庭，果真各有各的不幸吗？听听走进一个个失能老人的家庭，见证那些人世间最珍贵的情感，并不会随着顺境或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而改变。

梅老太已经年逾百岁了。据她儿子说，母亲可以称得上“上海滩年纪最大的球迷”。梅老太不慎摔倒前，他常常带着母亲去看足球比赛。在球场里，许多上海的球员和球迷都会来跟这对母子打招呼。

失能以后，梅老太的生活里多了听听。当她为老太太做护理时，老人的儿子就会坐到床头，握着母亲的手，轻声聊起生活琐事或者最新赛况，“别看她不能说话了，都能听懂的”。

另一边的孙老伯，出院后只能卧床休养。有天，听听推开房间，发现他竟然精神饱满地坐在椅子上，和张阿婆肩并肩靠在一起看电视。两人都已不能说话，只是紧紧牵着对方的手，仿佛有一辈子那么久。

当时她不知道，这是孙老伯生命的最后几天了。

孙老伯和张阿婆生前合影。图片来源：解放日报社

面对死亡

去年12月，孙老伯病情恶化，在家去世了。子女都以为母亲神志不清，不会明白发生了什么。听听却留意到，张阿婆每次走过孙老伯平时休憩的地方时，总是望来望去找人，笑容也变少了。她猜测，老太太应该是知道了。

两个月后，大年初四。听听像往常一样为张阿婆穿好衣服鞋子，扶着她去上厕所。就在厕所，老人突然喘不过气，重重地抽搐了几下，脸色也变了。

“情况不对，快来帮忙！”听听抑制住惊慌，和张阿婆的女儿、儿媳一起把老人抬到床上平躺，打开窗户，开始做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千万不要有事，她在心里祈祷，手上的动作一直没停。直到救护车过来，宣告老人已经死亡。

那一刻，她在原地呆住。

死亡，是长护险护理员必须面对的事。根据中国社科院政策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中国老人失能的平均年龄是79岁，其从完全失能到去世的平均时间是44个月，在此之前还会经历平均44个月的生活不能自理期。

平均7年左右的失能期，就是护理员能够陪伴失能老人的周期。从这个角度来说，送走一位位老人，是这份职业的本质之一。听听从业以来共照护过40多位老人，其中半数的人已经离世。

她服务的第一位老人是2019年在医院去世的。就在噩耗传来的前几天，老人还打电话叮嘱她，“等我出院了，你一定要来看我”。当时她得知老人洗澡用的拖鞋坏了，特地去买了一双底部防滑的红色拖鞋。后来，这双拖鞋没送出去，一直放在她家。

2020年春节前，徐阿姨特地把春卷做法教给了听听，让她过年做给父母吃。她在老家因疫情无法返沪时，老人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还安慰她“我没事，你安心留在家里”。等她终于坐上返程的车，却收到了老人儿子的短信：“我妈妈安静地走掉了”。

这样的离别，无论经历多少次，听听都难以习惯。她说，失去的就永远不会回来了。但是，一次次离别后，她更加明白“向前看”的含义。

就比如，当她目睹张阿婆去世、情绪崩溃的时候，猛然想到，下一个老人还在家里等着自己。于是她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去洗了一把脸，然后骑着电瓶车赶往下家。在整个服务过程中，她强忍着悲痛，不让老人发现异常。因为她知道，对这些老人来说，最忌讳的就是听到同龄人去世的消息。

坚持服务完最后一位老人，下班回到家里，她才放任自己哭了出来。

“记忆留在过去，我们还是要向前看。”听听说，这是护理员这份工作教给她的重要一课。面对逝去的生命，尽管不舍，但“下一个老人”的存在提醒我们，一个人肩负的责任有很多，只有不停前行，才能不辜负所有生者的期待。

赵听听为张阿婆洗脚。图片来源：解放日报社

尊严与价值

比起死亡，失能是很多人更加无法接受的衰老过程，但这又是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北京大学一项人口研究显示，预计到2030年，我国失能老人将超7700万，失能老人将经历7.44年的失能期。

在很多人看来，当自己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尊严。听听见过不少老人，哪怕大小便失禁、褥疮多么痛，都不愿意告诉子女，“就怕别人嫌弃”。这种耻感往往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包括病情恶化、精神疾病等等。

对此，她的理解是相反的。“失能的老人和刚出生的婴儿，都没办法独立完成吃喝拉撒，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尊严，因为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循环。”她认为，社会不应向老人灌输怎样减轻子女负担的观念，而是要让所有人接受这一循环。

除了家庭之外，政策保障和社会力量的介入也能帮助老人更体面地老去。这是长护险的意义所在。

而对于听听来说，这份工作的意义不止于此。10年前，她从河南来到上海。当时丈夫在外打工，她在家带孩子。就在孩子11个月大的时候，丈夫因意外离开了母子俩。

这是她最早经历的一次“失去”。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她已经回想不起来。对于一个没有工作的单亲妈妈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养活孩子和自己。

于是，她先到物流公司当小时工，又去了快餐店当服务员。到手的第一份工资很少，但她高兴了半天，“终于能给孩子买东西了”。她直白地说，报考长护险护理员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份缴纳社保的工作，让孩子有机会留在上海读书。

如今孩子已经上了小学。她每天需要服务八九位老人，为了挤出时间早晚接送孩子，她的工作节奏非常快，照护完一位老人，就得急忙赶往下一家。中午也没有午休时间，草草对付完午饭，下午的工作便开始了。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因为赋予了他生命。”听听在朋友圈签名档写下这句话。不过，她的生活并非完全围着孩子打转。

她还记得，曾经有位老人和她关系融洽，但在听说她是单亲妈妈后，便向护理站提出换人，理由是“这个人没有福气”。这是工作中极少数让她感到委屈的片段。

“你有受到影响吗？”我问。

“没有。”她说，自己从来不会自怜自艾，怨恨命运不公。“社会是公平的，这种信念感正是来自我的工作。看到许多老人笑的样子、可爱的样子、满足的样子，我就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她接着说，“一个人不能光想着会烧饭、会带孩子就行了，要在社会上做一点事情。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能把事情做好，帮助更多的人，人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现在的她，已经是护理站的一名小组长，业余还在读大专。“只要我的孩子快乐成长，我的老人开开心心，我就愿意一直守在一线。”她说这话时的语调，宛如大提琴的乐声，又像母亲的手，轻轻抚过人心。

赵听听每天骑着电瓶车，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图片来源：解放日报社

栏目主编：王潇 文字编辑：王潇

来源：作者：周程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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