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我们的才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我们）

VOL.35

惠英红

“因为我永远相信明天的东西是最好的，所以才会不断去追求。”

电影《最好的我们》首映礼上，惠英红状态特别轻松，接受媒体采访，空闲时间跟着其它主创跑厅和观众交流。

一天的时间，她前后换了5套衣服。每套穿着都让人眼前一亮，“少女感”十足，非常契合《最好的我们》给观众青春的气息。

那是女艺人对美的追求，同样也是典型的香港老牌艺人对工作的专业追求。

惠英红在电影里饰演男主角余淮的妈妈，戏份不多，在武汉就拍了6天。除了一场在学校开家长会的戏，其它戏份几乎都是躺着的。

即便如此，她还是贡献了全片最好的演技。

在外界看来，现在的惠英红可以称得上是最好的演员。单就金像奖，就已经手握3座最佳女主角，2座最佳女配角。因为也不少人调侃着， “红姐不是在拿奖，就是在拿奖的路上”。

惠英红凭借《幸运是我》第三次获得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采访时，小电君问她，如何定义“最好”。

她用过来人的口气回答着，“我的习惯来说，没有要定义什么是最好的。因为我永远相信明天的东西是最好的，所以才会不断去追求。”

这个回答非常惠英红，带着江湖儿女的洒脱，看尽现实凡尘中的沧桑。不过，她又若有所思的想了想，给出了她对“最好的我们”的定义。听到答案之后，确实更像是她经历了曲折生活后，对自己做的一个注解。

那么，我们跟着惠英红的讲述，回看她的经历，最后再来读懂她的答案。

惠英红新片搭档演员陈飞宇， “我其实不知道这是飞宇的第二部作品，他演得很好，特别像我是新人时候的状态，都很聪明。”

诚然，她的影视生涯中，第一个角色是穆念慈，“我的第一场戏就是穆念慈和爸爸一起被抓到牢里，是一场快要生离死别的感情戏。当时旁边的人都在好奇，这个女生怎么了？真的是第一次拍戏吗？”

下戏之后，就连导演张彻都不断问她，“你拍过很多戏了吗？”因为张彻绝对没想到，那个20岁都没到的女生怎么能说哭就哭，要多惨就多惨，还一点都不害羞。

和陈飞宇出身电影世家不同，惠英红的前半生并不幸福。

“我最年轻的时候，都在要饭，在忙着赚钱。那时候，同龄的小孩都在荡秋千、吃糖，但是我每天只能在街上跑，看街上走过的每个人，想着谁可以多给我一点钱。”

不过因为要躲警察，所以她不得不经常在楼道之间跑来跑去。惠英红开玩笑，“我当时就在玩跑酷了，好像也算为后来的武打戏打下了基础。”

14岁的时候，惠英红终于决定不再乞讨过日子。“我第一份工作是跳舞的，在舞台上表演中国舞蹈。”

幸运是她，在夜总会工作不久之后，很快就被午马发掘。出演《射雕英雄传》之后，惠英红正式出道，签约了邵氏影业。当时，甄子丹的母亲成了她的武术指导。

在当初，武打电影是主流。惠英红表现出了当时女星中少有的“敢”，拍起打戏来从不喊苦。正是因此，功夫片大师刘家良收她为徒，让她做自己的御用女主角。很快，她成了名噪一时的邵氏武打女星，大家推崇的“打星皇后”。

1982年，正是因为出演了刘家良导演的《长辈》，惠英红获得了首届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时至今日，她也是金像奖史上，唯一一个凭借纯正的功夫片拿下最佳女主角奖杯的演员。

虽然获得了很多演员都会羡慕的成绩，但是在惠英红看来，这是她用自己的青春换来的。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青春。”

惠英红已经拿了5座金像奖奖杯，每次站在领奖台上，她都哭得稀里哗啦。

殊不知，她曾经把第一座奖杯丢在了床底下，等到再拿出来的时候，奖杯已经生锈了。

“那时候很年轻，家里真的很穷，我一个月工资才500元，要养一家六口人。上台之后，我拿到奖之后，我还敲了敲，发现这个是铜，肯定就不值钱。”惠英红在夜总会跳舞的时候，每个月能拿1500元工资，所以起初家人并不赞成她的选择。

在当时，惠英红只有一个想法，要摆脱贫困。

“可是我并没有意识到，我自己到底复出了多少。我只知道要多赚一点钱，多拍一点电影。”回想起第一次的金像奖，“我其实挺浪费那个第一次的。”

惠英红第一次拿金像奖

由于常年拍武打戏，惠英红的身体伤痕累累。“我因为拍戏，有囊膜炎和腹膜炎，连命都没有了，才拼出的这个奖项。”因此，她也不希望自己被“打女”这个标签化，当时就和邵氏提出了转型的要求。

“可是，当时他们觉得我是动作演员，很卖座，如果转型的话，未必会成功。”

因为转型的问题，惠英红在香港电影新浪潮时期，无法得到更多的机会。虽然也有新浪潮导演找她演戏，但多是一些配角，到后来甚至连戏都没有了。“我之前同期试过拍9部戏，后来一年变成两三部，再下去就变成一年一部戏，再过一段时间，到了三十多岁，是完全没有了的。”

90年代末期那几年，几乎成了惠英红人生的又一低谷。那段时间，她犯了抑郁症，拒绝见人，还一度吃安眠药自杀。后来，在亲友们的鼓励下，她慢慢走出失落的情绪。

2003年，她低调复出，回归TVB拍戏，之后又接下了小成本影片《心魔》。

阔别28年，惠英红凭借《心魔》，再次站上了金像奖领奖台。她泪流满面，说，“我等了那么多年，真的是我，怎么可能不哭。”

“经过掉下来之后，再往上走，然后拿到第二座金像奖，其实这个过程比我拍《长辈》的时候还要难受。那种难受不在于我每天的摔打，或者是身体的病痛。而是当再跑出来的时候，会有很多冷言冷语。这个过程对于我这么一个要强的女生来说，其实打击非常大。”

重新出来演戏之后，从《心魔》至今不过十年，但是她已经成为大家眼里的“文艺片皇后”。

在主演完电影《K女士》之后，惠英红终于有了底气宣布，再也不出演功夫片。

“我的体力，或是健康状况，都已经不能够让我拍一辈子的动作片。其实我一直想去转型，做一个有实力的演员。”

如今，她为了挑到好剧本，不惜自降片酬。每每接到一个角色，都把自己崩得“绝境”，“在我看来，上天不一会总给你机会。在五十岁的时候，当你再获得机会后，那么你要花的苦功，要比年轻的时候努力更多。”

《K女士》中，55岁的惠英红有大量大戏

至于拿奖这件事，“虽然没有我第二次那么激动，但是有了过去的种种，每个奖在我心里都有些许扬眉吐气的感觉。”

年轻的时候，她一直抗拒演母亲的角色。如今，她接连演的几个角色都是“妈妈”一角。

2019年，再次拿下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时，她诚惶诚恐，在微博上写下一段感谢话，更坦言，一度害怕大家会对她“审美疲劳”。

“我虽然每个角色都是妈妈，但是希望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有时候我也会有瓶颈期，每次遇到瓶颈的时候，其实会对自己挺没有信心的。”

《最好的我们》首映发布会上的惠英红

在电影《最好的我们》中，惠英红只有简单的几场戏。但是为了这几场戏，她看完了全部的剧本，也为这个“母亲”一角提炼出了自己的见解。

毋庸置疑，她是当下最好的女演员之一。

明年，惠英红就将进入花甲之年。

对于她而言，所谓的“最好”，答案其实是“家人都能在一起，如果有爱人就最好了。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中老年人，都能聚在一起，喝喝小茶，打打麻将。”

如今，惠英红和同样单身的妹妹住在一起。关于她的爱情，被提及更多的还是那段和外国水兵的童话。

采访最后的时候，小电君问她，“那还会相信爱情吗？”

“为什么要放弃美梦呢？又不用钱，又不浪费我时间。只是睡觉前，给自己整理一个故事，让自己睡得更好。”说这段话的惠英红，满脸洋溢着那股“少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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