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和朱熹的思想异同（董仲舒韩愈王安石）

儒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建起,经历了战国孟轲、荀况的发展,汉代董仲舒的神学化,魏晋至隋唐的援佛、道人懦,宋明的儒学哲理化(理学、道学)和儒学走向式微等阶段。儒学在中国绵延2000多年,于其发展过程中有各种观点的对立和差别,但从总体来看,儒家都以孔子为宗师,以“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为其经典,倡导仁义,维护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兄弟之间等道德伦理关系。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阶段,儒家学派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作出过伟大而又光辉的杰出贡献,但也因其长期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统治思想的工具,渐渐发展为禁锢百姓思想的一种精神枷锁,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前进,儒学走向式微,而儒学中所凝聚着的中华民族的智慧、积极的思想内容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将为后人借鉴、吸取和发扬。

儒家

先秦早期儒学,形成于春秋战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冲击着反映宗法制度、宗法思想的“礼”,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丘)就是诞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后期。孔子的祖先是殷人后代、宋国贵族,他又居住在周礼的发源地鲁国。他早先曾以“儒”(为贵族丧事赞礼)为业,故而他建立的学派被称为“儒家”。

孔子继承了春秋以来重“人道”的思想,“不语怪カ、乱、神”,注重强调“事人”、“敬鬼神而远之”,关心现实中人世间的治理,做“经世”的圣贤,故而他从政、兴私学,修订“五经”以及周游诸侯列国,都是他重人道的人本主义思想倾向的体现。“仁”学是孔子道德伦理学说的中心。在对待现实政治上,他一方面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主张维护和遵循周礼所规定的“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制度,表现出保守倾向。另一方面,他把“仁”作为最高道德标准,要求人们做一个有完善人格的人ーー“仁人”,而且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出“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思想,改变了把奴隶当成会说话的工具的旧观念。

此外,孔子精研夏商周三代文化,并倡导兼容各种意见而不盲从附合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并修订“五经”,从而为后人留下了重要的古代文献记载资料。并且孔子首创了私家讲学之风,弟子3000、身通六艺者72,形成了一个学派。他提倡要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以及学思结合、因材施教和举一反三等教育思想和方法。由于孔子思想的多面性和其弟子对其思想理解的各异,在孔子去世后,形成了八派一一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和乐正氏之儒。

孔子像

在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不仅有儒学和其他学之争,在儒学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战国时的儒学,以孟子和荀子最为重要。他们一方面维护儒家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荀子还提出了“三纲”思想的锥形,另一方面则发展了孔子的“仁”的学说。孟子倡导仁政和重民,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荀子则将君民喻为舟水关系,“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把民心向背看作是关系到统治者存亡继绝的重大问题。孟、荀还提出了人们在道德人格上的平等问题,“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有达到仁义的条件。孟子还提出了“性善”观点,由尽心、知性达到知天而进入“万物皆备于我”的天人相通的理想境界,从唯心方面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荀子则注意人与自然的关系,继承发展了孔子重人事的思想,“明于天人之分”,充分肯定人在天地间的作用,进而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光辉思想。故而荀子的性恶论,强调后天对人的天性的改造。孟、荀的思想,反映了对人的本质和价值的认识的深入,具有理性主义的色彩。

焚书坑儒

秦汉时期的儒学,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初的重黄老之术,到汉武帝时采用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根据先秦儒家思孟学派的“天人合一”思想、法家的集权思想和阴阳家“五德终始”说,重新注解儒家经典,并且建立了以“天人感应”说为基本、以“三纲五常”说为核心的神学思想体系,把儒学神学化。这就使儒学失去了先秦时期生动活泼的理论思维,成为精神压迫的独断主义,加上宗教神秘色彩与社会上流行的谶纬迷信相结合,形成一股反理性的思想潮流。两汉时的扬雄、桓谭、王充、仲长统等则对“天人感应”说和谶纬迷信进行了批判。但是,董仲舒主张《春秋》中“大一统”的理论,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巩固,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同时它又有利于先秦的“人格”观念向西汉时的“国格”观念的演进。司马迁歌颂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思想,显然比“夷夏之辩”的狭隘民族观念进步,而且影响着此后的历代志士仁人。

在汉武帝将儒学立为官学时,立五经博土,郡、县、乡均设经师,经学大盛,而当时经书均以隶书改写,是为“今文经”。后又发现战国篆文经典,称“古文经”,由民间私人传授。由此产生了经今古文之争。古文经学多治章句训估,今文经学则研究微言大义以“托古代制”。董仲舒为今文经学的春秋公羊学派大师。经今古文学两派经过激烈的争论,至汉章帝白虎观会议后逐渐接近。东汉末年,郑玄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吸收今文经学,不专主一家,遂使融会而博通。

董仲舒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家谶纬神学思想经唯物主义思想的批判和黄巾大起义的扫荡,已经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玄学思潮。所谓玄学,是因当时研究《老子》、《庄子》和《周易〉三部号称“三玄”的书而得名,由于用老、庄道家学说解释儒家经典《周易》,提倡尚自然、笃名教,崇尚“无为”和纲常伦理之教,故实质上是糅合儒道二家思想而形成。玄学较之东汉儒学的谶纬神学更为精致,它研究和寻找世界现象之上和之后是否存在一个更为根本的主体,从而把人们引向更神秘、更玄远的概念世界。同时,一些玄学家对“人”的认识深化,进行了“名教”与“自然”之辩。何晏、王弼提出名教出于自然,向秀、郭象肯定名教即自然。阮籍、嵇康则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名教”的虚伪性作了揭露和批评。继两汉以来儒学的理性主义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加深了人对自然规的认识,并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唐代在佛道二教全盛的同时,仍提倡儒学,统治者还用儒学的君父之义来约束佛、道。以儒学观点反对佛道宗教的斗争不断发展。以韩愈为其著名代表人物,积极反佛,又吸取了佛学某些派别强调自我意识作用的观点,不但主张“治心”、“正心诚意”,也讲“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达到“经世”目的才是个人道德修养自我完善的体现。韩愈还提出了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至孔、孟的“道统”传授谱系,把自己说成是孔孟心传的“道统”继承人,这对宋代程朱学派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李翱则又提出了“复性”论,要求排除情感、摈弃思虑的理性活动,通过“修身养性”以达到“至诚”境界,既发挥了《中庸》思想,又显示出儒佛合流的趋势。他的重内省、重直觉的主观唯心论,又成为宋明理学中陆王心学的先驱。

李翱像

宋明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它是在继承以往“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思想的基础上,吸取佛、道思想而构成的一个新儒学思想体系,是儒佛道思想的结合。周敦顾(世称“濂学”")、张载(“关学”)是理学的奠基者理学思想体系形成于程顾、程颢(“洛学”),至南宋朱蒸而集其大成,世称“闽学”,遂使理学发展至高峰。北宋时有邵雍的象数之学等,南宋时还有一批著名的理学家和诸多重要的理学流派,如张栻的湖湘学派、昌祖谦的金华学派(“婺学”)以及陆九渊创建的“心学”。“心学”至明代由王守仁(阳明)发展至鼎盛,遂使理学内部最终形成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

它们在本体论、认识论、道德修养论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哲学思辨和深邃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出现了与理学思想相对峙的思想,如北宋王安石的“新学”,南宋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事功之学。程朱理学虽于南宋末年取得了正宗地位,但只限于东南一隅。至元代由许衡等理学家北传,统治者定之为官学,确立了其独尊地位。以“理”为最高范畴、有系统和精致理论的理学,被封建统治者加以选择和利用,成为维护封建纲常、巩固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

王阳明像

明初,以朱学为标准编定和颁行《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学》,一统思想,强化了思想统治。又因理学家迎合统治者的需要,有意抬高道德修养践履的“尊德性”,压低重学问思辦的“道问学”,理学繁琐、僵化的弊端日显。至明中期王守仁的心学崛起而广泛传播,以其“心”本论、“良知”说和“知行合一”说,把人的主体意识提到相当高度,倡导独立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和僵化局面,并为后来具有早期启蒙思想和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进步学派所吸取。与此同时,出现了思想活跃、不拘格的景况。罗钦顺、王廷相、黄绾、吴廷翰、陈建、吕坤等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对理学和心学进行批判,发展了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王良、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掀翻天地”,成为独具一格的“异端”,冲击封建藩篱,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具有早期启蒙色彩。至晚明,王学末流发展王学的虚空而走向禅化,有识之士倡导实学以反对空疏。东林学派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复修正朱学,以朱学批判王学,兴起了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特征具有早期启蒙思想色彩的实学思潮。

明清之际,封建社会已进人后期,儒学走向衰落,更由于经历了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动荡和明王朝的覆亡,儒学内部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总结。明末理学大师刘宗周出自王学而批判王学。明末清初的三位大思想家,成为这一潮流的代表。黄宗羲以《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制度猛烈抨击,提倡类似近代欧洲议会制的“学校”议政,并以其《明儒学案》、《宋儒学案》对宋明理学作了总结。顾炎武则以“经学即理学”为旗帜,批判理学,开辟了学术新途径。王夫之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唯物主义理论,从更为广阔的范围和深刻的哲学高度,使宋明理学趋于终结。黄、顾、王和颜元等,不但与理学对峙,持唯物论、朴素辩证法观点,而且具有人文主义的某些因素,反映了中国处于资本主义萌芽初期的进步思想特点。

顾炎武像

清代自康熙晚期以后,文化专制政策日益加强,文禁森严,实学走向低潮的同时,乾嘉汉学成为主流,重视繁琐训估考据,但仍有ー批学者力图通过注解经书的形式对理学进行尖锐的批评,戴震押击“以理系人”的封建伦理纲常。至道光、咸丰年间,常州今文经学派兴起,龚自珍和魏源以今文经公羊学的传统和理论,“以经术为治术”,力图变革(“改制"),并反对封建思想束缚,要求个性解放。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先进人物,认识到中国的积弱在于长期的封建制度和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的桎梏,力倡西方的先进思想理论一一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为“新学”。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在变法维新思潮中提倡新学思想,更进一步批判儒学。在此后的民主革命高潮中,章太炎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又推进了对于儒学的批判。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儒学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批判,最终结束了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地位。

康有为和梁启超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儒学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各位文人墨客在求知求学的道路上不断突破，不断推陈出新的态度。儒学也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同时它的发展也记载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文明发展的一台录像机。记录着中华文化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包括现在儒家思想依旧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根深蒂固，中庸低调，谦虚沉稳。这是中华文明对外界的展示，同时现代中国人也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儒家文化的精髓更好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