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音707到波音797飞机（从芝加哥到华盛顿）

5月5日，波音公司宣布，将把其全球总部从目前的芝加哥迁至华盛顿特区郊外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

对于此次搬迁，波音首席执行官戴夫·卡尔霍恩在声明中表示：“鉴于新地址靠近我们的客户和利益相关者，并且可以接触到世界一流的工程和技术人才，因此此次搬迁对我们具有战略意义。”

消息甫一传出就成为了行业内的热门新闻。媒体普遍反应：怎么又要搬总部？这次波音是为什么要把总部搬到阿灵顿？毕竟目前位于芝加哥市北河滨广场100号的波音全球总部是在2001年才从西雅图迁出入驻的。这才刚20多年，波音就又要迎来“乔迁之喜”了？

“西雅图”可以说是波音身上最重要的地理标签，虽然波音全球总部已早不在那里了。近年来，波音不断变卖手头“闲置”的办公园区、仓库和未使用的土地等，其中就包括作价1亿美元卖掉了西雅图的商用飞机总部大楼。

抢总部，但抢的不只是人

2020年9月，美国众议院运输委员会（House Transportation Com mittee）在对波音737MAX事件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媒体广泛报道称，1997年波音公司与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的合并，以及4年后其总部的搬迁，极大地改变了波音的业务重点：从致力于解决棘手的工程问题变为致力于提高和扩大公司财务利润。

2020年9月，美国众议院运输委员会公布了737MAX空难调查报道。2021年初，波音以25.136亿美元的赔偿金额与美国司法部就免于刑事诉讼达成了和解协议。但时至今日，呼吁严惩凶手的空难家属还在上诉，希望能够驳回这一和解协议。

即便在这份美国官方出具的波音737MAX事故调查报告中，相关部门也不忘以一定篇幅来回顾波音的历史，并尤其提到了那次标志性的搬迁。那么，20多年前的那次搬迁前后，波音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

所谓“媒体广泛报道”的观点，一言以蔽之：2001年，波音将全球总部搬至芝加哥，意味着自此“距离资本更近，距离航空更远”。

的确，相比位于西海岸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市无疑距离资本、投资者和客户都更近了。不仅是距离而今被称为资本中心的华尔街更近，而且20年前，作为美国第三大城市的芝加哥本身就是如日中天的全球金融中心。

当时，波音欲搬迁总部的消息甫一传出，芝加哥、达拉斯、丹佛三座城市就上演了一场“抢波音”的招商大战。三方都给出了上千万美元的搬迁费、补贴、税收优惠等优厚条件欲吸引波音落户。最终“赢家”芝加哥市给出的红利是：伊利诺伊州和芝加哥市在20年内将向波音提供超过6000万美元的税收优惠和其他激励措施。

这场招商大战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为自己争得波音全球总部不到500人的工作岗位，更是冲着波音这块招牌的巨大影响力：能够吸引一家国际知名企业的全球总部落户，是对这座城市营商环境的最优背书。根据当时的报道，甫一迁入的波音次年就成为了伊利诺伊州销售额最大的公司（超过了当时的麦当劳、摩托罗拉等），当时的媒体预计20年内波音会给该州贡献高达50亿美元的GDP。

总部搬迁，搬坏了企业文化？

2003年，在搬入芝加哥新总部两年后，一手推动波音并购麦道，并主导了这次总部搬迁的波音总裁兼CEO菲利普·M·康迪特（Philip M. Condit）因为波音在美国空中加油机项目中的丑闻引咎辞职。接替这位“老波音人”的是昔日的老搭档、曾担任波音COO、波音集团副董的“麦道人”哈里·斯通西弗（Harry Stonecipher）。

2004年，斯通西弗在接受《芝加哥论坛报》采访时坦言：“人们说我改变了波音公司的文化。是的，这就是我的意图，这样波音就像一个企业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公司……波音是一家伟大的工程公司，但资本要投资的是一家能给他们赚钱的公司。”

斯通西弗在2004年接受《芝加哥论坛报》采访时坦露心迹，并称自己是那些员工不满情绪的“避雷针”。

掌管波音的康迪特（左）和当时的麦道掌门人斯通西弗，二人在合并后的新波音中分别担任任一、二把手。在波音737MAX事件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类似如下的尖刻评论不绝于耳：是“祸水”麦道荼毒了波音，“虽然被收购的是麦道，但被消灭的却是波音。”

新任CEO的这一表态坐实了外界对波音的评价：“离资本更近了”“变质了的企业文化”等。还有一些评论动情地说：“代表工程师文化的波音败给了深谙资本逐利之道的麦道”。

即便斯通西弗在2005年3月就因与下属有染而被迫辞职，但他的离去并未“中止”波音之变，直至迁至芝加哥十几年后的波音陷入737MAX引起的轩然大波中——自此，那个“工程师们高超的技术设计和创新，被商业主管们的会计智慧和财务决策所取代”的波音，那个“生产进度和成本收益主导了商用飞机项目，而非昔日的技术规格和安全红线”的波音，那个“过去20年不断上涨的股票价值与任何技术上成功都没有直接联系”的波音，那个“重视短期利润和股东回报而非技术和创新”的波音，频繁出现在负面的媒体报道中。

“企业文化坏了”的波音之变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全球总部换了地方，“坏了风水”。

实际上，资本对工程文化的腐蚀从未停止，而波音将大本营搬到芝加哥，或许只是“企业文化坏了”的一个结果而已。

康迪特在退休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9·11’事件发生后，北美地区航空旅行市场萎缩了近20%，这给波音乃至美国航空业带来了严重的财务问题。波音的未来不能全部押在商用飞机上，必须增强军机等其他部分的业务（暗指这也是波音收购麦道的原因）来使波音降低对商用飞机业务的过度依赖。”

这番话至少说明波音之变并非全因麦道的并入而起，如果一定说并入的麦道加速催化了波音之变，那么首先发起改变的也是康迪特等老波音高管们。

按照“老波音人”康迪特所言，波音收购麦道不仅意味着消灭民机领域的一个竞争对手，也能够强化波音在军机等其他业务板块上的实力，从而让公司业务实现“多架马车并驾齐驱”的优化布局。

芝加哥波音总部已成“鬼城”

2001年9月5日，波音正式搬入芝加哥新总部，康迪特称此举是“一项战略性的商业决策”。“战略性”的意义在于波音希望通过搬迁总部将“新波音”与其发源地西雅图区分开来。从这一角度来说，芝加哥新总部象征着波音希望自己不仅仅被视作一家商用飞机制造商。

搬至芝加哥，意味着波音高层希望能够一举撕掉身上“仅仅是一家商用飞机制造商”、“西雅图飞机工厂”等旧标签。

在同年的《哈佛商业评论》、《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中，波音副总裁等高层近一步解释道：“由于波音成立于西雅图，我们的商用飞机部门也设在了西雅图，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波音只是一家西雅图地区的商用飞机制造商。但事实上，波音是一个庞大的实体，旗下包括了麦克唐纳战斗机、道格拉斯商用飞机、休斯直升机、休斯航天、北美航空航天等多个产品与业务部门。因此，我们的部分战略计划是将全球总部所在地与既有业务部门分开。全球总部将设立在一个中立、不偏不倚的位置，并放眼于全球业务开拓。”

西雅图波音工厂是波音起家的地方，波音的商标也也不断变化着。

对于波音高层来说，简单的一次搬迁貌似已经完美解决了并购麦道后、业务多元的波音所遇到的新问题。但这样“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却让那些曾视波音为“工程师天堂”的员工们深感失望。更贴近资本的这条道路令工程师们感觉遭到了“背叛”，也使得波音高层与飞机研发工程师以及一线制造工人们，在现实中日渐疏离。

随着举全欧洲之力的空客的崛起，波音倍感竞争加剧。所以波音不断希望在商用飞机之外的业务上寻求突破，包括军机、太空、MRO等。A380项目就是空客在2000年底启动的。

转眼就到了2022年，芝加哥市和伊利诺伊州对波音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到期。而随着2018年和2019年两起惨烈空难的发生，与波音有关的坏消息也源源不绝：先是737MAX遭全球停飞，然后是一再出现质量问题的波音787停产和交付延迟，777X的取证过程一延再延……最后，还有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民航业经历寒冬。

在种种不利因素下，曾坐镇芝加哥的波音高管们或是远程办公，或是守在工厂处理生产问题，或是越来越多地奔赴波音华盛顿特区办事处，与FAA等监管机构频繁沟通……而位于芝加哥市北河滨广场100号的总部大楼，也越来越多的被波音员工形容为一座空荡荡的“鬼城”。

虽然波音在芝加哥的全球总部已变为“鬼城”，但这里依然被一些抗议者们看作表达立场的标志性地点。上图为人们在此聚会抗议对波音对以色列军售，下图为737MAX空难遇难者家属们在此集会。

再迁，更接近美国政治中心

这两年里关于波音将撤出芝加哥的声音一直时有发出。而最近，波音终于确认其全球总部将迁往华盛顿特区边的阿灵顿市。这第二次搬迁，波音又在谋求怎样的变化？

早在2017年，波音就将旗下国防、太空和安全部门的总部从圣路易斯迁至阿灵顿的“水晶城”园区。从地理位置上讲，这里更贴近军方客户：距离五角大楼仅不到两千米。此外，波音的竞争对手诺斯罗普·格鲁门的总部也在阿灵顿。

追踪美国政商界游说活动的网站“公开秘密”（Open Secrets）披露了一组数据，指出2021年波音在游说活动上聘请了超百人的说客，预算高达1340万美元。这一支出不仅在防务行业内数一数二，在美国商业界也位居前列。这次将全球总部迁至华尔顿特区的近郊，也同样被视为波音想切近政治中心、加密与军方客户的交流的证据，似有继续加码防务、太空业务之意。

目前，在简短的官方公告之外，美国媒体报道和多方评论一致表示，相比2001年的“离资本更近”，这次波音全球总部搬迁，意味着距离美国政府军方及监管机构更近。

一方面，未来波音或将继续“加码”当前已经是重中之重的防务类业务。此前，不论是2021全年财报还是近期公布的第一季度财报，都显示了目前波音在“防务、空间和安全”方面的收入已经超过商用飞机业务。而搬迁至“首都圈”将有利于波音高管们游走于美国各政治机构间。尤其是其主要客户五角大楼，与波音全球总部的新地址只隔了一条波托马克河，相信这一举措能近一步稳定波音防务业务的重要地位。

4月末，美空军订购的351架T-7A“红鹰”教练机中，首架机在波音的圣路易斯工厂下线。过去几年里，在民机业务萎靡的背景下，军机业务无疑是波音保持现金流稳定的重要抓手。

CNN等媒体报道称，波音决定将总部从芝加哥迁到“首都圈”证明其20年前的决策并不明智。如果波音这次宣布的是将迁回西雅图，或许既能大大鼓舞员工的士气，也能够拉动股价。

另一方面，面对当前境况不佳的民机业务，总部迁到“首都圈”也意味着能够更频繁、更密切地与位于华盛顿特区的FAA等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润滑”关系。只是，对于这一点，美国众议院交通委员会主席彼得·德法齐奥（Peter DeFazio）也明确表态：“波音把总部搬到芝加哥，远离他们在太平洋西北部的根基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再次搬迁总部是为了更接近华盛顿特区的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但这是朝着错误方向迈出的又一步。波音的问题不是缺乏与政府的接触，而是其持续不断的生产问题，以及导致737MAX发生致命空难事故的管理层和董事会的失误。”

与2001年时媒体报道的角度类似，这次美国媒体也不忘报道弗吉尼亚州和阿灵顿市是如何招徕波音的。报道称，前凯雷集团高管、现任弗吉尼亚州州长格伦·扬金与波音CEO卡尔霍恩私交不错，这次又成功招徕波音全球总部落户弗吉尼亚州，也算是成功兑现了这位州长在去年竞选时许下的“将为该州带来新的企业和就业机会”这一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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