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排夺冠之路纪录片（银幕上的女排记忆）

《夺冠》：银幕上的女排记忆

本刊记者/隗延章

发于2020.1.13总第932期《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女排”——在中文语境中，这四个字有着特殊的意涵，它不只指代一个体育项目或者一支运动队伍，它已经被提炼成一种精神，赋予了另外的意义，渲染出特定的色彩。它代表着拼搏、奋进、奇迹，以及中国人才能确切理解的“集体主义”与“万众一心”。“中国女排”从1980年代开启辉煌，日后历经波峰浪谷，如今又一次被世人仰望，这一切已经浓缩为一套独特的激励与鼓舞的语境，用来映射中国更广阔的时代经验。历经几代人关注与传颂，“中国女排”已经不再单独指涉体育，而变成了一种象征。

这一次，香港导演陈可辛决定重现“中国女排”历经的一切。他是那种善于用小人物切入大时代的导演，他想做的当然不只是探讨体育和竞技，更多的，他是想弄清为什么这样一项运动和这样一支队伍在中国会激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

陈可辛坐在曼谷一家体育场的观众席上，看着中国女排队员陆续入场，每人都是大长腿，穿着运动服，光彩照人。其中有一个18岁的女孩，这一年刚加入国家队，便被选在这场比赛中担任主攻手，她频频强攻，让中国队迅速拿下韩国队。陈可辛记住了那个女孩的名字，叫郎平。

这是1978年亚运会上的一幕。彼时，陈可辛只有16岁，对电影已经很有兴趣，曾在父亲的电影中客串过小角色，但那时的他不知道，自己会在13年后成为导演，27年后成为最早一批从香港来内地的电影人，更不会预计到自己会在41年后拍下一部以场上那个18岁女孩和那支运动队为主角的电影《夺冠》。

今年，陈可辛57岁了，留着标志性花白长发，额头的皱纹清晰可见。晚上九点，他刚开完一场会议，看得出有些疲倦。公司的几名后期人员还没下班，坐在椅子上剪片子。电脑屏幕上，有时闪过教练郎平在答记者问的画面，有时，画面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青年郎平，跳起来，一记凶猛的扣球，得分，场上欢呼声此起彼伏。

距离陈可辛上一部导演作品《亲爱的》，已经过去了五年。这五年，他除了在几部电影中担任监制外，忙活的两部自己导演的电影，都是体育片，一部是即将上映的《夺冠》，另一部是《李娜》。

人们都好奇，陈可辛怎么突然对体育电影这么感兴趣？“我拍《李娜》，是对这个人物感兴趣，她在中国是那么特别的一个人。我拍《夺冠》，也是从袁伟民、郎平、陈忠和这几个人切入，也是想弄明白，为什么排球这项运动，在中国会引起老百姓那么大的关注。”陈可辛说。

漂泊者拍摄漂泊者

2016年，陈可辛正准备《李娜》的剧本，为了这部电影，他开始留意身边的体育比赛。那一年，中国女排在里约奥运会夺冠，铺天盖地的欢庆和举国欢腾令陈可辛好奇。他问编剧张冀，“要是拍中国女排的电影，我们可以讲什么？”

香港人陈可辛，自从拍《中国合伙人》起，合作的编剧一直是内地人张冀，某种程度上说，张冀是陈可辛了解内地的一个窗口。张冀对他说，“女排跨越的35年，很多时代、社会的变迁，可以在这个戏里面去展现。”

陈可辛觉得，这样的题材，可能已经有同行在筹备，他开始向电影局打听，发现竟然没人打算拍。

于是，他和编剧张冀开始查资料，做访问，打磨剧本。大量往事、细节浮现出来，以至于剧本筹备结束时，陈可辛觉得，那些素材够拍五部电影。

最终，故事的主人公确定为袁伟民、郎平和陈忠和，时间从袁伟民主训80年代女排开始，核心故事线是郎平和陈忠和跨越35年的友情。起初，两人在排球队，一个是替补，一个是陪练。之后，女排获得五连冠，名声大噪。后来，陈忠和成为中国队主教练，带领中国女排拿到世锦赛和奥运会冠军，北京奥运，郎平已经是美国队教练，陈忠和是中国队教练，两人上演世纪对决。新世纪又一个10年，郎平回国，成为中国队教练，在陈忠和的协助下带领中国队又一次获得奥运冠军。

陈可辛决定邀请巩俐饰演教练郎平，黄渤饰演教练陈忠和，“郎平是一个家喻户晓，辨识度很强的人，你找谁演郎平可能观众都会觉得不像。合适的人，不是样子像，而是气场像。巩俐在电影圈的地位跟郎平在体育界的地位是匹配的，年纪也不差很多。巩俐身上那种霸气、倔强、强悍，是（跟郎平）很神似的。”

巩俐黄渤首次合作。

陈可辛在为《夺冠》选演员时，很看重演员在现实中的地位与角色地位的匹配性，“演这些算是很重量级的人物，（演员）一定要在观众心目中有一个相应的地位”，陈可辛说，他为袁伟民的角色寻找演员时，曾考虑过几个“德高望重”的演员，但很多年纪都太大了，与故事中袁伟民40多岁的年纪不匹配。最终定下了吴刚，“无论是他的气场、身份、地位，都是刚刚好的一个。虽然他也比袁伟民当年大，但80年代四十几岁的人，跟现在五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差不多，你找五十几岁的演员，去演当年四十几岁的人，感觉是对的。”陈可辛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至于陈忠和的角色和演员选择，在陈可辛看来，“他和郎平一样，都是英雄，而且他更加接地气。真的需要黄渤这样的实力派才能实现。”陈可辛说。

扮演真实存在的人物，主演注定要做更多准备。开拍前，巩俐曾在北仑排球训练基地待了半个月，每天拿个本子，一边看一边记。吴刚在剧组开拍三周后进组，此前一直在观察女排训练，做准备。黄渤看了很多文字、影像资料，特意收集了陈忠和的小习惯，“他是福建人，爱喝茶，喜欢收藏小古董”，表演时他将这些细节装进了角色中。

陈可辛说自己很着迷于中国内地的80年代，这是他拍《夺冠》的另一原因。“内地突然间的那种百废待兴，大家看前面都有无限的可能性，这是我十几年在内地，听到很多我这岁数的朋友都在讲的，重现这样的感觉，也是这个戏让我很有满足感的地方。”陈可辛说。

1980年左右，陈可辛身处与内地完全不同的环境。彼时，他是泰国曼谷一所国际学校的高中生，即将毕业。他是个念旧的孩子。当初父母告诉他要举家迁居泰国，他留恋香港，不同意，拗不过才跟随父母过来。来到泰国几年，依然不会写泰语，也不会读，在同学间格格不入，每周最大的盼望就是去唐人街买香港报纸，一到暑假就回到香港。

迁居是父亲的决定。他的父亲陈铜民，是一名香港电影人，曾在凤凰、邵氏等电影公司做编剧，也曾自筹资金拍摄电影，但总遇到资金周转不灵。陈可辛12岁那年，父亲放弃电影，将家从香港搬到泰国。

念旧的陈可辛，成年之后却没有回到香港，而是主动选择一条漂泊之旅：18岁，他来到美国读书，追寻“美国梦”。起初，他在美国读酒店管理专业，第二年想换成电影系，没被录取，读了历史系。但他读得很开心，“历史都在讲故事，有很多故事听”。

陈可辛来到美国的第二年，中国女排在世界杯首次夺冠。获胜那天，天安门广场聚满了人，在广场彻夜高呼“中国万岁，女排万岁！”次日，几乎所有报纸头版，都是女排夺冠的消息。《人民日报》评论称，“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

这场胜利，填补了民众“文革”后长久的信心缺失，迅速被拔高到激励整个民族精神的高度。之后几年，随着中国女排夺得“五连冠”，郎平等女排队员成为80年代最红的明星。

那时的陈可辛，还在美国读书，假期会跑回香港或泰国。21岁那年，吴宇森在泰国拍电影《英雄无泪》，陈可辛正好放暑假，在剧组担任泰语翻译，从此进入电影行业，历任助理制片、副导演、监制，8年后，他拍摄了处女作《双城故事》。

陈可辛的早年作品中，充满他个人经历的映射。每部作品都在讲述一个逝去的时代，也都有至少一个漂泊的主人公。处女作《双城故事》里，这个人是漂在美国的志伟。他最为内地观众所知的早年作品《甜蜜蜜》中，张曼玉和黎明饰演的情侣，双双漂在香港。

陈可辛在讲述这些漂泊、无根者的故事，却总是带有一种脉脉温情。他将这一点归结为自己健康的家庭关系，“也许家庭关系不好的人，看事情会负面和苦涩”。陈可辛说，他和父母的关系很好，将父亲视为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他将童年明亮的情感底色，延续到电影中。

陈可辛的电影在内地观众心中留下最深刻痕迹的，往往是那些能勾起集体记忆的作品。在他北上前，这样作品的代表是在其中采用了邓丽君音乐，讲述港漂的《甜蜜蜜》。陈可辛北上之后，典型之作是讲述改革开放后奋斗者的《中国合伙人》。

陈可辛开始在香港做导演的90年代，中国女排正处于低谷。五连冠之后，中国女排兵败汉城奥运，之后四年未获得世界冠军。而郎平则先后于80年代后期去美国留学又赴意大利摩纳哥俱乐部女排打球。1990年，郎平一度回到中国国家队参加第11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中国队在决赛中败于苏联，获得亚军。此后郎平再次退役，回到新墨西哥大学执教女排。在这段漂泊的日子里，郎平不会知道，多年后，会有一个喜欢拍漂泊者的导演，将她的故事变成电影。

80年代老女排训练“流血不流泪”，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个个是英雄。

用个体人物拍摄时代变迁

将中国女排的故事变成电影并不容易。长久以来，中国体育电影都乏善可陈，共同的短板是这些电影中缺乏精彩的竞技场面，无法吸引观众。一方面，演员没有运动员的体魄，无法演出那些动作，另外，运动场面激烈，调动镜头的难度极高。所以，多数导演的做法是尽力绕过竞技场景，将镜头更多对准体育之外的故事。

陈可辛决定解决这些问题。虽然《夺冠》的故事主人公袁伟民、郎平和陈忠和已经确定由吴刚、巩俐、黄渤饰演。但他还需要解决一个难题：找谁饰演80年代的女排运动员？

陈可辛的方式是“做实验”。他在一两周的时间内，分别尝试让演员扮演运动员，又让运动员自己出演角色。最终发现，运动员演戏效果很好，“（演员）怎么练，不是说几个月就能练出来，包括她的胳膊、手脚都不够粗，怎么样都不像运动员。”陈可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方向确定之后，剧组三个选角团队，在全国范围内的排球队、体育院校见了2000多名运动员，从中挑出数百名试戏。陈可辛从这数百人中几次筛选，最终确定十余人，扮演中国80年代的女排运动员。同时，经过协调，他得以起用现任女排国家队集体出演电影。

饰演当年女排队长孙晋芳的是中国女排的前国手陈展。2017年，陈展退役后，在江苏一所大学任教。去年3月，她在省队微信群见到《夺冠》海选演员的通知，经过了一次面试、一次为期6天的表演培训，最终被选为孙晋芳的扮演者。

拍摄前，陈展找来孙晋芳的传记看，觉得自己的个性和孙晋芳很像，都很直率。此外，她和孙晋芳一样，有过不被教练看好的经历。“她（孙晋芳）的身体条件也不突出，我刚进队的时候，也有教练说我个子小，不适合打排球。”陈展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不同的是场上位置，陈展在队中担任自由人，孙晋芳是二传。这二者间的技术差异很大。为此，陈展专门训练了一些“二传”的常用动作，以及一些80年代才有的，现在已经被淘汰的排球技术，比如“左手勾飘球”。

饰演青年郎平的演员是郎平的女儿白浪。当时，白浪在美国一家投资银行工作。大学时，她曾是斯坦福大学女排的主攻手。剧组找到白浪时，郎平并不认为女儿愿意在电影里出演自己的角色，但后来，白浪觉得自己或许可以试试。拍摄前，白浪为达到郎平年轻时偏瘦的体型，四周内减肥15公斤。

白浪饰球员郎平，全力训练，神还原母亲“铁榔头”拼搏风采。

开拍前一周，陈可辛还在匹配演员和原型。墙上贴着原型和演员的大头照，他将照片来回挪动、匹配，找最“神似”的演员。“比如现在演周晓兰的演员，本来演张蓉芳，后来她减肥减了有十几二十斤，发现她气质更像周晓兰，最终她演了周晓兰。”陈可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陈可辛已经当导演29年了，这是他第一次使用素人主演。他请来一位表演指导，教素人演员演戏。一些表演指导调教演员的方式，他看了亦觉得神奇，“譬如要哭的戏，原来都可以用体能去调动。你哭不出来，前面就先用体能，大家去用力去对抗，像摔跤一样，出了一身汗，然后你才能哭出来。”

作为已经北上15年的香港导演，陈可辛现在已经可以熟练移植曾经用个体人物讲述香港变迁的方式，来讲述内地的变迁。21世纪初，陈可辛刚来内地拍片那会儿，不是这样的。

90年代后期，香港电影市场迅速下滑，而伴随着院线市场化改革，内地电影市场在迅猛增长。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英雄》收获2.5亿票房。“2002年，我看到《英雄》的成功，原来内地可以是这么大一个市场。”陈可辛回忆。

2003年，一纸《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署催生了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片，陈可辛、周星驰、王晶、杜琪峰等香港导演纷纷北上。只不过，彼时内地最卖座的电影，是陈可辛并不擅长的武侠片和贺岁喜剧片。

初到内地，陈可辛没有选择去拍武侠和喜剧，而是在熟悉的爱情片中，加入歌舞元素，试图以此打开市场。他曾在提到《如果爱》时说，“说到爱情片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买碟回家看，于是，我想通过华丽的歌舞场面把观众请到戏院中”。这种策略没能成功，《如果爱》上映时，遭遇陈凯歌的《无极》，最终票房只有3000万元。

首次试水失败后，陈可辛拍摄了他此前从未拍摄过的动作片《投名状》和武侠片《武侠》，结果依然不如人意，“虽然我还是能把握自己想讲的东西，用古装的形式去接我自己的地气，但这是很吃力的。”陈可辛说。

韩三平曾与陈可辛合作拍摄《投名状》，他印象中，陈可辛是香港导演中普通话最标准的一个。陈可辛对他说：“我要拍内地电影，我得把普通话学好。”

韩三平记得，陈可辛除了爱谈电影，还很爱谈内地电影市场、观众需求。有次陈可辛对他说“把香港电影拿到内地，让内地观众喜欢香港电影，这理念不对。要把香港的电影工业、商业发行技术，与中国内地的文化感觉相结合”。

初来内地三次试错，耗费陈可辛六年时间。这六年间，中国内地在悄悄变化。他刚来内地时，时尚杂志看到的，都是“很财大气粗很假的”，到了他拍《中国合伙人》那会儿，他在时尚杂志、广告中发现，大家开始喜欢老东西，古董车、古董手表、复古的服装成为时尚新宠。

观众的电影口味也在变化。人们不再只喜欢在笑料、虚幻的武侠世界中获得刺激和安慰，而是有了回望自己真实处境的兴趣。武侠、贺岁喜剧大片不再主宰市场，现实题材的中小成本影片开始出现。

适合陈可辛的时代来临了。他回到了在香港擅长的创作方式，用个体故事作为切口，去讲述中国近些年时代、社会的变迁。“不是我没经历过，我就拍不好。我在哪里拍电影，都需要抓感觉，无论是今天拍《夺冠》，还是哪天拍阿波罗登月，我都需要做海量的功课。且电影是一个群体的东西，导演其实是给一个判断跟方向，你的团队会给你提供很多的选择。”陈可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电影《夺冠》展现青年陈忠和陪练经历。

体育电影的空白与重建

2019年4月，剧组在福建漳州体育训练基地举行启动仪式。这个训练基地，曾经是80年代女排训练的地方。开机那天，老女排的郎平、陈忠和，女排国家队运动员朱婷、张常宁等悉数到场。陈可辛在一条微博中说，“那时我坐在场边16岁。现在我快60岁了，准备开拍中国女排的故事，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启动仪式之后，陈可辛觉得时间骤然紧张起来，演员很多，档期和拍摄时间协调起来很复杂，原计划在漳州和北京两地拍摄，来不及了。于是，团队美术在北京顺义的一家农药厂，按照1:1比例，重建漳州训练基地，既包括当年训练的场馆，也包括宿舍、办公室、洗澡间、卫生间等。

陈可辛要求，重建尽可能还原当年的样貌。而当时，恰逢漳州训练馆拆迁，要拆掉原址改做博物馆。于是，创作团队用卡车，将拆迁后废弃的竹地板从漳州拉到顺义，用在重建的场馆中。这些地板，就是当年郎平训练时的地板。陈可辛前期采访80年代女排队员时得知，这些竹地板边缘有毛刺，女排有时训练完，整个脚都是刺，血肉模糊。

郎平的女儿白浪小时候，曾和母亲去过漳州训练基地。今年，她走进重建的基地那一刻，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拍1981年“中日大战”那场戏时，她有时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回到了1981年，自己就是郎平，在参加那场比赛。

由于地板上有毛刺，工作人员建议白浪在地面上垫个垫子。她拒绝了，“想体验一下妈妈当年训练的感觉”，那次拍完，她像母亲当年一样，身上是青的，后背划出口子。

经过这次拍戏，白浪更理解了母亲，“我妈就像一个大冰山，你在上面只看到一点点，但是在水底下（的部分）非常大。拍完这个电影，我更理解我妈妈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白浪说。

像陈可辛这样下功夫还原历史场景的体育电影，在中国是罕见的。一直以来，尤其是近年，鲜有导演愿意拍摄体育电影。人们提到体育电影，除了谢晋的《女篮五号》和张暖忻的《沙鸥》这样的早期作品，再也想不到其他。

实际上，中国的体育电影史可以追溯到很早，早在民国时期，就诞生了第一部体育电影《体育皇后》，主题是民族主义情绪浓厚的“体育救国”。这与彼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影片拍摄前，刚发生“九一八事变”。

1949年到1966年期间，体育电影和彼时众多文学艺术作品一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教化意味。故事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类代表如谢晋《女篮五号》，使用对比的手法，表达旧社会的糟糕和新中国的美好。影片中，主人公在解放前因不接受老板“打假球”的要求，被黑社会暴打。解放后，主人公成为上海女子篮球队的指导，讲原则也能施展抱负。另一类代表如《冰上姐妹》《两个小足球队》等作品，故事模式是集体对个人的改造。比如在《两个小足球队》中，主人公王力个人主义突出。一次比赛中，他因不团结同学，频频失误，被集体抛弃。最终，他在班主任和家人的劝导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回归集体。

陈可辛在筹备《夺冠》的时候，也发现并没有太多的中国体育电影可供自己参考。“看了一下《沙鸥》，是看那个80年代的状态。除此之外真的没看过中国体育电影。”陈可辛说。

1979年，出现了“文革”结束之后第一部体育电影《乳燕飞》，故事以体操运动员王维俭为原型，讲述一位运动员克服重重挑战为国争光的故事。从此，体育电影最常见的主题，又回到了它在中国诞生之初的“强国叙事”，尤其是在80年代初，中国女排项目等体育项目屡屡取得成绩之后，围绕体育的电影、新闻、文学的精神内核，在80年代皆大致如此。

《乳燕飞》。

此外，在“文革”刚结束的几年，亦有体育电影在“强国叙事”的同时，延续了彼时的伤痕、反思主题。其中代表是《排球之花》和《剑魂》，讲述了老一辈体育人，在“文革”时期遭遇压制、伤害，拨乱反正之后，老一辈体育人又积极复出的故事。

90年代之后，体育电影的主流依然与“强国叙事”紧密相关，但支流越来越多元化，一些诸如《黑眼睛》《我的九月》等作品充满人文关怀。影片《我的九月》，讲述了一个内向、自卑的小学生安建军，在体育老师的包容和鼓励中找到了归属感和自信心。

随着中国申奥成功，体育电影一度成为热门题材。仅2007到2008年之间，便诞生了16部体育电影，比如《买买提的2008》《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彼时，体育电影已经脱离家国大任，更多与青春、梦想相联系，以迎合年轻观众。但或许由于太强的应景色彩，这些电影普遍质量不高，也未获得期望的广泛关注。

“其实世界上只有美国体育电影有市场，其他国家，印度、韩国体育电影都不行，《摔跤吧爸爸》在印度也是一个例外。”中国电影研究者、知名影评人赛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背后与公众对体育的参与度有关。在美国，体育是一项重要的公共生活，根据美国体育用品制造商协会2009年的一组数据，拥有逾3亿人口的美国去年有50天以上锻炼经历的人达2.6亿人，每百个美国人当中就有86个人参加体育活动。反观中国，虽然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上屡屡拿到金牌，但很多年里，体育离普通人的生活仍有距离。

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这几年，体育正开始成为人们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与之相对应，国内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体育商业片电影的尝试。其中，最为成功的代表是韩寒讲述赛车手的电影《飞驰人生》，由于韩寒赛车手的身份，影片中赛车的竞技场面极其专业，最终也获得了17.16亿元的票房，在中国内地体育电影中，它是唯一票房过10亿元的体育电影。

个人情感大于一切

陈可辛明白，《夺冠》如果要吸引人，除了此前考量的选角、真实等因素之外，还原真正的竞技场面也是重中之重，但这很难。他解决竞技场面难题的方式，是让真实回归真实，比如，在拍摄中国女排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镜头时，他就让中国女排国家队的现役运动员直接出演。

拍摄前，女排国家队一直在打世界杯，拍摄后则要备战奥运，中间只有十多天时间的假期，全给了《夺冠》剧组。拍摄的那场比赛，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中巴对决”。由于其中涉及与巴西队打比赛的竞技场面，陈可辛专门找来巴西俱乐部的女排运动员，其中有三人曾参加过里约奥运会。

里约奥运冠军球员真人出演王者再次集结。

这次拍摄“中巴对决”，由于一共只有十多天，还要留下时间拍摄文戏，他需要在3天时间内再现这场比赛。

这3天，现场架了12部摄像机，其中6部是电视台本来用来拍摄赛事转播的摄像机。相比电影团队，他们拍摄竞技场面更有经验。国家队的女排运动员用两班倒的方式每天拍摄17个小时。她们和巴西运动员现场打比赛，剧组抓拍镜头。陈可辛说，这比运动员平时训练、比赛还要辛苦，“打比赛就打两个小时，是不会打十几个小时的。”

这种“本人出演本人”的方式是陈可辛第一次尝试。有时，他有种在拍纪录片的错觉，尤其拍文戏。其中一场戏，是“中巴对决”前女排队员的睡前谈话。剧组根据之前收集的资料，写了一版台词给队员，结果队员拿到剧本说，“我们平时不会这么讲话”，拍摄时，队员把台词改掉，换成了她们平时说话的方式。

剪辑时，陈可辛发现如果把自己喜欢的素材都用上，影片时长会达到3.5到4个小时。为了配合院线上映，他要剪到两小时左右。有一些与主线无关的细节，即使自己喜欢，也只能忍痛舍弃，比如80年代，一次女排出国打球前，队里怕运动员不适应外国饮食，提前给她们吃牛排，有队员吃吐了，“我不知道谁会不喜欢牛排，原来在中国没有肉吃的年代，突然给你一大块牛排，带着血丝，人真的会吃不下。”陈可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夺冠》海选演员和使用国家队队员拍摄上能看得出来，这部电影得到了包括体育总局在内的官方机构的支持。有媒体评论说，陈可辛从《中国合伙人》起，他的作品似乎总能精准地取得最大公约数：官方认可，也与彼时的民间情绪共振。

《中国合伙人》上映时，恰逢“中国梦”的概念提出。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创业浪潮正在酝酿，北京的咖啡馆里到处都在讨论创业、融资。

他的上一部作品，关于打拐题材的《亲爱的》上映于2014年。向前倒推几年，新浪微博出现的“微博打拐”成为官方支持民间热议的网络公共事件。其中，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也是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微博大V。

对于能非常准确的获得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并且在艺术和商业上都得到正向反馈，陈可辛自己却不认为这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对于你说的这些，我只认可《夺冠》是这样的。”陈可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个人看重的，是能否在电影中融入自己的表达。拍《中国合伙人》的时候，“中国梦”还没有被提出，创业潮也尚未开始，在那之前，他只是一直想拍一部中国版的《公民凯恩》，找了很多题材，发现野蛮生长中的一代企业家，有众多“贪腐”“政商交易”的故事，有意思，却无法摆到台面上。互联网创业精英的故事中，又充斥着并购等观众看不懂的内容，直到韩三平给他提供了一个英语学习创业的故事，他终于觉得可以拍摄。

此外，《中国合伙人》也是他投射最多个人情感的一部作品。片中的孟晓骏宛如80年代的陈可辛。彼时，陈可辛去美国留学前，坚信自己“一定会拿到美国身份”。签证前一晚，陈可辛紧张得辗转难眠，“那五分钟见签证官就像见判官一样，他们在审判我的下半辈子”。

而《亲爱的》最初源于他在中央电视台看到的一部打拐纪录片，很受感动。后来，编剧张冀写剧本时，写出了被拐孩子回到原生家庭之后，内心所经历的“二次拐卖”。这种情感的复杂，事物的两面性，令陈可辛觉得有表达欲望。

对于即将上映的《夺冠》，他坦率地承认这是官方欢迎，而民间也能从中找到情绪共鸣的那种电影。但他更愿意聊的，还是他对80年代的着迷，以及16岁时自己在曼谷体育场边见到中国女排上场的那一幕。他仍然愿意，也有能力把一切宏大叙事幻化成个体情感的经验体悟。

2018年夏天，女排世锦赛在香港站的比赛，陈可辛又一次出现在赛场的观众席里，不时鼓掌、叫好，身边坐着他妻子吴君如和父亲陈铜民。这天，郎平也在现场，只不过不再是那个扣球凶狠的队员，而是一名教练。此刻，距离陈可辛第一次在曼谷见证中国女排出场，已经过去了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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