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演小常宝的演员叫什么 我演小常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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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演 小 常 宝

作者：刘素梅

1969年8月，我下乡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那时，全国上下的文艺舞台上都是革命样板戏，我们连也接受了上级下达的排演革命样板戏的任务，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排演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我扮演剧中猎户的女儿常宝。

一开始分配任务时，我对扮演这个角色信心不足，虽然在那个样板戏风靡全国的特殊环境里，我也耳濡目染地会唱了一些样板戏的段子，可剧中的常宝，除了唱腔，还有表演、念白、武打、舞蹈，所谓京剧里的唱、念、做、打全有，我能行吗？心里真是没底，可这是政治任务，必须无条件接受。后来，在大家的鼓励下，我逐渐增强了信心。的确，排演革命样板戏，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头一回，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不会可以学嘛，有道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那时，半导体也算是一种家用电器，要是哪个兵团战士有个半导体，就算是够奢侈了。所以，连队里的广播喇叭，就成了我们这些兵团战士文化生活的全部。每天早晨、中午从地里收工回来，和晚饭后的一段时间里，大操场上的广播喇叭里，总是反复地播放《毛主席的光辉》、《我为伟大祖国站岗》、《红星照我去战斗》等一些革命歌曲和《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革命样板戏。

为了学会并唱好剧中常宝的两段唱腔，我每天都盼着连里的大喇叭能早一点儿响，每当大喇叭响起的时候，我就聚精会神地去听，只要一听到常宝的唱段，无论我在做什么，我都会立即停下来，仔细地去揣摩唱段中每一句唱腔的处理，认真记住每一个字的发音和吐字方法，边听边唱，边唱边记，然后反复练习，反复与乐队配唱，《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和《坚决要求上战场》这两个唱段就这么学会了。

我们兵团战士平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排戏也是一样，既没有老师教，也没有像样的剧本，而最主要的是没钱。尽管这样，我还是从每月5块钱的津贴费中省下钱来，托回家探亲的战友，从呼和浩特书店买了一本配有彩色剧照、人物造型、舞蹈动作说明的《智取威虎山》主旋律精装剧本。我每天抱着这个剧本，像爱护一件宝贝似的爱护它。我认真阅读剧本，反复钻研乐谱对每一句唱腔，每一个音符的要求，一边听着广播里播放的唱段，一边迅速地在乐谱上做着不同的记号，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条件下，这个剧本就成了我的指导老师。就这样，边听、边看、边研究、边练习，到最后，我把每一段唱腔、每一个过门儿，每场戏的表演、念白、舞蹈动作等都印在脑子里了。

在排练初期，大家要分头去做各种准备工作，队长交给我的任务是刻蜡板，就是在蜡纸下面垫一条约10厘米宽的钢板，然后用铁笔一笔一划地把字刻写在蜡纸上，一旦用力不均，就会把蜡纸划破，在当时，一张蜡纸也值几毛钱呢！岂敢轻易浪费。所以，在刻蜡板时得非常小心，注意力要特别集中，绝不能有涂改。蜡纸刻好了，把它平整地别在油印机的一层细网下面，再将一摞白纸卡在细网下的木框子里，再用油磙子蘸着油墨均匀地在细网上往前推，就像小说《红岩》里印《挺进报》似的，待一页一页都印好了，分发给大家，每人厚厚的一摞，这就是我们排戏用的剧本和主旋律乐谱。

以龙涛、满恒银、张五一、牛志山等几位才子为主组成的乐队每天加紧训练，每个人都非常刻苦，听男生排的人说，1排的张五一每天在宿舍里拉二胡，练指法，像着了魔似的，反复地拉一个调，“多索拉索”“多索拉索”“多索拉索”，速度越来越快，大家听得耳朵都快长茧子了，便打趣儿地称他“翻饼烙饼”；刘惠芬的父亲千里迢迢地从北京赶来指导女儿打扬琴；赵华是从零开始自学弹月琴，从基本功训练开始，每天不间断地练习。宣传队里的乐器大多是个人自备的，像京胡、二胡、小提琴、笛子什么的，还有连里为排演革命样板戏特地购置的月琴、扬琴、打击乐什么的。

龙涛和满恒银是乐队的骨干，全剧的主旋律在他们的脑子里几乎是倒背如流，每一个角色又都需要反复地与他们配唱，不管多晚，也不管多累，只要是排练需要，他们从没有任何怨言。

为了排演好这出戏，我们像专业演员那样，苦练基本功。每天，天还不亮我们就走出了宿舍，来到离连队不远的向阳渠畔坚持晨练。

第一场《乘胜追击》的出场舞蹈和第九场《急速出兵》中的滑雪舞，都是表现中国人民解放军追剿队战士“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小分队集体亮相的重头戏，听说14团宣传队也排了《智取威虎山》，我们特意把他们请来帮我们排练这两个舞蹈。14团的两位战友非常耐心地教我们，但由于舞蹈动作十分专业，具有相当的难度，我们一时很难做到。比如“大跳”、“悬叉”“滑叉”“虎跳”“小翻”什么的，这些都需要从小练就的基本功底子，而我们这些人都是半路出家，早知道今天要跳滑雪舞，小时候把腰腿功夫练出来多好！现在只好现上轿现扎耳朵眼，谈何容易！为了拿下这个舞蹈，我们真的是玩儿命了，单就“下叉”这一项，就够我们练一阵子的。我们每天压腿、耗腿、反复踢腿，正踢、侧踢，直到能够轻松下叉。一个个都练得呲牙咧嘴，男生就更甭说了，或许是他们的筋骨不如女生软，或许是他们耐疼的能力不如女声强，反正他们个个走路都拉拉着胯，一瘸一拐的。尽管这样，大家还是忍着疼痛，谁也没有退缩，硬是咬牙挺过来了。常言道：要想在人前显贵，就得在背地里受罪。这话一点儿也不假，为了跳好滑雪舞，展示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气概，展示出追剿队战士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面貌，我们在练功时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

排演整场戏，除了完成好每个角色的唱腔和表演以外，还有大量的服装、道具等问题需要我们自己去解决，没有经费怎么办？在预备会上指导员一声令下：“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所有的道具，大到每场戏的背景、剧情需要的房子，比如第一场，战士们迎风踏雪行进于山路的舞蹈，和第九场的滑雪舞，都需要配有天上飘着鹅毛大雪的背景，第三场偏僻的山坳里常猎户的家、第四场追剿队宿营地黑龙沟指挥所内、第七场夹皮沟李勇奇的家、第十场威虎山座山雕的老窝等等，小到一面红旗、一把手枪、一把斧头、一个子弹袋、一个烟袋锅儿，大大小小近百件，都得靠我们自己动手去完成。

就拿做皮坎肩儿来说吧，剧中杨子荣穿的虎皮坎肩儿、常猎户、李勇奇、常宝以及夹皮沟群众穿得皮坎肩儿，光这些皮坎肩儿就需要十几件，怎么办？大家一时想不出个解决的办法。队长张鸿任请示了连长、指导员之后，从连部带回来几块羊皮，可谁能把这几块羊皮做成皮坎肩儿呢？队长又有些犯难了。李京凤是个说干就干的爽快姑娘，其实她从来没做过针线活儿，可眼前这事儿总得有人去干，不干怎么知道会不会。“交给我吧，我去想办法。”她把这几块羊皮拿回宿舍，比划来比划去，最后终于下了剪子，赵华、林泽梅、刘慧芬几个人你缝一件她缝一件，几件皮坎肩儿就做出来了。她们兴冲冲地拿来让大伙儿试穿，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当我们为攻下了这个“山头”而兴奋的时候，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剧中杨子荣穿的不是一件普通的羊皮坎肩儿，而是一件漂亮的虎皮坎肩儿，上哪儿去弄虎皮！这好办，画呀，调点广告色，在羊皮坎肩儿上画上虎皮斑，这羊皮坎肩儿不就成虎皮坎肩儿了吗！眼看着从连部拿来的几块羊皮全都用完了，最后，只剩下常宝的坎肩儿还没解决，队长从男生排找来了一件蓝灰色的旧棉坎肩儿，让我们女生想办法把它变成皮坎肩儿。赵华想出了个好办法，把剪剩下的碎羊皮缝在棉坎肩儿的领口、袖边儿和下摆上，再从领口到袖裉处斜着缝上一条羊皮边儿，一件大襟式的“皮坎肩儿”就做好了。就这样，大家一齐动手，一起出主意、想办法，皮坎肩儿的问题解决了；再比如：追剿队员们身披的白斗篷，那是用我们每个人的白床单做成的；追剿队员们身穿的军装，自然就是我们兵团战士人人都有的“绿军装”，大家脚上穿的毡靴子，其实就是用白布做了个靴子套，演出时套在鞋上就是穿上了毡靴子；至于剧中人物需要的各种皮帽子，也都是大家东借一顶、西借一顶，自己想法子解决的；第三场常宝女扮男装时头上戴的皮帽子，是我专门托在乌盟插队的姐姐从当地买了寄来的；在第九场《急速出兵》和第十场《会师百鸡宴》中，常宝身穿的红棉袄、黑裤子，也是请父母特地从北京寄来的。

在排练当中，跌打摔伤是常有的事，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记得刚开始排练时，有一次排《夹皮沟遭劫》这场戏，按剧本规定，当座山雕举枪瞄准李勇奇正准备开枪时，李妻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遮护李勇奇，中弹倒下，李勇奇一把将其接住，搂在怀里，慢慢放置于地上。由于我们兵团内部纪律严明，平日里男女生之间素无来往，加上我们这些兵团战士又没有接受过表演训练，所以在初排这场戏时，扮演李勇奇的男生一时不好意思伸出臂膀去接住正在倒地的“李妻”，可就在他犹豫的片刻，只听见“咚”的一声闷响，扮演李妻的林泽梅重重地摔在了冰凉梆硬的青砖地上。这下着实摔得不轻，大伙儿见状连忙从四面围拢过来，一面搀扶她起来，一面七嘴八舌地问候着。只见林泽梅用手揉了揉后脑勺，慢慢地睁开双眼，掸了掸身上的土，二话没说，又站回到指定的位置接着排练了。

为了演好常宝这个角色，我反复认真地阅读剧本，努力吃透剧本的精神实质，细心地去体会常宝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要求自己必须要比别人多下功夫、多花时间，苦练基本功。第三场《深山问苦》是常宝的重头戏，所谓唱、念、做都有，通过这些表现手法来体现常宝这个苦大仇深，被迫女扮男装的苦孩子，骨子里透出来的一种不屈不挠的坚强性格。在第九场《急速出兵》中，常宝的唱段《坚决要求上战场》，表现了她爱憎分明，誓与座山雕顽匪血战到底的决心。常宝随剿匪小分队一起，冒着鹅毛大雪整装出发，脚踏滑雪板直奔威虎山的群英形象，通过滑雪舞表现出来，这场戏包括了唱、念、做、舞。在第十场《会师百鸡宴》的武打动作中，剧本设计了常宝追匪上场，“大跳”射击、“旋子”、“探燕”、撑枪“虎跳”等一系列与土匪格斗的动作，都非常专业，要完成好这一整套动作，不具备较全面的基本功训练是很难胜任的。所以，我每天除了和大家一起晨练，吊嗓子以外，还得抓紧一切排练的空隙为自己“加餐”，倒立、耗腰、压腿、打“飞脚”、走“旋子”、练“小翻”，只要一有空就练，台上没有我的戏时，我就自己在台下练，尽管外面寒风朔朔，礼堂里又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为了练功，我又不能穿棉衣棉裤，只穿秋衣秋裤还练得浑身是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由于平时的苦练，所以在以后的每次演出中，我都能得心应手地与战友们默契配合，较好地完成了剧本规定的武打动作。

在第三场《深山问苦》中，由队长张鸿任扮演猎户老常，吴颖扮演杨子荣，他们都是多才多艺，而我却是初出茅庐，能和他们一起配戏，我感到很荣幸，因此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对演好这场戏充满信心。

戏一开始，常宝正麻利地拾掇着小炕桌儿上的碗筷，常猎户小心地向窗外瞭望，父女二人对白：“爹，刚才来的那一男一女真不讲理！把咱们家刚弄到的一点儿狍子肉都吃光了！”常宝气愤地坐在木墩上。常猎户紧张地掩上门，对常宝说：“常宝，你知道这一男一女是什么人吗？”“那男的不是说，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嘛！”“哼！8年前我被拉上威虎山，在山上见过他，他叫野狼嚎，是土匪！”常宝惊讶地“啊！”了一声，常猎户忙说：“这儿呆不住了！咱们得赶紧收拾收拾，到夹皮沟你大山叔那儿去。”“嗳。”二人的对白、表演、神态和谐默契，眼前的常猎户，饱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凌和压榨，他把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深仇大恨埋藏在心底，为了活命，被迫叫女儿女扮男装充哑人，父女二人死里逃生，相依为命。吴颖的表演也十分优秀，他扮演的侦察英雄杨子荣气质英俊潇洒，杨子荣与猎户老常的一席对白，为常宝接下来的唱段《只盼着深山出太阳》作了良好的铺垫，紧接着是杨子荣的唱段《管教山河换新装》。

无论在排练还是演出中，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被剧情所感染。苦大仇深的猎户女儿常宝，在那个土匪出没不定的深山老林里，顽强地与死亡抗争，与土匪周旋，她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亲人解放军，并由此道出了《只盼着深山出太阳》的强烈心声。当这场戏的结尾，常猎户持斧、常宝持猎枪急奔门口，与杨子荣、申德华、吕宏业等集体亮相时，伴随着闭幕曲，大幕徐徐拉上了，我眼眶里的泪水仍未干。

那是1971年元旦的前夕，我们的《智取威虎山》在连里正式上演了。记得那天晚上，新盖的礼堂里挤满了人，像每天晚点名一样，各排依次整队进入礼堂，男生排在左边，女生排在中间，后勤排在右边。跟以往不同的是，今儿个，连里的一些原场就业职工们也带着他们的老婆孩子们来了，说实在的，要说我们兵团战士的文化生活比较枯燥，可跟他们相比，我们还是很知足的，听说他们当中的有些人，长这么大还从来没看过文艺节目。礼堂门口也挤着不少人，他们嬉笑打闹着，互相推搡着，看穿着就知道，他们是闻讯从几里地以外赶来的老乡们，整个礼堂内外，大人、孩子、兵团战士们凑在一块儿，甭提有多热闹了，像过大年似的，简直把个礼堂给挤得水泄不通。礼堂里没有椅子，兵团战士们像往常一样，坐在自编的草垫上，原场就业职工和他们的家属们都自带着小凳子，有的人干脆就站在窗台上，指导员、连长也一改往日的严肃和郑重其事，笑嘻嘻地亲自出来维持秩序。

舞台上没有地毯，只有那铺得平平整整的青砖。尽管我们的背景、道具都很简陋，服装也很差强人意，但我们专心致志、入情入境的表演，依然赢得了台下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

《智取威虎山》全剧的演员，仅大大小小的角色就需要19人，再加上战士若干人、群众若干人、八大金刚和众匪徒若干人，少说也需要三四十人，而我们全体宣传队员，总共还不足30人，因此我们几乎人人都“身兼多职”。队长张鸿任负责全面工作，队里大大小小的事他都得过脑子，还要分别扮演第三场的常猎户和第二场、第七场的李勇奇，就连乐队的队员们，也都化好了妆、穿戴成各个角色，随时准备登场，拉二胡的张五一，在剧中扮演奶头山匪首许大马棒的联络副官栾平；扬琴手刘惠芬和负责锣鼓家什的郭宝恩两个人，女扮男装，客串在威虎厅里抱着酒坛子跑东跑西和在威虎山上持枪巡逻的小土匪；月琴手赵华扮演李母……就这样，大家一会儿要扮演追剿队员，一会儿要扮演众匪徒，一会儿又得扮演夹皮沟群众，像走马灯似的反复去后台换行头，忙着赶场，在第九场《急速出兵》中，跳滑雪舞的追剿队员们有一半是女生扮演的。除此之外，大家还要同时担起舞台工作队的任务，上一场戏刚一结束，马上撤下道具，在最短的时间内，码放好下一场戏的道具。

我们这个文艺宣传队，不仅弥补了当时连队文化生活的不足，为枯燥、单调的知青生活增添了些许活力，也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在连队演出之后，我们参加了全团汇演，受到了团首长的表扬。之后，我们应邀到兄弟连队作巡回演出，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款待，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兄弟连队战友们的热情和友好。每次演出结束时，天已很晚了，然而，当我们坐上马车，星夜赶路回连队时，大家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倦意，那些看似熟悉，其实并不熟悉的结实的面孔，那些侃侃而谈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出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回味无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里，我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孤独无助常常围绕着我们，我们视友情为珍宝。

后来，我们应邀到附近农村为当地农民演出，那里的条件之艰苦就更甭提了，连电灯也没有，他们是用汽灯为我们提供演出照明的。当地的老乡们像看专业剧团演出似的，兴高采烈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演出结束了，他们还围在我们身边不肯离去。也就是在那时我才知道，都20世纪70年代了，农村还没用上电灯，我从内心对中国的农民报以同情，为什么他们的生活这么苦，而我们城里人的生活就比他们好得多，这太不公平了。

《智取威虎山》从排练到演出，得到了全连上下的大力支持。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大田排里抽调出来的，本应当分配给我们干的活儿，大家替我们干了，我们没有理由不加倍努力排好这出戏，演好这出戏，把这出戏献给连队；其次，一些较大的道具，如：房子、长枪什么的，全是连里的木工帮着做的；每当我们从外面演出回来，不管多晚，也不管外面有多冷，炊事班的同志们都会从刚捂热的被窝里爬出来，披上棉大衣，提着马灯来到伙房，和面烧水，为我们擀面条，让我们吃上热乎乎、香喷喷的汤面，驱走身上的寒气。每当这时，我们就会由衷地感叹：到家的感觉真好！大车班的同志们更是和我们同甘共苦，无论我们到哪儿去演出，都是乘着他们的马车一路往返。

我们这些人，台上是演员，台下是装卸工。全剧所有的服装、道具，归拢起来也着实不少，装车也得装上一阵子。每次出发前，我们都是先把道具装上车，像背景、房子这些重要的道具，得选择最佳位置码放好，以防在路上被大风刮坏，待道具安顿妥当了，我们才陆续上车。

内蒙古的冬天可真是太冷了！一路上，刺骨的寒风吹得我们透心凉，黄沙直往耳朵眼儿里灌，我们把帽耳放下来，把棉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捂得严严实实，像一个个大棉球似的。有时，大风刮得我们连眼睛也睁不开，我们就把头埋在大衣领子里，大家紧紧地靠在一起。到了目的地，我们的双脚已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大家互相搀扶着从马车上挪下身来，在原地使劲儿地蹦，一直蹦到双脚发麻，慢慢地恢复了知觉，才能迈开步子走路。

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战友情。我们与狂风做伴，与黄沙为伍，大家在一起，共同克服了许多困难。汗水、泪水，酸、甜、苦、辣，全都凝聚在这一个焦点，那就是我们的《智取威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