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创作时期的文学风貌（关于王昭君与张君秋）

曾祺逝世后，我写了一篇《故人书简》，抄出他给我的几封旧信，回忆了当年过往的种种，以为纪念。近来整理旧藏师友信札，又发现了曾祺一九六二年自汉口寄我的一信，却是讨论《王昭君》问题的。这是他写的一个京剧剧本，好像是为张君秋写的，不知道后来曾否上演、出版，想来曾祺这种写成而未问世的作品还有不少。只有《范进中举》曾由奚啸伯上演，风行一时。其他都已不可问，不知他家中尚存遗稿否？现在就把曾祺的信抄在下面。

　黄裳兄：

　前日得奉手教，弟今日北返矣。行箧已理就，聊书数语为覆。

　不意弟所为“昭君”，竟与老兄看法相左！周建人文章曾于《戏剧报》草草读过，以为是未检史实，蔽于陈见之论，是讨论昭君问题中的最无道理的一篇。截至现在为止，我仍以为翦伯赞所写的《从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和亲》是一篇实实在在的文章。我的剧本大体上就是按照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敷衍而成，虽然在我着手准备材料时，还没有读过翦文。

　昭君和亲在历史上有积极作用，对汉、胡两族人民的生活、生产均有好处，为铁定不移的事实。你说侯外庐的看法实过于新颖，侯的文章我未见过，不知是在何处发表的，倒想拜读一下，也好长点见识。如侯说与翦说同，则我以为并不“新颖”，而是符合事实。而自石季伦的《明君词》至周建人的谈王昭君，实为各有原因的一系列的歪曲。《青冢记》曾读过，可以算得是歪曲的代表。其中“出塞”一出写得颇好，即现在各个剧种《昭君出塞》所本（昆曲、祁剧、京戏……）这给我造成一个很大的麻烦——这个案于是很不好翻！

我的初稿已写得毫无自信。无自信处在于两点。

　一是史实。为了“集中”，我把历史在手里任意播弄了一回，把发生在昭君和番前十几年的事一塌刮子挪在了和亲前夕，而且把已经死去十六七年的萧望之拉出来作为坚持和亲的主要角色，和害死他的石显相对抗，时间上大大打乱了。这种搞法，莎士比亚大概是会同意的，但历史学家如吴晗市长，大概很难批准。

　第二是戏，难在“动作”太少，而话太多（不管是说出来还是唱出来的）。我这人曾经有很厉害的偏见，以为人生只有小说，而无戏剧。凡戏，都是不自然的（我原来是一个自然主义者）。现在看法上是改了，但终于还是一点不会写“戏”，我那个《范进中举》初稿写出后，老舍却曾在酒后指着我的鼻子说:“你那个剧本——没戏！”看来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了也！

　张君秋（此人似无什么“号”）有一条好嗓子，气力特足（此人有得天独厚处，即非常能吃，吃饱了方能唱，常常是吃了两大碗打卤面，撂下碗来即“苦哇……”——《起解·玉堂春》），但对艺术的理解实在不怎么样。他近年来很喜欢演富于情节的李笠翁式的喜剧，戏里总有几个怪模怪样的小丑起哄。观众情绪哄起来之后，他出来亮亮地唱上两段（这种办法原来是容易讨俏的）。而我的剧本偏偏独少情节，两下里不大对路，能否凑在一处，并非没有问题。好在我是“公家人”，不是傍角儿的，不能完全依他。将来究竟怎么样，还未可预ト。剧本到北京讨论一下，可能要打印出来，征求意见。届时当寄上一本，以俟“杠”正。草草。即候著祺，曾祺顿首，四月十日。

记得我曾写过长信，与曾祺讨论。说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了。我一直认为，和亲是汉家对北胡的政策，在政治的大层面上考虑是一回事；至于具体到王昭君个人，那还只能是被当做货物或筹码，牺牲、使用的被侮辱损害的对象。如果剧作家意在写汉家的政策，那是另一类作品，与写以昭君为主角的应该截然不同。关于昭君历代留下了数不清的诗歌文字，我曾说过，如果细心搜集、汇编成一册《青冢集》，那将是厚厚的一册，仿佛邀请了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物来开一个座谈会，可以听到许多有趣的不同意见。

　我自己，最初受到极大震撼的应是老杜的“群山万壑赴荆门”一律，那比《青冢记》可是早得多了。老杜的诗是为昭君而作的，他关注的是这个小女人的身世命运，“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他想知道，昭君痛苦的内心活动。杜诗号称“诗史”，杜甫不可能忘情于时代政治，为什么他绝不触及汉家的和亲政策呢？

　鲁迅先生在《阿金》一文中说过:“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灭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绝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

鲁迅的话说得明明白白，“安汉”是因为当时执行了和亲政策，而不是昭君的功劳。这就将政治行动和个人作用分得清清楚楚。对剧作者来说，就该将写政治活动与写个人身世命运分开着手。如必将两者揉在一起，那就将陷入不可摆脱的矛盾境地，终将扭曲人物的性格而后已。可能这就是我给曾祺提的主要意见。

　钱钟书有一篇《诗可以怨》，他介绍了钟嵘《诗品·序》的一段话给我们。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钱先生接下去说：钟嵘不讲“兴”和“观”，虽讲起“群”，而所举压倒多数的事例是“怨”，只有“嘉会”和“入宠”两者无可争辩地属于愉快或欢乐的范围。也许“无可争辩”四个字用得过分了。“扬蛾入宠”很可能有苦恼或“怨”的一面……同时，按照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汉妾辞宫”绝不是“怨”，少说也算得是“群”，简直是良缘“嘉会”，欢欢喜喜，到胡人那里去“扬蛾入宠”了。

　钟书先生这里说的是曹禺的《王昭君》，指出的也正是前面所说的矛盾。剧作家把昭君的性格大大地扭曲了，把“怨”抹杀得丝毫不剩，人物成了玩偶，不能不使观众索然意尽。六十年代初期，有一种“翻案风”，对历史人物每作出新颖的理解，多表现在新创作的历史剧中，不知道曹禺是否奉命或得到某种提示后进行创作的。曾祺在此际又为张君秋写同一题材的京剧脚本，可见并非偶然兴起执笔，而是当时的一种风尚。

　曾祺在信里还讲到他对小说和戏剧的看法，认为人生只有小说而无戏剧，凡戏都是不自然的。又声明他原来是个自然主义者。这些对理解他的小说、散文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信又写得那么好，随手点染，处处都有掌故可寻，都是文学艺术史的好材料。展对遗简，真有人琴俱亡之感，再也不能有这样的笔墨了。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

录自 公众号梨园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