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生门依然是最伟大的日本电影吗？罗生门依然是最伟大的日本电影

作者：Jasper Sharp

译者：陈思航

校对：易二三

来源：《视与听》

在《罗生门》上映七十周年之际，你可能会想回顾一下这部电影史上的里程碑。

《罗生门》（1950）

你的原因可以有很多。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海外观众第一次知道了黑泽明的名字。他们还知道了日本电影黄金时代的三船敏郎、京町子和志村乔等明星。

1951年，它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夺得了金狮奖，它也是电影史上的一个标志，意味着世界观众开始对日本电影感兴趣。此外，它还成为了第一部由北美主要制片厂发行的日本电影。

这是一种从东方兴起的、令人兴奋的新式电影。但日本电影刚开始流行的时候，人们热爱的主要是特定的时代剧，而不是以当代为背景的故事。

日本形象不仅呈现在《罗生门》中，也呈现在此后的一系列电影节系统中的艺术电影里，包括沟口健二的《雨月物语》和《山椒大夫》，以及衣笠贞之助的《地狱门》。

《地狱门》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影片既没有表现日本的武士道全盛时期，也没有展现更为晚近的、封建的德川时代（1603-1868）。在1950年代，这两段时期为大多数面向日本本土的观众提供了时代背景。上述的那些电影，展现的是中世纪的、平安时代（794-1185）的日本。

在那样的时代，这片近乎神话的土地，不仅在生活体验上与日本观众相距甚远，也在文化上与海外观众相距甚远，正因如此，它为寓言、神秘与抽象提供了肥沃的创作土壤。

《罗生门》对于电影史的贡献，主要在于革命性的叙事方法。它用倒叙的方式，引入了叙事的不确定性。

《罗生门》

在这部影片里，四位主要的证人在回忆一个重要的戏剧性事件时，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表述。它的剧本出自桥本忍之手，改编自现代主义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的两部短篇小说。它的核心事件是这样的：一位贵妇被侵犯，它身为武士的丈夫，则在与世隔绝的竹林里被谋杀，随后，人们试图查明犯罪背后那无法捉摸的真相——这源于1922年的故事《竹林中》。

而1915年那部更短的情绪性作品《罗生门》，则成为了黑泽明这部作品的片名，它描述了罗生门周围的自然环境，那是古都京都的南门，走出这扇门之后，就将通往那片黑暗中的、罪恶横行的荒野。

正是这个场所为这部影片提供了舞台。我们试图通过犯罪目击者的描述，重构真正发生的事情：一位恰好这个地区的伐木工、一个臭名昭著的土匪（他是主要的嫌疑人）、被强奸的武士之妻、甚至还有被杀的受害者本人，他被灵媒传唤，飘出了坟墓提供证据，这在叙事中添加了超自然的元素，也扰乱了个体性叙述的线索。

甚至连罗生门本身也被描绘成一个独立的「角色」，它遭受着雨水的冲击，在黑暗中与世隔绝。正如日本文学学者保罗·安德勒指出的那样，罗生门就像是「另一个寓言家，它在战后的阴影与无物的空虚中寻寻觅觅」。

显然，黑泽明想让这个寓言变得更加清晰。今天，这座建于789年的大门已经几近废墟。甚至在平安时代末期的时候，它也处于如此破败的状态，它成为了窃贼、杀人犯与其他不法之徒的纵横之地。

1919年，芥川龙之介曾将这座建筑看作是一种象征，在他的笔下，这扇门代表着席卷日本社会的不安。但在黑泽明这部影片的尾声处，我们在被摧毁的拱门下，看到了一个被遗弃的婴儿——这意味着，它在物理性的存在即将凋亡的时候，发挥了一种更为悲惨的历史作用：那些不受欢迎的人，都会被扔到这座垃圾场。

根据安德勒的说法，在黑泽明最初的构思里，它会被一系列摇摇欲坠的小摊包围。这就类似于占领时期的东京街道，上面铺满了黑市摊位。不过，最终，黑泽明还是花费了巨资，重建了故事中这座不朽的建筑。他还雇佣了消防车，将其浸泡在无休止的细雨之中。他通过这种方式，阻隔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这种明确的视觉联系。

虽然黑泽明当时已经拍了十一部电影，但他还远非当地的传奇人物，也不是他即将成为的国际大师。为《罗生门》提供资金的大映对这个项目也没有什么信心。该制片厂此前刚刚制作了一部黑泽明影片——《静夜之决斗》（1949）。

《静夜之决斗》

黑泽明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他的下一部作品——松竹公司制作的、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原作的《白痴》（1951），遭遇了商业与评论的双重灾难，因此，大映撤回了制作黑泽明另一部作品的提议。

当《罗生门》在1950年8月26日上映之后，并没有取得特别的商业成功。不过，与人们普遍的看法相反，它在评论界的反响还不错。《电影旬报》的作者们在年度十佳中将它评为当年第五好的作品。它此后在国际电影界的地位，可以归功于Italia电影公司的代表——朱利亚娜·斯特拉米约利。

她在一次日本之行中看到了《罗生门》，并推荐它参加次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大映没有告知黑泽明这个喜讯，甚至当它赢得了享有盛誉的金狮奖时，也并没有通知他。后来，这个荣誉将这位导演从后《白痴》时期的低迷中解救了出来。

《白痴》（1951）

毋庸置疑，《罗生门》成为了十多年以来最受关注的日本电影。它在威尼斯电影节受到的赞誉，导致雷电华公司决定在北美发行它，时间是1951年12月。当时，为今天所谓的「外国艺术电影」准备的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

正如格雷格·史密斯在《西方对<罗生门>的批判性接受》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在此之前，大型制片厂尝试发行带字幕的外国电影，要追溯到1948年，当时RKO发行了雷内·克莱尔的《沉默是金》（1947）。

在英国，《罗生门》于1952年3月上映。《电影月刊》的评论家指出，它是「多年以来，这个国家看到的第一部来自日本的电影」。几个月后，也就是1952年8月，它的发行商伦敦电影公司发行了第二部黑泽明的电影，那是他早期喜剧时期的作品《踩虎尾的男人》（1945）。

《踩虎尾的男人》

黑泽明在国际市场上的突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在日本的声誉。人们认为他是一位迎合外国观众的日本导演。正如他在自传中写的那样，因为他获得了金狮奖与随后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所以日本的评论家坚称，「西方人对于东方的异国情调，仍保有好奇心与猎奇的品味，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种评价都让我感觉很糟糕」。

某些外国评论家对《罗生门》的评价，确实证实了这种状况的可能性。

西蒙·哈考特-史密斯在《视与听》的评论里，开篇就已经警告了读者：「这部电影代表着一种可能离我们的世界最遥远的传统与观点，而它直面着我们自己的传统与观点。」这位作者作出了反常的、但又颇具启发性的评论，他认为《罗生门》「令人奇怪地想起三十年前德国无声电影中的情绪，而它们也是在战败之后创造的东西。」

《罗生门》

当画家詹姆斯·惠斯勒发现日本艺术之后，在七十年的时间里，有相当一部分的评论，都详细地描述了日本主义的特质。正因如此，这位作家宣称，「西方花费了一定的时间与经验，才得以区分纯粹的新奇之物，与那些真正卓越的事物」。

哈考特-史密斯常常提到歌舞伎，他还指出，「重复确实是歌舞伎艺术的突出特点」，虽然这是一句误导性的论点，但他显然是在暗示《罗生门》中以多个角度重温情节的叙事技巧。

确实，虽然哈考特-史密斯将《罗生门》看作是「二战结束以来世上最激动人心、最非凡的影片之一」，但是，也会出现这样的评论：「我们发现，自己目睹着一个社会习俗与心理反应都与自己格格不入，却又无限地吸引我们的世界」，这种评价足以指出，大多数的英语评论家，在撰文谈论这部作品的时候，其实面临着一种令人不快的事实。它在电影节上唯一放映的版本是日语佐以意大利语字幕。

凯瑟琳·德拉罗什在同一期《视与听》上发表的威尼斯报道中指出，她「不懂日语，对于意大利语的理解也很少」。而且，电影节还将导演的名字打成了「Achira Curosawa」（应为「Akira Kurosawa」），这显然是从原始的宣传材料里延续下来的一个错误。

于是，德拉罗什只得关注它那形式层面的惊人质感。她指出，作曲家早坂文雄对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进行了创新性的再创作；她还赞扬了宫川一夫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摄影，这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森林的场景中，他呈现了「阳光穿透树叶的状态，展现了所有的、自然形成的图案。

在此之中，我们目睹着人物的动作、他们的脸和手，这一切构成了极富说服力的、美妙的画面。正因如此，在我看来，《罗生门》确实是有声电影的最高典范。它的画面叙事保持了自己的连续性，而且还不断地加强。它的影像与声音结合在一起，但却没有被声音打断。」

《罗生门》在美国上映的时候，它被添加了英语字幕。正因如此，美国的评论家更有能力评价它在叙事上的创新。

亨利·哈特在1952年1月的《电影评论》中写道，这部电影的突出之处在于「对人类内心的洞察。这足以让西方的心理分析感到羞耻。我们可以意识到，森林事件那不同版本的故事，或放大或保护了叙述者的自尊。这部影片的基本论点在于，日本人在问询世界：『谁知道谁是有罪的？谁又是这可怕事件中的无辜者？』」

1951年12月27日，博斯利·克劳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评价了这部电影，他指出，「这是一部独特的、具有异国情调的艺术品，我们很难将它与传统的故事片相比较，」他还询问道，「那么，这部影片是否与当代具有相关性呢？它那令人沮丧的愤世嫉俗，以及最终把握希望的方式，是否反映了当前日本的国民性？我们或许无法告诉你这一点。」

我们可能很容易忘记，西方曾在1964年改编过这部影片，那就是1964年的《西方罗生门》，这是一部由马丁·里特执导的作品。保罗·纽曼饰演了土匪，克莱尔·布鲁姆饰演了受害的女性，爱德华·G·罗宾逊则担任了叙述者。

大多数人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芥川龙之介的原始材料，随后在日本也不断地被反复翻拍，譬如佐藤寿保的《草间幻秘》（1996）、三枝健起的《迷雾》（1997）以及中野裕之的《多襄丸》（2009）。

不过，即便是没有看过黑泽明影片的人，也很可能知道那个心理学术语「罗生门效应」。它描述的是那些不可靠的目击者，对于某些事件相互矛盾的表述。

任何称职的导演、评论家或编剧都会知道，桥本那种开创性的叙事技巧，如何广泛地影响了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1994）、布莱恩·辛格的《非常嫌疑犯》（1995）、理查德·林克莱特的《录音带》（2001）乃至张艺谋的《英雄》（2002）以及海量的电视剧。

毕竟，这是一个主观经验与客观事实的界限日益模糊的后真相时代，这难道不是重温《罗生门》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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