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的二十条罪状（和珅官场手段多厉害）

在乾隆朝，和珅凭靠玲珑善作，能够参透帝王心机，受到乾隆宠信，加之他贪赃枉法后的弥缝手段又极其毒辣，任凭谁人，想要剪除他的羽翼，扳倒他，结局近乎都是一个样，和珅安然无恙，弹劾之人不是遭到申斥，就是丢官、流放、横死。

不妨来举几个例子。

乾隆五十一年，御史曹锡宝上折弹劾和珅家奴刘全违制建宅，使用豪华马车。和珅在承德避暑山庄得知此事，立即送出六百里加急密信，要刘全改宅毁车，换穿打有补丁的粗布衣裳。待乾隆派人来查，和珅早已掩盖好一切，结果，曹锡宝弹劾不成，反遭革职。

另一个御史管世铭就更惨了。在一次酒宴上，管世铭借着酒劲，当众放出大义豪言，非弹劾扳倒和珅不可。结果又是怎样呢？当天夜里，该御史便暴毙而亡，至于死因，无人深究。

乾隆五十五年，内阁学士尹壮图的壮举惨变“妄言”就更有名了。这一年，尹壮图上奏乾隆说，封疆大吏贪腐成风，各省库存银多被挪用，亏空严重。乾隆阅之大怒，和珅为庇护党羽，趁机进谗言，诬蔑尹壮图妄言抹黑乾隆盛世。

此一言可谓参透了乾隆虚荣的帝王心机，比起憎恶贪官，乾隆更恨揭穿盛世假象的刚直之臣。

但尴尬的局面已经摆在朝堂上，怎么办呢？

和珅说，好办！为了彰显朝廷彻查的决心，建议派户部侍郎庆成陪同尹壮图一同下去，索性大查特查。

乾隆一向好大喜功，不容有人质疑他所创造的“盛世”，对于这样“自欺欺人”的建议，他是无法拒绝，甚至是乐见的。于是乎，一场本能肃清毒瘤的调查被和珅瞬间篡改成了荒诞的闹剧，每到一处，一丘之貉的庆成总是设法掣肘尹壮图，为贪官污吏弄虚作假，借银充库，争取时间。可怜那尹壮图，查到最后，眼见各省库存官银丝毫不差，只能承认自己犯有“妄言”之罪，任由朝廷摘去顶戴花翎。

知晓了乾隆朝的虚荣黑暗，再来看那些明知难赢，却偏要打虎的忠义刚直之臣，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在乾隆朝，御史钱沣就是这样一位让人钦佩的人物，虽说他最终没能彻底扳倒和珅，但在彻查山东巡抚国泰一案上，他却是罕见地斗赢过一回。

咱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御史钱沣的可歌可泣。

钱沣生于昆明银匠之家，幼年时家境贫寒，无钱读书，只能从水德庵惜字炉旁的废纸中拣出残篇断简，熟读深思。因为志在读书，勤奋刻苦，十几岁时钱沣即展现出过人的才艺，人称“滇南翘楚”，但钱沣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乾隆二十二年，十七岁考中秀才后，过了十一年，到了乾隆三十三年，才考取举人。

中举这一年的冬天，钱沣赴京参加第二年春天的会试，可惜落第。无奈之下，他只好去湖北公安投奔在此做知县的好友万钟杰。寄人篱下，蹉跎了几载，乾隆三十六年，三十一岁的钱沣再次赴京参加“恩科”会试，这一次，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高中三甲第十一名进士，随后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为检讨，充任国史馆纂修官。

在翰林院国史馆，钱沣一干就是十年。

乾隆四十五年，钱沣随正考官邵晋涵到广西主持乡试，次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到通州稽查粮仓。

正是在江南道监察御史任上，钱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于乾隆四十七年上了一道旨在剪除和珅重要党羽的弹章。在这道弹章中，钱沣指控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索贿舞弊，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民财，下属几十个州县的国库亏空严重，罪大恶极，应当严惩。

钱沣之举随即震动了整个朝堂，甚至有人私议，区区六品监察御史，竟敢弹劾背景深厚的封疆大吏，难道他不知道国泰是何许人吗？

国泰的来头确实不小，他本姓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身后有着三层深厚背景。一层，他是皇妃的伯父，乾隆的伯丈；二层，他老子是四川总督文绶，不仅有官场根基，而且有朝堂人脉，刘墉便是文绶的老部下；三层，他是和珅的重要党羽，一向与和珅同流合污，长期受到和珅的庇护。

靠着这三层深厚的官场背景，国泰在乾隆朝的官场升迁速度很快，数年功夫，便从泗阳县令窜升到山东巡抚的高位上。

在山东巡抚任上，国泰伙同山东布政使于易简，贪赃枉法，挪用库银，山东下属各府衙门的国库长期亏空，官场上处处都是乌烟瘴气。不仅如此，山东连遭三年灾害时，国泰非但不设法救灾，相反丧心病狂地向朝廷邀功请赏，以荒报丰，继续开征收税。凡无力完纳者，一律查办，并因此杀害了九名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

钱沣的弹章，因获得了大学士阿桂以及大将军福康安的支持，很快被呈送到了乾隆面前。

乾隆看到这一弹章，直皱眉头。

乾隆皱眉的政治含义是很微妙的。自进入乾隆朝的中后期，因好大喜功，虚荣心在作祟，乾隆在很多方面已陷入“自欺欺人”的盲目境地。在他看来，他的宠臣们都是忠臣，谁弹劾他们，谁就是捕风捉影，陷害忠良；他治下的天朝只有繁荣昌盛，绝对没有黑暗腐败，谁站出来揭露黑幕，谁就是蓄意唱反调，抹黑前所未有的乾隆“盛世”。

所以，当眉头皱完之后，乾隆表现得很固执，而且很可笑——你钱沣说国泰是贪官污吏，朕根本不信。为了证明朕的判断是正确的，不妨将最了解山东情况的人叫来，孰是孰非，一问便知。

然而，乾隆召来问话的人是谁呢？

不是别人，正是跟国泰狼狈为奸的山东布政使于易简。

难道乾隆不知道于易简是个什么货色？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此人能告诉乾隆，国泰是忠臣，乾隆“盛世”千真万确。

于易简这个人，是前任大学士于敏中的弟弟，因见国泰权大势重，一向对其阿谀奉承。此人软骨头能到何种程度呢？有清一朝，布政使与巡抚官阶相同，都是从二品，均为封疆大吏，布政使虽是文官，若是硬骨头，是能够制衡武将巡抚的。但于易简无意挺直腰杆，只管对国泰阿谀奉承，遇事甚至向国泰长跪禀告。

这样的一个人，当乾隆召他前来问个清楚的时候，他会怎么说就一点悬念没有了。在朝堂上，于易简誓言旦旦地坚称，山东巡抚国泰绝没有贪婪横行，庇护劣臣之事，只是有时候对属员比较严厉罢了。

听到这样的证词，乾隆很欣慰，高兴之余随即下谕说，国泰并无劣迹，论过，不过是办事认真欲速见效之过。

换作意志不坚的直臣，看到这样的上谕，退堂鼓不打也得打了，但钱沣是个非同寻常的主儿，不久之后，他再次上书弹劾国泰，并且言明，如查不到国泰劣迹实证，甘受处罚。

对于直臣的叫板，乾隆一向有对付的手段，尹壮图就是个鲜明的例子。简而言之，既然你将脸伸过来了，那乾隆是非打不可的，因为借此所谓的“盛世”又可以粉饰、彰显一道。

那么，这一次乾隆是怎么“玩”的呢？

大张旗鼓，明查暗保，叫钱沣灰头土脸，一无所获。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初四，乾隆连下两谕，准御史钱沣所奏，并委派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为钦差大臣，一同前往山东，秉公据实查办。

细品这三位钦差大臣，乾隆可谓是用心良苦啊！和珅自不必说，他跟国泰是一丘之貉，当然会想尽办法地保全；刘墉，是国泰老爹文绶的老部下，官场的人情世故，刘墉岂能不顾；工部右侍郎诺穆亲，此人乃是皇亲，代表的是乾隆本人的意思。

乾隆之虚伪，还在于他热衷于玩弄各种场面。做完这样的人事布署，自认为暗保国泰已没有问题，只隔了两天，乾隆便高调地玩起了严肃认真的场面。

四月初六日，乾隆对军机大臣颁下一道上谕，煞有介事地将查办此案的方针办法强调了一番——

“钱沣弹劾国泰、于易简贪纵营私，致历城等州县的仓库亏空。今派和珅等严切查究。仓库亏空之事，和珅等逐一对比印册盘查，自能水落石出。而索贿行贿之事，就比较难办，双方都不愿如实呈述，可对各官晓谕，若伊等供出实情，其罪可从轻处理。此谕由六百里加急传谕和珅等人。”

此道谕旨颁下后，大概是还觉得不够，四月初八，乾隆又下谕军机大臣、原任山东济南知府吕尔昌，推荐其任安徽按察使。这吕尔昌是国泰的人，最知国泰内幕，因此乾隆要求他据实指控国泰、于易简的贪婪不法，毋许丝毫欺隐，否则重惩。

上有乾隆遮天，下有和珅作梗，按说钱沣此行山东，想查出国泰贪纵营私的实证应该很难。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外的破局助攻者出现了。

此位破局助攻者就是乾隆选定的三位钦差大臣之一，历史上有名的刘罗锅，刘墉。

要说刘墉为何会出手相助于钱沣，得从他的父亲说起。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当年也当过左都御史，后来才升至“东阁大学士”。刘统勋一生查办过许多封疆大吏，如云南总督恒文、巡抚郭一裕、山西布政使蒋洲、归化将军保德、江苏布政使苏崇阿、江西巡抚阿思哈等等，此人堪称朝堂上的打虎健将，绝非那些专拍苍蝇的御史可以比拟。

除开胸膛之中尚存老父亲嫉恶如仇、刚直正义的血气，刘墉此次出手还在于他对局势的判断。刘墉乐观地认为，此次弹劾国泰的势头很猛，乾隆连下几封六百里加急的上谕，其真实态度虽有暗保国泰之意，却也存在盲目相信国泰之流的误区。这时如能助钱沣一举扳倒国泰，乾隆头脑一清醒，说不定会褒奖他打虎的勇气。

总之，刘墉此次出手，既有刚正不阿的一面，也有寻机钻营的一面。

历来朝堂之上，得中庸精髓之人，都是官场老鬼，刘墉便是一个典型。决心出手相助，尚未动身前往山东前，刘墉即及时点拨了钱沣，和珅必会派人先期赶往山东，授意国泰大胆采取蒙混过关的计策，你现在要做的事有两件，先一件你提前出发，途中有动静一定要果断出手；后一件是抵达山东后，切忌硬碰硬，而要将计就计。

钱沣心领神会后，随即按照刘墉的意思，提前化妆出发，一路前往山东。清人笔记有记载，钱沣离京刚走到良乡，便发现了一个可疑之人，骑着马匆匆地向南走。钱沣默默记下了此人的相貌。等快到山东济南时，先前被记住的这个人又被钱沣撞见，这一次，他是向北而去，很显然，这是在济南见了要见的人，要回京城去。

刘墉有言在先，事不宜迟，钱沣对此人果断采取了措施。一搜身，果然搜出了国泰写给和珅的密信。在密信中，国泰说他已借好了商人的款子，放在库里静候钦差大人查验。

钱沣拿到密信，探知国泰底细后，慢慢进了济南城，等候三位钦差大人前来。

和珅、刘墉、诺穆亲三位钦差到来后，钱沣显得很谦恭，尤其对和珅。

钱沣请示和珅，怎么个查法？

和珅说，不必兴师动众，抽查几十封银子，若数量与册籍所载相符，此案就算有定论，没有必要继续查下去了。

钱沣表示照和大人的意思盘查，没有问题，只是有一点，为防有人做手脚，抽查期间，最好将银库封存。

和珅认为国泰的手脚已经提前做好，钱沣已抓不到把柄，于是痛快地答应了。

然而，和珅没有料到，有国泰的那封密信以及刘墉的指点，钱沣早已知晓库银的成色不对。大清官银，一律是五十两为一锭，而且银子的成色属上乘，少有“圆丝、杂色”，而商家的银子就不同了，不仅两数不准，而且多有“圆丝、杂色”。

第二天，在抽查银子时，钱沣突然提出质疑，库银的成色不对，有拆借掺假的嫌疑。

和珅听了，很是不以为然，大有钱沣吹毛求疵，何为为证的嚣张气焰。

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忽然之间，只见众多商人纷纷涌来，一边禀告银子被借的缘故和数量，一边要求领还所借之银。

因为众商人手中持有借据，和珅无法阻拦，国泰更是束手无策，几乎是眨眼的工夫，库银就“如洗”见底了。

原来，在前一天，钱沣已派人四处贴出了告示，如果被借银存入库中的商人，不将银数呈告官府，请交归还，便将其银悉数没收。

见把戏被揭穿，国泰跪地不起，拼命地想抓住和珅这根救命稻草。

和珅“审时度势”，料定国泰完了，于是立即翻脸，玩起了丢车保帅的把戏，马上站队到刘墉、钱沣一边，开始彻查国泰贪纵不法一案。

这一彻查不得了，国泰贪污索贿共计八万两脏银。

乾隆得知这样的结果，愤怒里面包裹着羞愧，这个国泰实在可恨，真是又脏又蠢。众目睽睽，人赃俱在，没有办法，乾隆只好颁下上谕，令和珅、刘墉缉拿国泰回京，并开仓赈济山东百姓，平息民怨。

然而，等到国泰被押解来京后，乾隆的心思又有些动摇了，于是他找来刘墉，希望这位官场中庸大师能为自己和一把稀泥，为国泰贪纵找一些托辞，为乾隆盛世开一开美言。

但这一次刘墉没有买乾隆的账，他非但没有领会乾隆的真实意图，相反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的罪行，建议严惩。

贪官愚蠢可恨，直臣刚硬不懂事，如此一来，乾隆只好去做“盛世明君”了，三天之内，他一连下了四道上谕，宣布：国泰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押解于易简至京面审；革国泰、于易简等人官职。

六月初，乾隆恨意难平，勒令国泰、于易简二人狱中自尽。

国泰不保，乾隆必须英明，这样的局面让刘墉、钱沣看到了扳倒了和珅的“曙光”，于是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缴获的那封国泰写给和珅的密信亮到了乾隆面前。

乾隆看了这封密信，先是一言不发，待三位钦差一同前来复命时，乾隆听着听着，突然断喝一声：“和珅，你可知罪？”

这阵仗让刘墉觉得有戏。

然而，待和珅在朝堂上表演开来，刘墉这才意识到自己终究是太乐观了。

听到乾隆的断喝，和珅诚惶诚恐，扑通跪倒在地：“皇上明察，臣此去山东，小心谨慎，秉公办案，深恐有负皇恩，求皇上明鉴。”

乾隆的断喝，本就是一种假象。若真心要治和珅的罪或者查办和珅，他绝不会将那封密信掏出来，然而刘墉看到的却是，和珅刚表完态，乾隆就将那封密信扔到了和珅面前。

没有官场道行的人，看到这样的情景，多半会认为领导要动真格了；有官场道行的人，则会告诉你，这是一种隐蔽的袒护。

果然，和珅看完密信的内容，心里立刻便有了底，于是他义正言辞地说：国泰此举用心极其险恶，他想拉臣下水，同流合污，莫说臣未曾接到这样的密信，接到了，臣一定会据此严惩国泰。

乾隆给台阶下，和珅如此狡辩，刘墉还能说什么呢？

坚持说国泰和和珅有肮脏的勾结，自己反倒成了捕风捉影、栽赃陷害的小人。

有如此的感慨，刘墉意识到，在乾隆的朝堂上，针对和珅的结果可能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刘墉随后的官场遭遇，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

乾隆五十二年年初，刘墉因为泄漏他和乾隆关于当时另外两个大臣评价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

还是在这一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刘墉又遭到太常寺卿德保的猛烈弹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学生向监考老师送礼之事，御史德麟不依不饶，又站出来弹劾。这事本与刘墉本身没有干系，但乾隆却借题发挥，再次处分了刘墉。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职，乾隆得知此事，对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处罚的格外严厉，不仅将其降为侍郎，不再兼职南书房，而且专门下了一道上谕，大骂刘墉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

到了嘉庆元年，名为太上皇实际仍旧大权在握的乾隆，依旧给刘墉穿小鞋。按资历，空缺多时的大学士一职早应让刘墉补上，但乾隆宁愿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也要将刘墉排斥在外。

刘墉当然知道，这一连串的遭遇和打击，和珅在背后进谗言，做手脚，是少不了的。没有办法，为了自保，此后的刘墉再没有刚正不阿的气概，在和珅面前，他变得弯腰屈膝，甚至主动送去自己的墨宝，以示迎合之意。

刘墉很无奈，那钱封呢？

钱沣不同，他是可歌之后又可泣。

对于在国泰一案中，和珅毫发无损，钱沣的内心是激愤的。此后多年，他一直在秘密收集和珅贪赃枉法的罪证。然而，刚直的御史终究还是没能沉住气，乾隆五十九年，钱沣隐忍不住，再次出手，这一次他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和珅。

钱沣状告和珅，身为军机大臣，每天不到军机处办公，而是独自一人坐在宫里”内右门“的”旧直庐“批阅公事。去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仅有阿桂一人，其他几个，如王杰与董诰只到”南书房“，福长安只到”造办处“。遇到皇上召见的时候，他们才一个个从各自的房间走出，”联行而入“，”退，各还所处“。

官场明眼人一看便知，钱沣此次开火，火力实在是太猛，打击面实在是太大了，和珅虽是矛头所指，但他本人无形中却成了军机公敌。

面对钱沣的弹劾，和珅依旧狡猾可恨，不失”水准“，他跪在乾隆面前，先是坦诚不到军机办公，实乃是因为军机大臣之间存有矛盾，在”旧直庐“批阅公事，为的是远避德高望重的阿桂，维系平和之气。

听到这样的解释，早已昏聩的乾隆问和珅，此事该如何了断？

接过乾隆的问话，和珅毫不含糊，毒辣进言，钱沣忠心可鉴，皇上不妨给他一个”稽查军机处“的差事，如此可显皇上英明公正。

乾隆听了，甚是满意，当即准奏。

何以说和珅毒辣要命呢？

接过”稽查军机处“的差事，仅仅过了一年，五十六岁的钱沣即暴卒于北京云南会馆。坊间传言，是和珅毒死了钱沣。但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却一针见血地说，和珅根本不用下毒，稽查军机处乃苦差，钱沣耿直负责，他是被活活累死、气死的。

颇有意味的是，钱沣在京做官时，没有马车，常年骑一匹瞎了一只眼的骡子。当这匹瞎眼骡子拉着钱沣灵柩返回云南故土，途径良乡之时，被钱沣弹劾过的湖南巡抚、贪官浦霖因案发被押解到北京处斩，灵车与囚车不期而遇，相对而过，当地老百姓为之感慨——清官走了，贪官该死，乾隆盛世，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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