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东方师范（30年前读中师缤纷往事）

原题：我的庆师我的梦

（周旧邦牌坊。照片八六届徐向钊2013年拍摄）

一

多年来，上下班顺着庆阳师范东墙外侧走过九龙路，心底总会浮起暖意，掺杂着一丝淡淡的伤感。

这里原来是郊区，黄土小路分割的青麦、路边蒲公英耀眼的黄花、待放未放的红杏、铁骨铮铮的树枝、低矮简朴的黄土民居……三十多年过去，学校东侧缀满记忆的乡野风景被城市的大手无情地推向了温泉、什社一带。

宽阔的九龙路上车流如水，行人匆匆，校门口雀跃而出的少男少女们有谁注意到我？有谁会猜到知天命的我也曾经在这里读书，同样有过如花的青春？

九龙路与育才路十字东北角，曾是生产队废弃的大土坑和养猪场，坑院里稠密的钻天杨挺拔颀秀，回应过我们期终复习的读书声，养过猪的黑窑窑土墙壁偶见一两句情话，现在，这一切已被新建的庆阳四中覆埋地下……

其实，属于我们的庆师，起点并不在这里，而在庆阳县城。

1982年，束发及笄之年的我们，从数百人竞争一个指标的考试中脱颖而出，带着满脸的稚气走进了同一座小城，那就是庆阳 ——一座记录了农耕始、周道兴的历史古城（现已改名庆城县）。

这里山峁连绵环绕，河水绕城流淌，高于河岸数百米的城池仿佛一艘硕大的航空母舰，载满了一代师范生的青春梦。

学校在庆阳县城的东南侧，校门朝北，两侧是两幢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二层宿舍楼，露天走道露天楼梯，男生东楼，女生西楼；开门迎花香，夏夜听雨声，秋叶、白雪随着季节的变换悄然落在青灰的水泥走道上，静静地守护着我们的年代。

笔直的南北中路把学校分割成东西两片，砖木平房的教室整齐排列，最南端的土操场是视野最开阔的地方，隔河向东平视，东山巍巍，草木萋萋。

明代大文学家李梦阳诗中写到：庆阳亦是先王地，城对东山不窋坟。

懵懂之年对这座城的历史并不熟知，只记得城东南的河谷有斩三湾，流传着周老王斩断龙脉的传说，只记得庆阳也叫凤城，是一只美丽的凤凰。

我们是初中录取的第一届四年制"中师本科"生，进校时只有十四五岁。

1982年大集体时代刚刚结束，计划经济留下的窘困依然深深地刻在同学们的脸上，男同学穿军便服或中山装，女同学扎辫子、扎马尾或剪齐发，素雅的翻领衫和清一色的长裤。五彩缤纷、花枝招展、长发飘拂不是当年的校园风景，更谈不到裙裾摇曳。

大多数同学来自一穷二白的乡村，我们的童年是红小兵，是吃着高粱胶团、玉米黄黄长大的一代。一进师范，每月就有供给制的三十三斤粮票（含三斤粗粮）、十八元菜票和五元钱（现金）的助学金，几乎类似于一个国家干部的待遇（当时的干部工资大多只有三十多元），这是跳出农门得到的第一锭黄金。

二

绕过女生宿舍楼前的老礼堂（一座建于黄土高台、形似老庙的土木建筑，传说战争年代毛主席等老革命家曾经在这个台子上做过动员讲话），校园西侧是学生伙房。

拎着圆柱型大号搪瓷缸子的同学在这里排成长长的队子打饭，灶上供应的多是馒头、烩菜，烩面。烩菜每份一角五分，偶尔也会供应带肉的炒菜，每份三毛，馒头用粮票，每个二两。每月三斤的粗粮，灶上会供应玉米和高粱面混和蒸出的"黄黄"。

没有餐厅，打完饭小跑步端回宿舍，挨挨挤挤地坐在宿舍门口或下铺的床沿上用餐；饭量好的男生回到宿舍，两个馒头已经下肚了，同学们往往两两自由组合一人打饭一人提开水。按月发放的饭菜票有的女生吃不完，所以经常传出谁和谁好谁给谁送饭票了的艳闻。

大灶饭，师傅难免会出现失误，因此炊事员技艺的败笔被我们冠以别名，蒸黄的馒头叫"军用品"，硬而黄的陈馒头叫"紫金锤"， "老三片"是当家菜，用白萝卜片、豆腐片和土豆片（有时也会改用白菜片）一锅烩，有汤有菜，几乎每天都会见面。

一位国家领导视察庆阳后，提倡"种草种树"，山乡禁牧，连续一月，每天都有乡下的农人从东山之畔，斜着肩膀掮一头已经剥皮剖腹砍去头颅的羊，一路滴着血水来校出售，每份三毛钱的的烩羊肉几乎吃了一个多月，半缸子肉半缸子汤，浮着一层油汪汪的熟油辣子，那份量比当今"寿星乐"的双合还要实在。

大灶刘管理有一颗大光头，焦红的头皮和脸色，经常笑眯眯地坐在门口看同学们打饭，是个很和气的老头。

我疑心"老三片"是庆阳师范无意间发明出来的最营养、最前沿的菜品。入校的学生身材单薄，通过四年师范"老三片"的滋润，毕业时男生人人体格健壮，女生个个丰满圆润。若干年后我曾经在家里试制"老三片"，却怎样也做不出庆师大灶上的味道。

交通靠走。

周日上街或者下河滩消闲，三三两两，结成一伙，走过中街的邮局书店，走过北吊桥拐到石油区，欣赏油田安装了玻璃幕墙的"豪华"建筑；或者，沿城东城西蜿蜒的黄土小路下到河湾踏春观秋，或者，撒着欢子一路向南去城外的双桥上赏雪，交通工具只有"11号"。

环县的、华池的同学还有从来没有骑过自行车的，周日在操场上用近处同学骑来的车子练习，动作滑稽如小儿学步。至于摩托车小汽车之类的交通工具只能是梦。

合水一同学有一次误了班车，步行几十里路来到学校赶上了晚自习，要不是班主任表扬我们不可能知道。总之一句话，那年代走路就是"争"。

住宿艰苦。

每间宿舍进门后，北边半间是两层木制的迎门大通铺，上铺没有扶手和扶梯，需要硬功夫才能抓着铺沿翻上去，上下铺各住四名同学。那个年代没有暖气的概念，教室冬天有火炉，安全原因宿舍不配火炉，电热毯更是没有发明出来，睡的是冰床。

尽管学校从农村采购了麦草，晒干后供同学们铺床保温，但庆阳是环河之城，三九严寒来袭时连室内的墙面都结了一层薄冰，无意间伸手触碰顿感寒意袭骨。

晚自习后瞅着冷床板实在怯得慌，就合床两个人抱团取暖，盖两床被子。

街道上卖一种土红色的硬塑料暖壶，像一颗地雷，灌满开水捂在被子下，能保证一足之暖。另一种取暖办法就是跑夜操，晚自习后结伙在黑咚咚的操场上跑，跑到满头白气蒸腾再回到宿舍合衣躺下，用体温暖热冰冷如铁的被褥，再脱衣而眠。

环县产羊，有同学带来了羊皮里子的长毛黄大衣，毛绒绒的，压在被子上看一眼都温暖。

三

没有手机、没有音乐播放器、没有游戏机的年代，回忆起来总是那么古朴、宁静、天然。

安心学习课程、参加兴趣活动蔚然成风，除了开设的文化课程，学校成立了音乐、美术、书法、体育、写作等兴趣小组供同学们选择；至少保证一项特长，这样的安排完美契合了中小学教育的需求，使我们毕业后个个成为乡村初中、小学教师中的能手，大受欢迎。

干扰少了，读书、学艺的时间就多了。

李佐琴老师管理的阅览室成了最受欢迎的地方，随时聚集着喜欢读书的男生女生，手不释卷，静如空谷；申玳老师的美术室，早晚都能看到捧着画板磨素描的学生；音乐组练笛子、二胡的噪音填充了午休晚休前的空档，使喜欢安静的同学不胜其烦。

教室临中路的每面山墙上都有一面黑板，按班承包办黑板报，每周更新一次，人人参与，写写画画，四年下来，同学们的粉笔仿宋体美术字练得炉火纯清，如同从宋版书上拓下来的。

运动会长跑、跳高、跳远各类项目中拚出来冠亚军成为全校学生心中的明星，排球赛事尤为精彩，各班的主将一记扣杀或一手绝妙的吊球，引起观看同学的全场喝彩，使我们认识了跨班的多位"名将"，记住了他们的名字。

音乐会演中几位拉手风琴的同学娴熟的琴技也令人难忘。

演出舞台就设在老礼堂的大土台子上，礼堂一角似乎有几株从不修剪自由生长的楸树或椿树，与演出氛围极不协调。条件差却不影响节目质量，女同学美妙的舞蹈和演唱都只留下一个横糊的印象，《西游记》火了的时候，平行班郑同学演唱的"你挑着担，我牵着马"，那高亢激越的歌声几十年都忘不了。

学校还按班举行元旦庆祝节目，在各自教室里表演，从窗外看到的二班的舞蹈"阿里山的姑娘"很独特，十多名女同学翩翩起舞，男生一个个看直了眼睛。

写作小组是梁汲智老师负责的，为我们讲"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略带青岛方言的口音缓慢悠长，像一首歌。

语文组编油印《春竹》小报，选刊学生优秀作文，也可以自行投稿。泛着油墨味的小报每班一份，也会给作者一份，捧着校报"发表"了的作品，满满的成就感。

后来，我们班几位文学爱好者觉得"写作组"这个名字实在太土，《春竹》的名字又太俗，就自发编印了一份文学刊物，面向全校学生征稿，取名《新地》，有点想要超越校刊的意思。

张凤翼老师其时是教导主任，大力支持，为我们配备蜡纸和刻写钢板，提供纸张和油印方便。《新地》改报纸为杂志版式，插图丰富、选稿要求高，聚集了一大批爱好文学的同学，整天写呀写呀，仿佛语不惊人死不休似的。

到了1985年学校迁到西峰，参加过庆师宁师文学社年会后，正式成立了"原上草"文学社，确定社歌为"小草"，定期组织社员开展读书、写作交流，煞有介事地编印文学刊物《原上草》。

在文学狂热的八十年代，这份油印刊物团结了一大批同学，多篇作品被《北斗》杂志选用，也培养了一批"写手"，毕业后陆续被选拔到文化艺术行业，或转行到行政单位从事文秘工作。记得我们的创刊号上印有贾治龙、陈默、高凯、杨永康的题词，是将他们的手迹蒙在透明蜡纸上刻版的。

多年后，庆师原上草文学社的成员一听到"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的旋律，无一例外感叹岁月匆匆、往事悠悠、回忆满满、情谊深深，以至于泪水涟涟 。

那无疑是天下最好的歌！

四

怀念师范生活，最怀念的是我们青春时光里遇到的好老师。

张凤翼老师无疑是学生心目中的"男神"。

他最初是学校的教务主任，后来当了校长，一直在师范工作到退休。

当时的张老师黑发浓眉，身材挺拔，声如洪钟，行事果敢沉稳、中山装的风纪扣毫不马虎，眉宇间透出坚毅和自信。他安排校级活动语言精炼，字正腔圆，既严肃又慈祥，这种不威自严令人肃然起敬。

当教导主任时全校几百名学生，不管是带过课的还是没有带过课的，无论是课堂还是路遇，张老师几乎都能随口叫出对方姓名，甚至连你是哪个县都清楚。

课余时间碰到学生，便一路同行一边交谈，问长问短了解家庭和学习情况，就和学生熟识了。这种呼名唤姓"一口准"的功夫还是挺厉害的。

张老师擅长书法，也擅长国画，既当领导又兼任多个班级的书法课程，上课时瞬间就在黑板上"框出"了当天要教的几个柳体大字，字是空心的，笔划的长短粗细、俯仰呼应，与字帖上肖似，足见在备课上下了多大的功夫。

他讲解柳字的结体特点和点划呼应关系言简意赅，大量时间让学生练习，耐心巡视指导用笔并随时示范，使许多同学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

张老师讲话条理清楚，又不乏风趣。

记得学校转业安置来一位姓马的老师，我们称"马营长"。

马营长负责纪律和作息，某一个晚上有同学偶发无聊从褥子底下找出不知什么时候存的三枚爆竹，一时兴起去楼道点燃后返回宿舍继续休息。

因为褥子下压得久了，有一枚炮捻子空瘪，燃烧很慢，仿佛命中注定了这一机缘，当马老师听到第一声炮响迅速赶到楼道处置违纪时，这枚炮仗恰好在他赶到时挑衅似地炸响，制造了"炮轰马营长事件"。

"案情"重大，又找不到"凶手"，反应到学校，张老师集会讲话耐心教诲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结束语是："人家是部队转业的干部，是当过营长的，你怎么能用炮轰？"

申玳是专业美术老师，架一副眼镜，给人一种苍老的感觉，仿佛他本人就是从古籍中走出的墨竹老松，或者是齐白石老人的弟弟。

申老师画画的手，和他笔下的竹一样刚健有力，左手的指间经常夹一支烟，右手握笔示范，教学生画画太认真了！

他教美术，似乎没有过多的理论，坚持 "示范——指点——再示范——再指导"的路子。

透过镜片，他的眼神一会儿是欣慰的鼓励，一会儿是对败笔的否定，似乎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用行动代表一切。

就是这种池边洗砚、淡墨飘香、铁杵成针的"硬磨式"教学法，培养出了一届又一届美术特长生，许多学生毕业后成长为书法家和画家，可谓学子满陇原。

张卫军老师年轻但满腹诗书，教学风格鲜明。

虽然任教我们的《文选》课时间不长就转行调回了陕西，但印象深刻。他的写作课是最受欢迎的，每次作文评讲都要范读本班学生的优秀作品，而且要找出风格和内容完全不同的两至三篇范读，并反复比较，让我们体味到好作品没有定式，完全可以风格迥异。

他站在讲台上手捧自己学生的作文本动情地诵读，语调时而高昂时而低沉，仿佛手中捧着的不是作文本，而是农人收获的三颗土豆，牧者怀中的一只羔羊、或者孕妇生产后抱在怀中的娇嫩的婴儿。

读到高兴处就手舞之、足蹈之、腰旋之、首昂之、目灼之……喜欢文学的同学都有习作本，"高产者"每日一篇，每周自发地收集交到张老师手中，这一额外的工作，张老师每篇必读，每篇都写评语，被文学迷醉了的年代，我们无意间给他增加了多少工作量，熬去了他多少个周末和夜晚？

现在想起来着实惭愧！

脱正中老师像个农村大叔，一上课你才发现这个貌似木讷土气的大叔"肚子里有货"。他的文选课一篇带出多篇，一首带出多首，一组带出多组。

多年后，我才领悟到声名显赫、流行全国的语文新教法"主题阅读教学法"，我们的脱老师整整提前实践了二十多年！

尤其是古诗词，课本上是一首，脱老师能随口吟出三四首，并辅以板书供我们比较和赏析。

令人叹服之处在于，老脱不是把这些"古董"抄出来，而是随口即吟，张口即来，吟之则写，语落笔停，呵然一气，要多少有多少，如同打开了一个土里土气的黑色陶罐，当啷啷倒出的全是闪光的金币。

学校在教师中推广普通话，老脱方言重，只好在土语中掺几个普通话发音的"的"，很是生硬，那种执着而强为所难的"普通话"也使我们着急，心想脱老师您就还用土话上课吧，我们都是庆阳人，听得懂。但，这个想法我们没有机会说出来。

王治海老人是校长，戴一幅圆片眼镜，嘴角露出威严，眼睛却一直是笑眯眯的。

因为当校长，我们有点怕他三分。每天凌晨都可以看到他跑步的身影，大冷的冬天有时只穿一身运动衣，浑身冒着热气，足见跑得长、跑得久，而且年复年年，从不中断。

一件小事使我体会到了他的慈爱，由于打饭队伍拥挤学生之间发生了小冲突，他一个大校长却俯下身子把当事者拉开，并送出餐厅，说：好啦好啦，你们这些娃娃，好啦好啦，你们这些娃娃……印象中比较正规的校级活动他都要讲话，讲话不很高深，似乎还有点婆婆妈妈，絮絮叨叨，他讲的原话一句都不记得了，但主席台上阳光下那幅圆圆的眼镜片亮晶晶的反光，这形象却一直忘不了。

2003年，我骑自行车过九龙路去上班，碰见迟暮之年已有语言障碍的王校长在保姆的陪同下跑步锻炼，说是跑，其实比走还慢，他单薄的身子如秋风中的稻草一样衰弱。

我急忙下自行车问候，老人迟疑片刻，立刻叫出了我的名字，令我泪花喷溅。

李永军老师是个小个子，精干敏捷，担任历史课。

接触一两天，你就觉得他根本不是老师，而是从邻家的院子里走出来的你的大哥哥。

给我们上第一课作自我介绍，概括自己有"三快":走路快、说话快、写字快。

记忆犹新的是他介绍自己大学毕业到师范报到的情景，背着铺盖卷儿，穿得破破烂烂，衣袖口上吊着烂线线，个子又小，被王管理误以为是迟来报道的学生；批评他"你这个学生，开学都一周啦你才来！"

李老师是历史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教学内容熟，讲课如行云流水，引人入胜。

业余还酷爱武术，打得一手好拳，有多名学生跟着他学艺。

尽管我们的班主任换过好几个，毕业后全班学生一直默认他是我们最铁的班主任，把他拉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偶发消息。

这么多年过去，同学依旧视他为大哥，经常拿他在微信群里开涮，还要"铲"他，嚷嚷着要到他家吃手工面。

刘明达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猜测是北京知青流落庆阳，很年轻，但给我的印象却有点老成。

进师范门报到，第一面接触的就是刘老师，他一一询问学生姓名等信息，一笔一划亲笔填写报道表册。

当年姓名用字还没现在这么严格，我的名字最后一个字经常与同音字混写，刘老师问"到底是哪一个字？"我说随便哪个都行。

"怎么能随便呢，就用这个字吧"他为我确定了一个，从此伴我至今。

刘老师拎的那只暖水瓶是有着圆圆的洞眼的绿色铁皮壶，不知道是学校配发还是私产，壶底的一圈一半已经锈损脱落，似乎无声地述说着一个师范教师工资的低廉亦或生活的节俭。

他担任我们班的语文基础知识课程，一口普通话字正腔圆，语速极为缓慢。上"儿话音"一课时，举例说庆阳人不太会说儿化音，去北京买吃饭的小勺儿，就说要买一个"勺"，售货员取大炒勺给他，北京话"勺"与"勺儿"是区分大小的。

带班也许不是刘老师的擅长，极有可能经常性地受到学校批评，所以他常常站在讲台上教育我们："我都给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你们就是不听……"这已经是最严厉的批评了，次数多了，同学们就在私底下以同样的腔调绘声绘色地学，以表达对某种行为的否定。

刘老师当班主任时，似乎没有过任何一次的暴怒，没有听到他说过任何一句粗话，生气和高兴的表述方式同样缓慢绵长，给人一种"生性本是平和人，任尔东南西北风"的沉稳感。

庆师没有搬迁前刘老师调回了北京，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许多次我在星星诗刊上看到同名者的诗，明明知道不是他，但一看到这三个字，脑海中就浮现出刘老师的音容笑貌来，就十分十分的怀念，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已经退休，或者在哪个单位上班，肯定也已经老了吧！

王明贤老师在教务处，有一手绝活，刻蜡纸版的字好，当时学校的课表、安排表、校刊也许大多是他的手迹。

他用油印机印制试卷、资料数千份可以不污手指。要知道当时印刷用的是手推式的油墨滚子，手工刻制的蜡纸版绷在筛状的网上，印一张要翻一次网，推一次滚子，这功夫不是一天练成的。

他曾给我们替过一节书法课，看到有的同学的毛笔太不得劲，就说，写毛笔字，笔也很重要，你拿个"膏摸子"肯定写不出好字。然后问我们"知道膏摸子是啥吗？"。同学齐答"不知道"。于是王老师又给我们讲什么是"膏摸子"——原来是给牛车轮子上润滑油的一种笔状的刷子。

知道马克新老师的名字是在学校举办的书画展上，他的作品是示范参展，那一笔好字飘逸，舒展，令人羡慕，由于无缘上过他的课，也就无缘熟识了。

有一次学校的灯谜出过一个谜面"德国货币发达——打一老师名"，使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他是我一位关系极好的学弟的班主任，学弟说，二十多年后他们班编《同学录》，当初报到时每人交的几张一寸黑白照片，班主任留有一份，他们班的那些照片马老师竟全部保存，一张不差，爱生之情略见一斑。我参加工作后与马老师见过几面，已经是本市著名的书法家，写过《庆师祭》，待人温文尔雅，很有儒士风范。

……

太多的老师，在一代师范生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再多的语言，也难以表达对师恩的感激，我们的恩师王治海、申玳已经去世多年，如今回想起来，怎能不令人感叹！

当然，也有个别抓住学生一小点错误就反复纠缠上纲上线，非要整出几分师威来的老师，也许是教学方法上的欠缺，也许是人品修养上的不足，谁又会记恨终生？

毕竟，时间可以平复一切。

（校园内原来破旧的礼堂（原陇东中学礼堂）已修葺一新。徐向钊摄于2013年）

五

我们的年代，是属于学习的年代。

生源是从初中掐尖拔到师范的，四年来，读书的氛围一直很浓郁，早自习教室山墙码头边总能见到一边原地踱步一边背书的男生女生，从来没有谁把自已定位为已经端上铁饭碗的人而放松学习。

中考和期末考试前有一周自由安排的复习时间，马莲河畔，文笔峰上，随时可以看到手不释卷专心复习的学子。

我们是初中毕业学子中的佼佼者，似乎从来就没有视学习为负担，上初中时已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自觉地完成中师每一门课程是理所当然。

当时的师范课本理科暂时用的高中教材，内容艰深，由于学特长误了课的同学就在课外"啃"，记忆力惊人，有同学通过一周突击复习竟然几乎能背出全册物理上的定理和公式。

我们这一届初中时没有开设英语课，上师范后也不设英语，就有志向远大的同学用收音机自学，几年后英语水平也很出色，因英语特长谋得前程的不止一例。

在人才匮乏的八十年代，听说有一名师兄自学英语成绩显著，后来去南方发展，从翻译电器说明书起步，成长为一家大公司的高管。

我们大多来自农家，很穷。

很少有条件洗澡，周末用洗脸盆子兑好温水脱光衣服让另一名同学帮忙搓搓就已经很奢侈了，每学期才舍得理一两次发，也很少添罝衣物，学校按月发放的五元生活补助，除了买书买日用品，攒下来补贴家用的同学很是普遍。

开学、放假能拼上便车是最好不过了。

曾经有一个国庆节，我的远方叔叔为我联系了一辆回西峰的解放牌货车，坐到西峰后又步行六十里才回到家，省出的车费是2元。

周末，除了上街买生活用品，去书店买书，去邮局买杂志，去相对繁华的城北逛街，去城外消闲，主要任务就是自已动手洗衣服，没有见过洗衣机这洋玩艺。

每学期拆洗一次被子，被面被里洗好晒干后，教室的课桌拼在一起成为工作台，女生帮男生缝制。女同学总有意留出一个被角不去缝合，后来听说是老家的一种忌讳，似乎与将来生孩子有关。

我们是改革开放初期入校的一届，传统观念深深地融入血脉。

入校时男女同桌很少交流，毕业前谈恋爱的廖廖无几，男女生拉手都是很忌讳的行为。

所以，毕业后结为夫妻的同学是有，却凤毛麟角。

但我们又是感情丰富的一代人，我深知，有多少暗恋和爱慕被同学们压在心底，从未表白，毕业后各自又分配偏僻角落，天各一方，更是无缘重提，那种纯真年代的爱是人间最美的感情，愈久愈醇，直到永远！

学校曾组织同学们在校园看露天电影《人生》，男同学女同学几乎都流泪了，夜幕下，那么多泪眼，像天上亮晶晶的星星，单纯而明亮的星星呀！

若干年后，我的一位同学还感叹，自从看了电影《人生》，从此最怕路上见到冒黑烟的手扶拖拉机，那是巧珍和高加林分手的一个电影场景。

上图：2018年5月，八六届部分同学探望八十四岁高龄的老师柳鸿远。

六

1985年学校迁到西峰，条件大为改善，开始招收幼师班，校园的色彩丰富多了。

学生住上了有暖气的宿舍，有了教学楼。

但新建学校一切还不完备，土操场的一边还有一处地坑院没有填埋，以至一名同学上体育课跑着去捡排球，一瞬间就消失不见了——原来是掉进了隐在草丛中的宽大的地坑院烟道，落进了地坑院里，好在没有大碍，休息两天就正常上课了。

操场里还有一个集雨的大蓄水坑，毕业前夜，我曾与关系亲密的同学在坑边长谈，夜幕和星星把水坑打扮成了湖泊的样子，仿佛是很美丽的风景，校外麦香阵阵，坑内蛙鸣声声。

庆师生活，欢乐和酸涩交织，经过几十年时间的过滤，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印象。

我们的青春就定格在那里，无法修改，无法复制，无法重现。

（上图：2007年庆师八七届同学二十年聚会留影。7人中，近年有两位已因病逝世。作者，右二。）

曾经，结伙偷偷地抽一毛几分钱的花蓝烟，撞见老师急忙藏进裤兜烧伤了大腿根；

曾经，聚集在宿舍门前欣赏对面走过的美丽女生，齐喊 "一二一"（这似乎是每届男生都做过的恶作剧）；

曾经，两人合伙翻过铁栅校门去石油单位的电视室偷看《排球女将》，躲过了十数次的"抓捕"；

曾经，与同学在马连河盛夏的浅水中找一块石头坐下，渴望有一台照相机能够留影；

曾经，去县阅览室读杂志，将一首爱不释手的诗页悄悄撕下装入自己口袋，却被年轻美丽的女馆员伸手挖出来在众目睽睽之下示众；

曾经，为了联系武威市的《红柳》编辑部应邀参加笔会，在夜晚翻过校办公室门的合头，偷偷地去打唯一的一部老式电话却不知道人工转接的帐号打不通；

曾经，以文学社的名义邀请贾治龙、陈默等庆阳名作家来校讲座却没钱管午餐，大家纷纷凑餐票从学生食堂打来老三片与他们饕餮；

曾经，睡冰床有一名同学受凉尿了床，第二天早晨不敢折被子；

曾经，侦察好书画布展的餐厅有一扇窗开着，月黑无风的夜晩几个人合谋去偷中意的同学画作，却发现晩上窗子已经关死，无意间偷听到不远处谈恋爱者的对话，女同学说"谈恋爱也要说普通话"令我们笑出声来；

曾经，练习背越式跳高时，班上一名男生裤裆唰地扯出一拃长的口子，全班同学毫无顾忌地开怀大笑；

曾经，有同学为了自学英语连续两个月只吃开水泡馍，省下菜票钱只为买一台收音机；

曾经，有几位调皮鬼周末买来西瓜切成两半用小勺挖着吃完，夜幕下把钢盔似的瓜皮顶在操场新栽的一行独枝树梢上，像一排日本兵，第二天晨操全体集会同学接受老师训话半小时，而几个始作俑者却在宿舍睡大觉……

这些生活的碎片，像细碎的树叶，至今还闪耀在记忆的大树上，那么遥远，又那么清晰。

七

2015年，我因公务去已经改为庆阳七中的庆师，见到了曾经给我们任物理课的张彦博老师。

当年的他好年轻呀！1983年（1984？）以物理专业高材生身份分配来的张老师那沉甸甸的文凭，我们还传看过。

当时没有复印设备，需要文凭复制件，张老师交我班美术特长同学描制，我们一边传看，一边感慨张老师的年轻和物理课程造诣的精深。

这么多年过去，庆阳师范仿佛由一位出身不凡的贵妇，沦落成了街角的拾荒老妪，再也无法荣耀当年的辉煌。

这所校址，虽然在校门的左侧依然倔强地挂着"甘肃省庆阳师范学校"的牌子，但容颜已老，今非昔比，其实早已不再招录师范生了。

鬓发已白的张老师依旧留在七中任教，仍然承担着监考任务。

看到张老师，我就想起了我们首届初中录取的庆阳师范生，虽然在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也有小部分同学转行从政，也有少数同学辞职经商拥有了不菲的财富，但同时也有几位同学早早离开了人间，令人唏嘘不已。

（已改为庆阳第七中学的庆阳师范西峰校址。）

当年学习百里挑一的我们，绝大多数至今仍然在庆阳的山川平原，在庆阳各县区的某一所中学或小学，挣着微薄的工资，承担着为人生奠基的基础教育工作，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落得人憔悴，三尺讲台，年复一年，鬓毛渐衰，老了容颜。

至今无缘重回现已改名为庆城县的老校址去追忆消亡了的母校，西峰的新址也同样勾起了回忆。

那一天，我在公务之余，独步校园，拍下一组照片，来纪念我们永远的母校庆师，来纪念我们一代师范生的梦！

（作者近影）

作者：笔名 默然，甘肃庆阳市西峰区人，1987年毕业于甘肃省庆阳师范，现在西峰教育系统工作。1985年师范就读期间有《角地》获全国中师生作文比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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