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器官移植的伦理看法（器官移植技术的哲学诘问）

器官移植技术的哲学诘问

在以医院为背景、关注医学伦理学问题的美剧《急诊室的故事》（Emergency Room）中，因胆小管阻塞导致肝功能衰竭、等待移植的女孩鲁卡斯，与实习医生卡特间有一段对话：

鲁卡斯：这儿的人病得都很厉害。

卡特：是的，不过会治好的，只是时间问题。

鲁卡斯：那个床的小男孩，他就没治好。

卡特：（沉默）

鲁卡斯：我会死吗？

卡特：你病得很厉害，鲁卡斯。

鲁卡斯：妈妈说我在第一类，这是什么意思？

卡特：就是说再获得一个肝脏，就马上给你移植。

鲁卡斯：得有人死才行，是吗？

卡特：是的。

鲁卡斯：太糟糕了，那些孩子们，他们好好的，我却在这儿等着他们出事！

卡特：他们出的事不是你造成的。……我得走了，改天来看你。

鲁卡斯：什么时候给我做手术？

卡特：也许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也许用不了，随时都有可能。

鲁卡斯：要是这个星期谁都没出事呢？

卡特：不会的，你知道总会有人在什么地方出事的，总会有的。

鲁卡斯：就像我一样，是吗？

“孩子”视角的鲁卡斯式思考简单而直接，指明器官移植技术应用将现代社会部分地带入一种“你死”“我活”状态的残酷现实。器官移植技术自应用于人以来，供体匮乏“旋即”成为世界性问题。聚焦于那些需移植器官才能维系生命的患者，避免他们在等待的恐惧中逝去生命成为该技术发展的“第一推动”。但我们大多数人都忽视了这一技术应用所造成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卡特医生式的一句回答：“他们出的事不是你造成的”，并不能化解现代人对器官移植技术应有的哲学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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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技术的兴起：神话变现实？

移植健康的器官替代受损脏器以挽救生命，是人类久远的梦想，古埃及狮身人面像、中国神医扁鹊为人换心的传说，以及印度古医学中医生进行皮肤、角膜移植的事实，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有关移植肢体想象的油画都是见证。18世纪，研究者开始从事动物组织或器官的移植实验，并在20世纪初期取得突破进展;1905年美籍法裔医生卡雷尔把小狗的心脏移植到一只大狗颈部的血管上，这位最早尝试心脏移植的先驱者，因多项研究成果而获得19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36年苏联科学家首次为尿毒症患者进行了肾移植，由于缺乏免疫知识而使接受移植的患者只存活了很短时间；1954年美国医生约瑟夫·莫瑞等成功地将孪生弟弟的肾脏移植给哥哥使他存活了8年；1956年美国西雅图医生唐奈·托马斯进行了首例骨髓移植手术并取得成功。莫瑞和托马斯的开拓性研究和革命性成就开辟了器官移植的新时代，二人因此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器官移植相关研究曾三次获得诺贝尔奖。器官移植技术引起全世界的瞩目是在1967年，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巴纳德医生在南非开普敦市格罗特苏尔医院将死于交通事故的24岁女孩的心脏移植到58岁、心脏功能丧失的工人瓦沙康斯基体内。1967年12月4日，该例心脏移植手术成为世界各大报纸的新闻头条，巴纳德医生因此而荣登《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瓦沙康斯基的“新心脏”在移植18天后停止了跳动，但器官移植技术却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此后4年间，全世界有56家医院完成了180例心脏移植手术。虽然一度“许多医院放弃了这种手术，因为接受移植者很少能长期存活下来”^［1］383，但医学界对这一技术的热情始终没有减退。数据显示，到2003年，全球器官移植总数约为936万，中国开展的器官移植总数为5.5万^［2］。

器官移植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使神话成为现实，但其所带来的道德、伦理和法律问题也渐次浮出水面：“在何种情形下活体生命在道德上能成为肾或其它器官的捐献者，是否应有器官市场？是否可认定死者会自动同意切除器官？在哪一时刻人才是真正‘死亡’，而允许切除器官？……如何在病人的等候顺序与严重程度之间选择”^［1］384等等。作为器官移植技术发展的副产品，“脑死亡”标准与传统“心肺死亡标准”在现代医学实践中并行，器官捐献、移植的法律规范源源不断地被相关组织和机构制定出来。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影响并改变着现代人的社会生活，这些改变从个人、家庭，跨越国界深入到整个人类群体，从生理、躯体上升侵入到精神与价值层面，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已到了不可小视的地步。当神话变为现实后，美好的期待渐渐退色，而其所映照出的某种残酷与无情却不断显现，唯有哲学反思才能看透其演变本质。

2

器官移植技术的应用：意欲何为？

对那些罹患疾病、遭器官衰竭之困的患者来说，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即是“福音”，从事移植的医生们不啻是将其从死亡之境唤回的“救星”。有人曾用臧克家的诗：“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来赞誉器官移植技术所蕴含的非凡意义。但可能绝大多数人对器官移植技术缺乏实质性的认知。

首先，器官移植技术到底是常规技术还是试验性治疗？某家媒体曾如此报道器官移植技术：“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大器官移植、多脏器移植已成为京城医院里的平常事。器官移植已成为医生为病人‘修补生命’的一个常规武器，一批心脏、肺脏、肾脏等大器官功能衰竭的晚期病人，靠器官移植获得新生。一位心脏移植的病人在手术两周后便回乡与家人团聚，感觉跟普通手术没有太大区别。……再过二十年，克隆器官将普遍用于治疗。科学家……可在短时间内培育出足够数量的、与本人器官遗传特征完全一样的、又健康又年轻的器官，而且没有免疫排斥反应的危险。到那时，换心、换肝、换肺就真成了家常便饭了。”^［3］

器官移植技术真可以“成为医生为病人‘修补生命’的一个常规武器”吗？美国学者G.E.彭斯在《医学伦理学经典案例》一书中将器官移植问题归类在“关于研究和试验性治疗的经典案例”部分值得玩味。如何定性器官移植技术，医学界、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的见解并不一致。一方面是医学界对器官移植技术持续的热情，另一方面是部分专家和社会公众对这项技术提出的质疑：“器官移植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如何解读器官移植“手术成功了，病人却死了”的现象？ 要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易事。

其次，器官移植中的商业化，禁止还是允许？似乎在东西方文化中买卖器官都是不道德的，现今的任何社会制度均严厉禁止器官的商业化。但与此相悖的是，贩卖和走私人体器官的行为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开展而日益加剧：在印度、孟加拉、菲律宾等贫困落后地区，人体器官交易的黑市普遍而平常，器官经冷藏处理后空运至欧美富裕国家进行交易；“器官旅游”虽比黑市交易“光彩”些，却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器官商业化。在法律制度健全的欧美国家，器官移植中的商业化依然不能避免，在美国，允许与摘除、运输和储存人体器官的有关的机构支付费用，于是围绕器官移植发展出一个产业。难怪有人说，除了供体以外，在器官移植中每个人都赚钱。在威斯康星州，率先为健在的器官捐献者进行减税优惠，最高减税额高达1万美元。为什么基于理性角度对器官商业化的拒斥难以实现？为什么器官移植技术不能与商业化色彩绝缘？难道单纯是等待移植患者的刚性需求所致吗？如何消解器官移植技术应用中的商业化顽疾？

再次，器官移植技术中，医学职业是在崇高与堕落之间游弋吗？1978年美国导演兼作家迈克尔·克莱顿改编了罗宾·科克的同名小说，拍摄了医学惊险电影《昏迷》（Coma，又译《第八号病房》），讲述外科医生为贩卖器官故意致病人死亡的故事。此时，器官移植技术发展刚刚起步，《昏迷》所反映的恐怕仅仅是人们对医学职业的一种担心而已。如今这种“担心”部分地成为残酷的现实：2009年，贵州省兴义市威舍镇发现一宗命案，当地一位流浪汉的尸体被渔民从水库中无意间捞起，但其全身可用器官均不知所踪。警方在侦查过程中发现，广东省中山三院的某位医生曾前往贵州，与当地器官贩子接触并取得该尸体的全部器官^［4］；2012年初，北京破获首例非法摘取、买卖人体器官案，16名嫌犯组织买卖器官51个，获利一千多万元，安徽省萧县某医院的医生周鹏参与了大部分器官的摘取^［5］。现实生活中以极端非人性方式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虽然均是个案，但概观整个器官移植事业，其中医生追逐名利、患者生命健康以及供者生命尊严之间的冲突从来没有绝迹。器官移植技术应用所蕴含的巨大利益确实对医学专业精神构成了挑战和考验，使其在崇高与堕落之间游弋。20世纪初，加拿大医生威斯勒告诫其同行：“各位，机会为你们敞开着，你们的前途不可限量，如果你们只顾着追求自己的利益，把一份崇高神圣的使命糟蹋成一门卑劣的生意，将你们的同胞当成众多交易的工具，一心只想着致富，你们定可以如愿以偿；但如此一来，你们也就卖掉了一份高贵的遗产，毁掉了医师为人类之友这个始终维持得很好的名衔，也扭曲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与受人尊敬的行业。”^［6］威斯勒的警告能够惊醒热衷移植事业的医学职业吗？

最后，器官移植技术是在放纵人的欲望还是把自身变成“药物”？在器官移植的哲学问题中人的统一性问题首当其冲，但它只是一个古老哲学命题的现代变形，并非是其基本问题。古希腊哲人普鲁塔克提出的“特修斯之船”问题，《绿野仙踪》中“铁皮人”的故事，均提出了人的统一性问题。或许在对器官移植技术的哲学诘问中，如何看待移植器官供体的道德地位，以及器官移植到底满足了人的何种需求更为核心。美国作家罗伯特·西尔弗伯格在其科幻小说《身陷器官征募的困境》中，描述了在未来社会里如服兵役般的器官征募制度，为了在自己器官衰竭时享有获得供体器官的权利，每个健康的成年人必须捐出自己的某个器官以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在此制度中，对每个人来说他们都“不过是供（他人）需用的一堆健康的器官”。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努力摆脱不过是“一架机器”的命运，康德以理性为根基确立人的尊严：“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7］但器官移植技术的应用似乎有意在使人回到“不过是一架机器或零件”的趋势。不仅如此，器官移植技术虽然使器官衰竭的患者延长了生命的长度，但移植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意义问题却被长期地忽视。更为严重的是，器官移植技术的应用，使这个时代部分群体的欲望得以最大限度地放纵，目的只是为了活的更长久些，却全然忽略了这一行为是否伤害到他人，“全然忘记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8］

3

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何去何从？

美国医师托马斯·刘易斯在《细胞生命的礼赞》中曾将移植医学称为“半吊子技术”，不过是用来弥补疾病后果或推迟死亡的，“在公众看来，……似乎已经成为自然科学中高技术的同义词。大众媒介倾向于报道每一道新的程序，似乎它代表了一个突破性进展和治疗学的胜利，而不是实际上的权宜之计。”被托马斯视为权宜之计的移植医学，如今正被日益“完善”的器官捐赠体系建设、相关法律制度健全以及干细胞研究的前景等所鼓舞与推动。但在人们的脑海中，却只看见该技术所带来的补偿，没有看见它所引致的损害。将眼光注视在增加供体来源一方面，却无视伴随此项技术应用而被不公正对待的那些生命。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其目的究竟何在？其当前发展之目的是否具有合理性？这项技术到底会引导人类走向何方？

亚里士多德说：“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但目的的表现却是各不相同的，有时候它就是实现活动本身，有时候它是活动之外的成果，在目的是实践之外的成果时，其成果自然比活动更高贵。由于实践是多种多样的，技术和科学是多种多样的，所以目的也有多种多样。”^［9］按此思路，人们需要追问器官移植技术发展与应用的目的是什么？它可以被称作是善的吗？对当代人而言，似乎很难准确地把握先驱者发展移植医学的真正目的或动机，只能通过某些现象推论。从需移植技术挽救生命的患者角度看，早期移植医生们的研究兴趣与成果为他们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手段，其目的显现为以“患者福利”为宗旨，目的之善不言而喻。但随着该技术的广泛应用，其目的是否依然为善越来越值得怀疑。当研究者重新回顾实施第一例心脏移植的南非医生巴纳德的人生轨迹时，以及那些以“大跃进”方式开展器官移植技术的医院行径时，其目的的善之属性已十分值得怀疑。在移植医学的起步阶段，人们将其视为医学奇迹的看法，以及由于当时并没有太多人的利益被牵涉其中，遮蔽了其目的具有多元化的事实。随着其更为广泛的应用，影响范围不断扩张，与更多人受益相伴而生的是对更多人的伤害或潜在伤害，其目的是否依然为善成为必须质疑的问题。

评估器官移植技术的目的是否为善的另一参照物是医学本身。对现代医学及从业者而言，不少人抱有如下的见解：一切人类疾病都可以被治愈，虽然当下还缺少有效的手段，但那也只是时间问题。为治愈人类疾病，他们中的许多人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却无视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事实：“自古至今，凡有生者必然有死”。为什么聪明的医学精英们看不到“人必有死”的真相，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技术自身已经获得自主的力量，超出了人们的控制。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自主的技术”的概念，认为技术自身具有了自我保留和自我增生的能力，它已经处于人类控制之外。器官移植技术是否也属于“自主的技术”之列呢？仔细考察兰登·温纳关于“自主的技术”的论证，似乎不难发现技术之所以能够“自主”，根本性的原因还是在于人类对科学、技术和人类福祉基础的解读模式。因为人们将一切现代的新技术都界定为“进步”，而“新的”、“进步”与“善”在现代社会则几乎成了同义词，却全然“废弃了以前时代人们心目中普遍存在的谨慎、节俭、持保留态度的习惯。”^［10］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中提到，苏格拉底曾比较两种人生：一种人把全部生命都投入到防止痛苦和死亡，而另一种人则把生命投入到防止不公正的行为。苏格拉底说，前一种人生是完全自我毁灭性的，会破坏他自己灵魂的完整性，也会让他失去友谊和自由。而英国作家罗琳，在风靡世界的儿童文学《哈利·波特》中表述的更明确且直接——书中人物邓布利多对伏地魔说：“你最大的弱点就是不能理解有比死亡更坏的事情。比死亡更坏的事情，就是完全沉迷于主宰一切的欲望中。”^［11］事实上对此视而不见的不只伏地魔，执着于器官移植研发的医学专业与社会也一样熟视无睹，而绝大多数人同样地置若罔闻。器官移植技术的应用，为现代社会提供了重新反思人类自身生存最基本问题的契机。真谛常常是如此地简单，人类所缺乏的恐怕只是对真理最普遍性地信仰，因其常更容易为各种假象所蒙蔽。

参考文献

［1］波特.剑桥医学史［M］.张大庆,李志平,刘学礼,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2］金焱，王鸿惊.“器官移植”悄然兴起器官来源面临尴尬［EB/OL］.(2004-09-18)［2012-09-12］.39/in/39net/ttxw/64110.html.

［3］佚名.器官移植多脏器移植在京城医院已成平常事［EB/OL］.（2002-07-18）［2012-09-12］.news.xinhuanet/newscenter/2002-07/18/content_487916.htm.

［4］佚名.“杀人盗器官”案：流浪汉器官被取空［EB/OL］.(2009-10-11)［2012-09-12］.cq.cqnews/wtxw/cqwt_gdxw/2009/0/t2009101/_3650501.htm.

［5］孙思娅.16名嫌犯摘51枚肾脏获利逾千万4名医生涉案［EB/OL］.(2012-12-13)［2013-03-15］.news.sina/s/2012-12-13/035925798627.shtml.

［6］奥斯勒.活之道［M］.邓伯宸,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8.

［7］康德.康德著作全集(4卷)［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37.

［8］Strauss L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64.

［9］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苗立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

［8］温纳.科学技术的大叙事：危机时代［J］.安军，译.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27(1):1-6.

［10］薛巍.哈利·波特的哲学世界［J］.三联生活周刊,2010(49):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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