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时代背景和语言风格（从士族变成农民作家）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陶渊明的名句，也是他成为农民后怡然自得的写照。他还创造了一个乌托邦的世界--桃花源，为古今多少人造了一个美梦。

陶渊明是伟大的，他的行为和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引来无数人的模仿。但是大多数人能模仿他的归园田居，却无法复制他的灵魂。

他亦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时代经历，几乎都难以复制，时光不会倒流，他亦成了古今之人难以超越的精神偶像。

陶渊明的出身并不低，曾祖父陶侃，是东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掌管八州军事，被封为长沙郡公。他的祖父和父亲虽然名气不及陶侃，但也都做过太守。

但是到了陶渊明家族便没落了，陶侃有十几个儿子。虽说多子多孙是福气，但有时也不尽然。陶家子孙多便引发了内斗，再加上其他家族的排挤，到了陶渊明父亲陶逸这一代，家境已大不如前。

陶逸虽然官职显赫，但是能力平平，没赚到什么钱，也讨得上级的欢心，还体弱多病，因此，家里并不富裕。到陶渊明八岁，父亲去世了，无以为靠的陶氏母子只好去投靠了在寻阳的外祖父孟嘉。

说起孟嘉还得多说两句，他在当时也很出名，好酒，行为放荡不羁，但是他家里有好多藏书，这给了陶渊明博览群书的机会，更多的了解历史。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儒学被抑制，奉行老庄思想，但是陶渊明偏偏学习了很多儒家的经史知识，树立了“大济苍生”的理想。当然也学了《老子》和《庄子》，再加上受其外祖父的影响，陶渊明在修养和个性方面有了儒道两种思维模式。

陶渊明在寻阳居住时，主要以务农为生，所以陶渊明对农活并不陌生。少年时期的乡野生活，面对秀丽山川，他的才情被激发出来，萌发出诗人的情怀。

因此，我们看陶渊明的少年时期人生充满了偶然，家族没落，父亲离世，搬到乡下，务农为生，饱览群书，受教儒学，接触老庄。这为他后半生归隐，过农民的生活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生存基础。

作为一个士族，出仕的机会总是有的，但是作为一个没落的士族，出仕的机会就有点难了。那时候又没有科举考试，想当官，想实现安邦定国，光宗耀祖的人生理想，只有一个字：等。

陶渊明自完成学业后，就进入了找工作漫长的等待期，这一等就是七年。这七年倒是他也没闲着，种了七年地，染上了喝酒的毛病。在务农和饮酒之余，他写起了诗，偶尔还自嘲一下，家的旁边写有五棵柳树，就自号“五柳先生”，还给自己写了一个小传《五柳先生传》。

在这篇小传中，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无名、无能、贫穷又酗酒的小卒，言语中透露着自己对理想的迷惘，和对社会的不满。但同时也在开导自己，认为不如就此安贫乐道，与诗文作伴，自得其乐也不错。

这时的陶渊明才20岁。人在失业的时候，很容易胡思乱想，陶渊明也不例外，但他的人生还远没有开始，此时愤世嫉俗的真性情，与他五次出仕后又归园的心境，还远不能相提并论。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陶渊明的文采飞扬，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江州祭酒的职位，主管一州祭祀活动，职权不大，但也是省级高官。那年，他27岁。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顶头上司王凝之，也就是书法名家王羲之的次子，是个不懂政务，思想愚蠢，迷信五斗米教的愚顽之徒。要想在官场混就得服从和谄媚，要知道琅琊王氏可是堪比皇族的名门大族。

但是陶渊明不愿意将就，他宁可回家继续种地，也不愿屈从于王凝之，他要捍卫自己的操守。于是有了第一次辞职回家。

在这个职位上，他前后工作不过几个月，对于职场新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于是又在家种了六年地，但是在这六年里，陶渊明没变，东晋的政局变了。

在动乱中，陶渊明到了桓温之子桓玄的门下。他原本以为桓玄是个贤君明主，不料他的目标只是为了窃取晋朝的皇位。自己竟然做了一个窃国大盗的帮凶，陶渊明无论如何不能再做下去了。

他先是向老板递了辞职信，结果被拒，后来又被“软禁”在桓玄幕府三年。进退两难之际，陶渊明的母亲过世了，他正好有了离开桓玄的借口，逃离了虎口。这是他的第二次失业。

后来桓玄起兵诛杀了司马元显，随后篡位，不久刘裕在京口起兵，又推翻了桓玄。刘裕的胆识和义举让陶渊明信服，以为刘裕一定是个明君，于是又投靠了刘裕，做了参军。这年，陶渊明38岁。

但是很快，他便发现刘裕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不断的发动战争，同样也是窃国大盗一个。于是他又一次辞职了。这是第三次。

随后，他又投奔了老家的地方长官：江州刺史刘敬宣，还是任参军一职，以为能在刘敬宣的帐下实现匡扶晋室的报负。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官僚和将军都是一个样儿，所有人都只关心自己名利和权势，没有一个人真正为朝廷，为国家，为天下苍生考虑。

年近不惑的陶渊明，终于意识到理想的破灭。这个腐朽混乱的时代，根本不允许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的内心陷入了巨大的痛苦，无心工作，再次辞官回家，这是第四次。

一醉解千愁，心情苦闷的陶渊明，酒瘾越来越重了。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几个月后，在其叔叔的引荐下，他又担任了彭泽县的县令。

他喜欢种地，又爱喝酒，于是就在公田里打算种一百亩高粱，方便以后酿酒，在其妻的劝阻下，才同意分五十亩种稻米。

高粱种下两个多月就遇到了上级检查，要求陶渊明迎接上级领导，还有准备好礼品。陶渊明听了大骂“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他终于发现自己难以改变这个世界，能做的就是不被世界所改变。于是，他决定坚决做回自己，坚守初心，回到家乡去做一个纯粹的简单的自由的农夫。虽然生活艰苦，但至少活得明白。于是他结束了自己的第五次出仕。

回到乡下，他便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归去来兮辞》，身心得到解放的陶渊明，翻开了人生新的篇章。一路走来，我们发现陶渊明与官场格格不入，他辞官回家种田成为一种必然。

陶渊明的不得志与当时所处的时代也有一定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晋是一个流亡政权，百余家流亡士族成为东晋政权的政治基础，维持着江东的稳定。

东晋是门阀政治时代，在此影响下，维持几个最强有力的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显得至关重要。各个强大门阀士族之间，彼此起着制约作用，所以当权士族有所顾忌，而东晋政权也得以这样维持了百年之久。因此，可以想象，东晋统治者用在政治上的心思远远大于搞生产和挖掘人才去治国。

如果陶渊明生活在一个时局稳定，政治开明的时代，说不定他有机会得以实现自己的济世苍生理想。然而世事弄人，但反过来说，也算是成全了陶渊明，实现了人生的另一种理想，成就了一代伟大诗人。

综上所述，陶渊明从士族变成农民作家，有偶然有必然，还有一些历史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