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对英国的贡献跟影响（英雄迟暮也悲凉）

2017年的夏天，又是英国“选举的季节”。继2015年5月国会大选、2016年6月“Brexit”脱欧公投后，今年6月9日，英国又迎来另一场国会选举。而以“强化政府权力”、“给政府谈判脱欧的信任票”为名，发动提前改选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也信心满满的各地造势，希望用一场全面胜仗，奠定自己在保守党内的绝对权威。

为了打赢选战，一向被同僚暗中嘲笑“古板”、“不爱社交”的梅，甚至答应了英国ITV电视台的邀请，在5月15日当天下午举办了生涯第一次的“脸书直播 Q&A”。45分钟的直播访问，共有40万人次观看、4万个网友提问，获选问题包括脱欧、教育预算、开放狩猎狐狸...等，但事后最被媒体关注的，竟是这个问题——

身为一个糖尿病患者，你如何克服职涯难关？

比起政策辩论的侃侃而谈，这个“私人问题”似乎突袭到了梅，但短暂支唔后，回过神的首相还是正面而利落地答道：

是的，如你所知，我是I型糖尿病患者。这说明每次吃饭前，我都得注射胰岛素。我确实遵照了医生嘱咐，每天都得帮自己打个四或五针……但你得习惯这样的日常生活，因为你确实需要那些胰岛素，于是注射自己，也必须成为你生活规律的一部份。

梅强调，自己2012年才发现患病，虽然一开始有些沮丧，但却不曾向公众隐瞒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在过去，政治人物的疾病通常被认为是“生涯弱点”，因此不少知名的政治领袖——像是肯尼迪的脊椎、里根的阿兹海默症、或者是密特朗的前列腺癌————都尽其所能地隐瞒、甚至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说谎。

丘吉尔铜像

主办单位表示，丘吉尔应该是“英国史上最伟大的躁郁症患者”，以此立像，正好是“精神病去污名化”的最佳代言；然而这尊铜像却引发了丘吉尔家族与二战老兵们的愤怒，保守党籍的国会议员——丘吉尔的外孙——尼可拉斯•索梅斯（Nicholas Soames）更公开怒骂主办单位“既愚蠢又可悲”，毕竟丘吉尔生前从未公开自己的心理问题，再善良的活动倡议，也难免因“逝者无言”落入消费患者的嫌疑。

丘吉尔罹患躁郁症的说法，是在他逝世一年后，才被自己的私人医生莫兰男爵（Charles Wilson）出书曝光。后人研究认为，相关的症状早在丘吉尔少年时代就已出现，但当时的研究尚未发达，丘吉尔本人对外也极力压抑，唯当抑郁期时，他才会在个人书信中留下纪录：

“黑狗”又来了。

“黑狗”一词，是丘吉尔与妻子克莱门汀（Clementine）之间的情绪代号，其由来据说是维多莉亚时期，上流社会保姆用来哄贵族调皮少爷们的用语。但对丘吉尔而言，这却是自己“躁郁期”症状的代称。

莫兰认为，丘吉尔心理状态的转折点，大约是在担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担任第一海军大臣的丘吉尔，不仅与部门的将官、内阁的同僚相处紧张，在协约国于1915年远征土耳其的达达内尔战役出师不利后，负责出兵计划的丘吉尔，也被国会当成替罪羔羊而受迫下台。这段失意的经历，几乎终结了丘吉尔的政治生涯，并让他躁郁症状更为明显。

一战末期的丘吉尔

在躁郁期中，丘吉尔会没日没夜的工作，尽情展现他强势的政治个性；但在抑郁期中，他的个人却也难以自拔，窝在自己在乡间的查特韦尔庄园（Chartwell），一人写作、绘画，也成了丘吉尔对抗“黑狗”的秘密药方。

丘吉尔的躁郁症也促成了他异于常人的工作型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就曾回忆，珍珠港事变后，丘吉尔应邀访美并在白宫与罗斯福一家度过圣诞节。但作客期间，丘吉尔却不改自己“日夜颠倒”的作息，他通常会在9点起床，然后在床上边办公、边喝白兰地配早餐，直到11点才会悠悠地出房起身；午餐刚过，丘吉尔总会突然一声“失陪了”，然后回房一直午睡到傍晚，直到晚餐过后才“正式工作”，但火力全开的丘吉尔入夜后却又精力过剩，自己忙就算了，还每每无视埃莉诺的苦劝，硬拉着罗斯福总统商量战事直到清晨三、四点。

丘吉尔在白宫作客

埃莉诺表示，在白宫，丘吉尔的喜怒无常时常令人「感到敬畏」，其亢奋时的工作激情与政治魄力，让人慑服而不敢接近。但当时的医学研究还不了解躁郁症，极不愿对外人示弱的丘吉尔也只透过亲信的莫兰医生暗中问诊。因此，旁人也多视丘吉尔的躁郁交错，只是单纯的「坏脾气」，或者与埃莉诺所形容的一样——

丘吉尔的古怪，即是身为伟人的特质。

首相中风？谁都不准说

丘吉尔的躁期加深了他对战时领导的投入。但随着战事的推展、纳粹德国的败退也成为定局，丘吉尔的夫人克莱门汀反而开始忧虑“黑狗的逆袭”，并担心这名失去战场的战时首相，将随着大战一同被自己给结束。

然而极端的生活方式，加上烟酒成性，对晚年得志、65岁才当上首相的丘吉尔也是身体的累积负担，在白宫作客期间，他就曾心脏病发；但这名战时首相真正的考验，却是在大战结束后才真正爆发。

欧战结束后，丘吉尔的战时内阁也受命解散，但因战胜而志得意满的他，却在1945年7月国会大选中惨败。输掉首相大位后，丘吉尔仍活跃于国会，持续在西方世界奔走，提倡各国应连手共抗“共产铁幕”。但长年的劳累，却趁着空档突袭这名老政客。

战后的丘吉尔

1949年8月，才刚完成欧美巡回演讲的丘吉尔，在法国乡间度假意外中风。当时丘吉尔正与朋友打桥牌，中途起身时却发现右半身麻痹。当下他并不知道这是中风，硬撑着送客后，才瘫倒在床上直发冷汗。翌日，麻痹状况更加严重，无力的丘吉尔甚至连握笔写字都没有办法。

一场中风逼出了丘吉尔的政治危机，在8月过后的秋天，即是保守党的全国大会，如果党内发现丘吉尔中风的事实，青壮派势力一定会逼迫这位75岁的老党魁引退，自己东山再起的首相梦也将成为泡影。于是，丘吉尔下令亲信幕僚封锁消息，对外宣称自己“泡澡时着凉得了重感冒”，甚至要求急忙赶来法国的莫兰医生，“在记者面前别忘了带着高尔夫球具”以制造度假的假象。

由于右侧身瘫痪，困在法国南部的丘吉尔，最担心自己无力的签名会泄漏健康状态，因此复健中总无时无刻地练字，然而被政敌与媒体揭穿的恐惧，却也让丘吉尔日渐忧郁；幸运地是，在莫兰医生的协助下，丘吉尔的康复状况比想象中来得好，尽管走路已以不比往常，但只要声音洪量、笔迹有力，谁会介意一个75岁的老人脚步慢呢？

第二次中风，“与死亡无异”

勉强度过第一次中风的丘吉尔，如愿领导了保守党拿下1951年的国会大选，重回首相宝座；但两年内，丘吉尔却遭遇了第二次中风而濒临死亡。

1953年6月23日，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迎接来访的意大利总理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酒酣耳热之际，聊得起兴的丘吉尔也邀请加斯贝利到客厅续谈——谁知丘吉尔才刚起身，就踉跄倒在地上。倒下的丘吉尔，在宾客面前已无法自行起身（身体麻痹、失去平衡感），同时也出现语无伦次的症状（言语困难），不断嘟囔着：

我需要朋友……大家对我的期望太高了，外交事务什么的……

包括加斯贝利，都以为丘吉尔只是喝醉；只有丘吉尔的女婿克里多福•索梅斯（Christopher Soames）发现状况不对劲。

清楚丘吉尔病史的索梅斯，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首相倒下的事，绝不能被外人发现——他先悄悄地要求岳母克莱门汀把宾客支开，接着才搀扶起丘吉尔，接着也由太太玛丽（Mary Soames）与首相秘书科维尔（Jock Colville）陪在丈人身边，应付众人与首相的寒暄，避免失语的丘吉尔病态露馅。

当晚的宴会就在丘吉尔的“醉态”中草草结束，然而一夜过后，丘吉尔的左侧身依然无力，面部也因麻痹而出现“歪嘴”的症状。但担心中风消息会外泄的丘吉尔却硬是起身，当天早上，甚至还参加了官邸内的内阁会议。

会议上，说不出句子的丘吉尔，尽可能地只用单词的嘟哝来响应讨论，但令人意外的是，在场的内阁大臣们竟无人察觉。与会的房屋部长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1957-63年间出任首相）事后回忆，那天早上的丘吉尔“面色苍白、极为寡言”，但因为丘吉尔酗酒成性，因此大臣们都以为“老首相又宿醉了”。

应付完内阁之后，赶来看诊的莫兰医生也证实了丘吉尔已“二次中风”，并建议首相应即刻休养。严重中风的丘吉尔，当下有三个选项：公开病情，辞职引退；借故休假，并远赴加勒比海静养一段时日；以及欺骗国会，隐瞒病情。

不愿退休，但又怕远赴海外会启人疑窦的丘吉尔，最后决定隐瞒病情。在柯维尔的安排下，丘吉尔勉强走出了唐宁街10号的大门，并在记者的远观下搭上了返回查特韦尔庄园的专车。之后，再透过首相官邸宣布丘吉尔因“过度劳累”，而决定回到乡下休假。

丘吉尔的病况，在抵达查特韦尔后急转直下，莫兰医师一度发出病危通知，认为丘吉尔“可能活不过一个星期”。就算他真能活下来，也不可能赶上秋天的保守党全国大会，而以这样的方式告别政坛，对丘吉尔“更与死亡无异”。

不过就像当年临危受命接任战时首相一样，瘫在床上的丘吉尔竟再一次走过死地，尽管行动仍然困难，但丘吉尔已恢复意识，并独自于查特维尔的房间内练习“说话”。与此同时，首相书柯维尔等幕僚也透过影响力“安抚”各大报的国会记者，因此除了左翼小报《每日镜报》曾公开怀疑首相的健康状况外，直到丘吉尔于7月底公开露面之前，英国的主流媒体全都对此保持沉默。

复出后的丘吉尔虽然再次找回了语锋的犀利，但1953的中风却也明显耗损了他的精力。虽然丘吉尔本人仍与岁月挣扎，但也不情愿地接受了自己已力不从心：

现在的我，就像一架薄暮中即降抵达落地的飞机——它的燃油即将耗尽，正试图找处安全的降落地。

丘吉尔最终在1955年4月，以80岁之龄辞去首相职位。而直到他卸任前的一个月，丘吉尔才正式向国会坦承，自己曾在1953年中风的秘密。（张镇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