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是怎样成为建筑学家的（文化湾区036期）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皆成材，且“一门三院士”，分别是：梁思成（建筑领域）、梁思永（考古领域）、梁思礼（航天领域）。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最大的贡献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记录研究了相当多的重要古建筑，为中国建筑史的整理奠下基础。同时又从匠师方面整理出清代官式作法的则例，为后人指出可遵循的重要方向。

■蔡登山

梁思成（1901－1972），籍贯广东新会人，梁启超的长子。出生于日本东京，就读的幼儿园是横滨大同学校附属的幼儿园，初小在神户的同文学校度过。

一九一二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曾在北京崇德国小及汇文中学就学。一九一五年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一九二三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美国友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特别关注到他早期的教育：“一者，是在父亲指导下所受传统古文的训练，这种训练是他日后阅读古籍、解读古碑文十分必须的；其二，是他在清华学校所受到的很实在的有关英国语文、西方科技和人文学科的基础训练。”这日后成为他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一九二四年，他和林徽音一起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当时宾大的建筑系由巴黎艺术学院出身的名家保罗·克瑞特（Paul Cret）主持，费慰梅说：“当时宾大建筑系的课程延袭布杂（Beaux－Arts）的传统，是为了训练职业建筑师而设计的，但作为建筑史学家的训练也同样适切。每一位学生必须研究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柱式及中古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名作。严格的技巧训练则包括了古迹的复原图或尝试完成一些古时未完成的教堂设计；其中一项基本的训练是精密的建筑图水彩表现法（rendering），其中包括建筑表现法字体的训练。梁思成在这些方面都表现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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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父亲寄来（宋）李诫（明仲）所著《营造法式》。梁启超在该书扉页上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朱桂莘（按：朱启钤）校印甫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音俾永宝之。”

梁思成后来承认，当时他能理解《营造法式》的内容十分有限，因为在此之前，他很少思考过中国建筑史的问题，而在这之后，揭开这个中国学术研究尘封暗角的挑战，就无时不系挂在他的心中了。

一九二七年六月，梁思成获硕士学位，之后任美国费城保罗·克瑞特事务所副设计师，同年九月至一九二八年二月就读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准备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宫室史》，导师为兰登·华尔纳（L．Warner）。在哈佛大学阅读完当时所有能找到的有关中国建筑的资料后，发现靠这些资料不可能完成博士论文，乃与导师商定回国作实地调查、收集资料，两年后提交博士论文。同年三月二十一日，梁思成与林徽音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同月至九月与林徽因同赴欧洲参观古建筑和现代建筑，九月回国后在沈阳东北大学（张学良时任校长）任教，并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同时成立了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建造了东北大学主楼，并测量考察了清昭陵的建筑。一九三〇年与陈植、童寯、蔡方荫合作设计吉林大学礼堂图书馆，并与林徽音共同设计辽宁锦州交通大学分校（毁于战争）。

由于东北局势紧张，加上林徽音患病需回北京治疗，于是一九三一年六月，梁思成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京，在北总布胡同三号安家。九月出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于一九二九年，创办者为朱启钤，当时为北洋政府的内政总长。营造学社设在天安门内庭的西侧，在那里，梁思成又重新开始研究《营造法式》，当时他对于这本书的理解似乎已经渐露曙光，但大部分的技术性名词仍然困惑着他。《营造法式》主要收录建筑工法与规范，里头提到的专业术语不胜枚举，而匠师之间的技艺又以口传为主，他们又都是不识字的，文官记录时若没有加以注解，有许多叙述难以从字面上看出其真正想传达的意涵，如何“破译”木匠的行话，是梁思成最感头痛的事。根据他所受的专业训练和经验，他认为“唯一可靠的资料来自建筑物本身，唯一可求的老师就是匠师。”

梁思成在《营造法式注释·序》中追述了他的研究历程：“要研究宋《法式》，应从清工部《工程作法》开始；要读懂这些巨著，应从求教于本行业的活人——老匠师——开始。因此，我首先拜老木匠杨文起老师傅和彩画匠祖鹤州老师傅为师，以故宫和北京的许多其他建筑为教材、‘标本’，总算把工部《工程作法》多少搞懂了。对于清工部《工程作法》的理解，对进一步追溯上去研究宋《营造法式》打下了初步基础，创造了条件。”

《营造法式》对梁思成而言影响深远，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他和林徽音结婚取的日期是《营造法式》作者李诫墓碑上唯一的日期；一九三二年八月四日他的儿子出生，夫妻俩给小男孩取名“从诫”，是“师从李诫”之意。而同年他完成《清式营造则例》手稿（于一九三四年出版），也是因为《营造法式》而生的，虽然他认为无法与《营造法式》同列一个等级。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建筑构造作法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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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开《营造法式》对他的困惑，经验告诉他，钥匙在于寻找并且调查那个时期所遗存的建筑，于是他开始做广泛的田野调查。

一九三二年春天调查河北蓟县独乐寺，六月调查河北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一九三三年三月调查河北正定县隆兴寺及正定古建筑，九月调查山西大同上下华严寺、善化寺、云冈石窟以及山西应县木塔、浑源县悬空寺，十一月调查河北赵县隋代赵州桥（安济桥）。

梁思成与林徽音在山东考察，1936年。

一九三四年八月调查山西晋中地区十三个县古建筑，十月调查浙江六个县古建筑。一九三五年二月考察山东曲阜孔庙建筑，并做修葺计划。一九三六年春天调查河南龙门石窟及山东中部十九个县古建筑，冬天调查山西和陕西十九个县古建筑。一九三七年六月调查陕西、山西省十四个县古建筑，鉴定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为唐代建筑，一九三九年调查西南三十六个县古建筑，汉阙、汉崖墓、摩崖石刻等。

梁思成在北平测绘古建筑，1935年。

一九四一年梁思成的笔记里有过一段关于他在三〇年代艰辛的田野调查工作的描述：

在过去的九个年头里，我所属的中国营造学社，每一年两次派遣一支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队伍到全国各地寻访古时的建筑遗迹，其最终目的是要整理出一套中国建筑的历史。这是一个在过去几乎未曾被中国学者关心过的领域。书本上几乎没有什么资料，我们只得四处去寻找实际的样本。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踏勘过十五个省的两百个县，研究过的古建筑超过二千。身为技术研究部门的主管，我乃能亲临这些地方，虽然至今我们距离目标还很远，但是现有的发现已经深具意义。

他发表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和《蓟县观音寺白塔记》，论证独乐寺建于辽代，是当时所知的最古一座木构殿堂。而广济寺三大士殿，是继蓟县独乐寺之后发现的又一座辽代建筑。另外鉴定应县佛宫寺木塔为中国古代乃至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木构建筑。鉴定赵州桥为隋朝李春所造，是世界上最早的敞肩桥。同时又在金华天宁寺发现了一座元代大殿。

梁思成与林徽音在祈年殿屋顶，1935年。

一九三七年六月间，梁思成夫妇看到敦煌壁画第六一号窟的宋代壁画《五台山图》有“大佛光之寺”，以此作为“旅行指南”，他们猜想，在那偏僻的山坳中或许有唐代的建筑，于是骑驴进山，山路崎岖危险，不易通行之处，只好卸下装备，牵牲口前行。这样走了两天，第二天黄昏才到五台山豆村，一见到佛光寺，他们爬上爬下，钻进天花板里面察看。

梁思成写道：“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唯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不容易，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

梁启超寄给梁思成、林徽音的北宋《营造法式》（陶本）。

工作了几天，他们发现四道木梁下隐约有墨字。最后辨认出是唐代人的题名，考证后确定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当时日本人曾断言，中国已没有唐代的建筑，要看唐代木构建筑就得到日本奈良去。而梁思成一向所抱着的国内必有唐代殿宇的信念在此得到证实。大殿不仅是木构本身，大殿中还保存着唐代塑像、唐代壁画和唐人墨书题记，大殿外还有唐经幢两座，都是重要的国宝。梁上的唐人墨书题记是林徽音发现后一点一点擦洗，费了三天时间才辨识出来。而这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已经五天了，他们看到报纸后立即赶回北平。梁思成将这些重大的考察结果写成文章在国外发表，引起国际上对这些文物的重视，并为他日后注释《营造法式》和编写《中国建筑史》，打下良好的基础。

梁启超在《营造法式》扉页的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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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日机对后方的轰炸越来越凶，中央研究院被迫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营造学社因必须依靠研究院的图书，也不得不随之迁李庄。旅途劳顿和生活艰困，加上四川冬季潮湿阴冷的气候，使得林徽音旧疾复发，卧床不起。而梁思成的脊椎软组织灰质化的老毛病也越来越严重。梁家只有一张帆布行军床，由林徽音养病卧息。晚上没有电灯，连煤油灯都是奢侈品，只靠两个菜籽油灯照明。全李庄没有一家医院，也没有医生（同济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设在宜宾），也找不到药房买药，梁家原有一支体温计也被儿子梁从诫失手摔坏，大半年林徽音无法量体温来衡量病况，以致病情一天天沉重，却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她已失去昔日的美丽容颜，成了一个憔悴、枯瘦，不停地咳嗽的病人。

梁思成与林徽音

然而他们并没有被生活的困境所击倒，尽管辗转逃难几千公里，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底稿，一张也没有遗失。只有那些无法携带的照相底版和一些珍贵的文献，寄放在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当时以为是最安全的，不料一九三九年天津淹大水，这些资料无一幸免。这个坏消息直到一九四一年后才传到李庄，两人听到时都哭了，非常自责。

一九四一年梁思成开始集中精力研究《营造法式》，并陆续完成《法式》大部分图解工作。一九四二年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远在留美时，他和徽音就早有这个打算，要写出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同时，为了实现梁、林两人多年的宿愿，他们又决定用英文撰写并绘制一部《中国建筑史图录》（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以便向西方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巧思和成就。

英文稿《中国建筑史图录》后改名为《图像中国建筑史》。在四面通风的农舍里，菜油灯聚拢的光亮中，他们时而低语讨论，时而各自伏案，用陈旧的打字机打出草稿，打字机噼里啪啦的声响成了李庄上空回荡着的生命绝唱。梁思成又和他的助手莫宗江共同绘制出了大量英汉对照注解的精美插图。当时，梁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就在画板上放了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而林徽音只要好过一点，就半坐在床上，翻开“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作种种补充、修改、润色文字。梁思成在此著《油印本付印前言》说：“在编写过程中，林徽音、莫宗江、卢绳三位同志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林徽音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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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十月，梁思成赴美国考察战后美国现代建筑教育，并应美国耶鲁大学邀请，以客座教授身份讲授“中国艺术史”，包括建筑与雕塑两部分。梁思成成为第一个将自己民族的优秀建筑文化系统展示于世界学术界的中国人。

梁思成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1947年于纽约。

一九四七年二月，梁思成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建筑师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四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他担任“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领导工作。他作了两个学术报告，在这次学术报告中，他将四川大足的石刻介绍给国际学术界。并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八年三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梁思成（中）林徽音（右）夫妇与女儿梁再冰（左），1949年。

一九五五年林徽音因肺结核宿疾去世，死时年甫半百，梁思成为她设计了墓碑。而梁思成在文革期间受尽屈辱，脖子上挂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木然地任由群众批斗讪笑，于一九七二年去世。

工作中的梁思成，1966年。

梁思成从一九三〇年开始着手研究《营造法式》，前后二十余年，在一九六三年完成《营造法式注释》初稿。但因爆发文革，出版被搁置，直到一九八〇年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遗稿才初次由清华大学营造法式研究小组整理出版。而《图像中国建筑史》唯一的一份原稿，失踪了三十多年，后经费慰梅（费正清夫人）多方追寻，终于在新加坡原封不动失而复得，于一九八四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后，获美国出版联合会专业学和术书籍金奖；中文本于一九九二年获中国出版协会奖。

左起：华罗庚、老舍、梁思成、梅兰芳，1954年。

梁思成说过：“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这是他研究方法的核心。他何尝不知道：“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虽然对于新输入的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却已怀鄙弃厌恶心理。”但他依旧“对照实物，请教匠师。”他不像部分留学生、归国学人，急于将所学的最新理论横移过来，因此他会小心观念的使用，同时，他深知学术的价值所在。

在现实政治中争取学术的独立与自由，这也是梁思成作为一代知识分子所一直坚守的。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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