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最后和谁在一起过（38岁的丁玲和25岁的陈明）

陈明扮演的伯夏吸引了丁玲

1937年5月初，陈明看到了宝塔山。那一年他正好20岁。

陈明在“一二·九”运动中，是麦伦中学的学生领袖、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他生性活泼，文体兼优，常常担纲扮演角色。他的特长在延安也有施展之地。6月18日，陈明来到延安刚刚一个多月，中国文艺协会举行了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活动，白天有报告会，晚上是纪念晚会。晚会的高潮，是抗大十三队、十二队联合排演的独幕话剧《母亲》，田汉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陈明在剧中扮演主人公巴威尔(伯夏)，他英俊的扮相、娴熟的表演和抑扬顿挫的歌声，立刻赢来一片热烈的掌声。

台下的观众里，有一位30岁出头的女同志，她就是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丁玲。她觉得这个小伙子表演好，台风好，很会表现人物，这样的人才，当年在延安是并不多见的。演出结束了，她和吴奚如夫妇一道走回住处，路上，还为剧情激动着，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激动过了，她回味着剧情，回味着舞台上那一幕幕场景。后来，丁玲一直把“伯夏”作为对陈明的爱称。

丁玲是在前一年的10月来到陕北，比陈明早半年多。丁玲来到陕北，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欢迎。因为她曾经是上海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第一个从国统区来到陕北的著名作家，又是从国民党的拘禁监视下，乔装打扮逃出南京的!

丁玲的到来，成了当时红军苏区的一件大事。一天晚上，中央宣传部在一个窑洞里召开欢迎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来了，表示对丁玲的欢迎。

后来毛泽东在赠丁玲的《临江仙》词中回忆那个晚上说：“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他们在西战团里相识相知相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毛泽东主席在抗大操场上做了一个动员报告，他说：“只要是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线去的机会……”

开完大会，回到抗日军政大学教职员工的宿舍院子里，丁玲与住在隔壁的抗大政治教员、作家吴奚如等几个人一起商议起上前线的事情来。战士上前线能打仗，文人能干什么呢?他们商量了整整一个晚上，终于想出一个很好的方案：我们不会打仗，却会写文章，可以组成一个精干的“战地记者团”，徒步到前线去采访，写抗战通讯，写抗战英雄，把胜利的消息传开，鼓舞人民的士气。

中央宣传部要求丁玲他们把“战地记者团”改为“西北战地服务团”，扩大队伍，并任命丁玲为西战团的主任。中宣部凯丰部长的秘书朱光，立刻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了陈明，并举荐他担任西战团的宣传股长，参加筹建工作。这样，丁玲就和陈明成了同事。一天，他们见面了。丁玲一下就认出来，这就是那天晚上的“伯夏”，心里腾起一阵喜悦!她说：“你叫陈明?我认得你!”陈明很奇怪：“我们好像是头一次见面，过去没有打过交道。”“我看过你的戏，你演的伯夏，很不错，你这样年轻，在舞台上却那么从容，很难得!”“我在上海上学的时候，是我们学校未名剧社的社长，大大小小的角色，我已经演过十几个!”“噢?”丁玲更加惊喜。“看不出来，你是个老演员了!”“我到西战团来，还能再多演几个新角色!”“你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演员，你的职位是宣传股长，要给我当好助手!”

丁玲看着陈明瘦弱的体形，关切地问：“你的身体好像不大健壮，我们西战团可是要徒步行军长途跋涉!”“我身体一点毛病也没有，在上海，我是学校里有名的体育活跃分子，知道足球健将李惠堂吧?我的外号叫‘小李惠堂’!”丁玲笑了。她很喜欢这个聪明、热情、开朗、干练的年轻人。

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交谈，同样给陈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丁玲很平易，很亲切，他很愿意同她谈话，很愿意在她的领导下，与她一起共事。晚上临睡之前，他在内心里又把白天那场谈话细细地回味了一遍，想像着丁玲说话时的语调和神态，“好在今后同在一起工作了，谈话的机会多的是，我要好好向她学习。”

就这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西战团的队伍里，丁玲和陈明相识了，开始共事了。

陈明领导的宣传股下面，有戏剧、歌咏、美术几个小组，管着演出节目、教唱歌曲、刷写标语等一大摊子事情。陈明长得瘦小，浑身却充满了活力，每天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每次演出之前，他都忙着扛杉篙搭台子，爬上爬下，一条新棉裤很快磨得露出了棉花。他脑子快，主意多，还很会做思想工作，看到谁闹别扭了，谁有情绪了，他讲一段笑话，立刻云开雾散，响起一片笑声，不经意间，就把问题解决了，真是最高明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这一切丁玲都看在眼里。虽然她是团长，但是论做群众工作，论搞宣传鼓动，论出主意想点子，她都不如陈明。她有她的长处，也有她的短处，而那些她所不擅长的事情，却都是陈明施展才能的好地方。她越发喜欢这位年轻的宣传股长，越发感到离不了这位年轻的宣传股长，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陈明成了她不可缺少、无人能替的左膀右臂。陈明对丁玲呢?最初，他只把她看作一位资历老、名气高的作家、领导，内心里充满着敬意；慢慢地，在多日的相处中，他看到了她性格中更多的方面：她说话直爽，办事痛快，没有一点架子，表里如一，待人真诚热情，全团的同志对她都很服气，即使个别脾气古怪、不大听招呼的人，也对她十分敬服。因此，西战团在她的领导下，十分团结。他还是平生第一次见到人品与水平结合得这样好的领导，他感觉她像是一个姐姐，在尊重之外，又多了一层亲近感。别的，他没有想过。

1938年春天，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胜利。为了宣传胜利，鼓舞士气，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命令西战团尽快开赴西安。团里开会，决定丁玲带领几个人先行，去打前站。

陈明本来没有胃病，现在每天行军赶路，工作忙碌，常常忘记了吃饭，有时吃几口剩冷饭，有时就饿肚子，他得了胃病，一阵一阵胃疼得很厉害，直不起腰来。这时团里决定他随打前站的人一起走，先去西安看病。那时车次少，西行南下的火车，大部分都是军车，很拥挤，想要上车都很困难。从潼关车站上火车的时候，陈明胃部疼痛，脸色灰白，头上直冒虚汗。大家张罗着想找副担架抬他，却一时又找不到。丁玲见了，把身上的挎包塞给身旁的同志，疾步走过去，一下子就把陈明背了起来，噔噔噔踏上火车，直奔卧铺车厢。

卧铺车厢里坐得很满，丁玲找到了乘务员。乘务员见丁玲，身穿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头戴十八集团军帽，还别着一把小手枪，知道一定是位“长官”，赶紧给陈明找了一张空铺位。把陈明安顿好，丁玲松了一口气，她又找来止疼药，给陈明吃下去，看到他的病情稍微稳定，才回到硬座车厢去。火车在沉沉夜色中向着西安开进，乘客们大都入睡了，丁玲却毫无睡意，她一直在惦记着陈明，在心里责备自己：明明知道他有胃病，怎么不督促他按时吃饭，让他老是饥一顿饱一顿，吃凉透了的小米饭?明明知道他的棉裤已经破了好几个窟窿，怎么不想办法帮他换一条新的，任他受寒受冻?他太年轻，不懂得爱惜自己，我作为领导、年长者，应该想到这些，如果我早想到了，他就不会遭受这么多痛苦!

车到西安，丁玲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陈明送进医院，又拿出自己的津贴，托人去买布料和棉花。晚上，忙完一天的工作，丁玲就着电灯，一针一线地给陈明缝起了新棉裤。与她睡在一起的罗兰，睡醒了一觉，看见丁玲还在灯下操劳，嘟哝了一句：“又不是火烧眉毛的事情，干吗这么着急?快睡吧!”丁玲说：“不关你的事，睡你的吧!”她特意把裤腰裁得长一些，把棉花絮得厚一些，这样可以暖胃。

她已经很久没有干针线活了，上一次做棉衣，好像还是十年前在北京的香山，她给胡也频缝制了一件新的棉袍。想到胡也频，丁玲心里一动：自从来到陕北，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异性如此深切地占据过她的心呢。

陈明拿到了棉裤，深感意外，他轻轻地用手抚摸着，他领悟出丁玲对他那种超过一般同志的感情，一阵热流在他的心头荡漾开。就在这不知不觉中，爱情的种子悄悄地萌生了。

他们在西战团一起生活工作了十个月，在这十个月里，丁玲和陈明相识了，相知了，也开始相爱了。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快。他们不回避也不掩饰：革命同志之间真诚的感情，是很纯洁很正常的，有什么不好意思呢?陈明问丁玲：“你为什么爱我?”丁玲回答：“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

善意的劝阻未能阻挡他们的结合

陈明和丁玲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些人谈论的话题。他们觉得，丁玲和陈明之间有两个鸿沟，一个是两人的资历，一个是两人的年龄。他们搞不懂：那么有名望的大作家，为什么不去找一个有地位的高级干部，偏偏看中了一个毛头小伙子?一些关心陈明的朋友更是直言不讳：“你就不怕让人笑话你是‘小丈夫’?”丁玲在年轻时就是一个不重门第只重感情的人，她不在乎这些，相比之下，陈明的压力要大得多。就连老朋友、大胡子诗人柯仲平也气喘吁吁地跑了来，很认真地对他说：“如果你们真的结婚，我怀疑你们能不能白头偕老?”

越是了解丁玲，陈明就越是爱丁玲。他曾经接触过许多优秀青年，但无论是在上海的学生运动领袖中间，还是在解放区的活跃女性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深深地占据了陈明的心。可是，作朋友是一回事，作恋人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种种议论他不能不考虑，年龄、地位、资历、经历等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差距过大，会不会影响今后的生活和感情?许多人的好心规劝，搞得陈明心里好烦。有几分躲避，有几分赌气，有几分就俗，当然也有真实的爱情，他和剧团里的一名女演员恋爱了，并且闪电式地办了婚事。

结婚是为了摆脱烦恼，但陈明却感觉到更多的烦恼，婚后，他依然深深思念着丁玲，不能忘却丁玲。他和新婚的妻子去看望丁玲，丁玲强笑着祝这对新人幸福，敏感的陈明看透了丁玲痛苦的内心。刹那间他忽然明白，自己做了件天大的蠢事，感情这东西是绝对欺骗不了的，骗不了别人，更骗不了自己。通情达理的妻子也觉察到了，她理解这一切，她尊重陈明的感情，她对陈明说：我们俩人都做了一件错事，我们来改正它吧。他们心平气和地办理了手续，结束了这短暂的婚姻。

1942年2月，春节放假的日子里，在延安蓝家坪一间窑洞中，苦恋了五年的丁玲和陈明终于结合了。这一年丁玲38岁，陈明25岁。他们的邻居、作家罗烽的母亲有些心疼地说：“你们爱得很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