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为啥是推理女王（一个难以捉摸的女人）

《无人生还》、《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没有人不熟悉这些经典侦探小说。它们的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小说家，她笔下的侦探波洛和马普尔小姐的形象百年来早已深入人心。但这个“犯罪女王”本人的生活究竟怎样？英国历史学家露西·沃斯利（Lucy Worsley）在最新传记《阿加莎·克里斯蒂：一个难以捉摸的女人》（Agatha Christie: An Elusive Woman）中，带领读者重回那个侦探文学的黄金时代，探索有关克里斯蒂的更多故事。

“消失的小说家”阿加莎

关于阿加莎·克里斯蒂在1926年12月那场著名的失踪案，历来众说纷纭——当时，《罗杰疑案》的出版已经足以让这个36岁的女侦探小说家在英国文坛站稳脚跟，然而，遭遇母亲离世和丈夫出轨的双重打击，1926年12月3日深夜，濒临精神崩溃的克里斯蒂驾车离家，失踪了整整11天，引发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警方大规模搜查。收到民众线报的警察最终在约克郡的一家水疗酒店找到了化名特蕾莎·尼尔（Theresa Neele）的克里斯蒂。随之而来便是她和丈夫阿奇的婚姻宣告终结。奇怪的是，作为一名成功的侦探小说家和这桩轰动一时的失踪案主人公，克里斯蒂在此后的岁月里却始终对它讳莫如深，甚至从没有在自传中提到分毫。按照她和家人后来默认的说法，当时她经历了车祸，在身体创伤和精神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几天内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分离性神游症状态中，令她失去了对既往生活和自我意识的记忆。但也有不少人相信，一切只是克里斯蒂的精心策划，希望借以挽回丈夫的爱意。更有甚者认为，这个颇具天赋的侦探小说作家可能试图诬陷丈夫想要谋害自己。

舆论至今莫衷一是。唯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经历这场失踪案，阿加莎·克里斯蒂作为文学名人的声望的确更加响亮了。离奇的失踪为这个侦探小说家的个人履历蒙上更多神秘色彩，使她获得公众的更广泛注意——她的早期小说在重印之后被抢购一空。“这场失踪案可能真的是个意外，并且非常令人不快，但它也成为她取得巨大成功的核心支柱。”英国历史学家、传记《阿加莎·克里斯蒂：一个难以捉摸的女人》作者露西·沃斯利说。

的确，在此之后，就像是冲破了人生最大的阴霾，克里斯蒂的职业生涯一发不可收拾。她一生勤于写作，直到1976年去世之前不久，共推出了80部侦探小说，销量超过20亿册，是吉尼斯纪录认证的有史以来作品最畅销的小说家，作品普及度仅次于莎翁经典和《圣经》。然而，沃斯利也提醒，“她巨大的商业成功也意味着人们绝少会意识到她是一个多么具有颠覆性的作家，而不仅仅是某种传统”。在沃斯利看来，克里斯蒂50多年的职业生涯不仅为侦探小说建立了独树一帜的标准，也以其特有的方式记录下了20世纪的动荡与变迁。

“乡村别墅”里的侦探故事

大约八九个人聚集在一个小地方：一辆被暴雪困住的火车，一所女子学校，或者一栋英国乡村别墅。突然，一具尸体掉下来。人们在惊魂未定中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这时一个侦探站出来，说，请不要让任何人离开。随后，他开始对所有在场人员进行逐一询问，直到收集完全部信息后，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揭开真相，说出凶手、动机和方式。被点名的凶手似乎从不挣扎反抗，他大方地承认，然后在警察的押送下离开。

这是一部典型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模式。

在克里斯蒂开始创作的20世纪20年代初，正是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它们成为W·H·奥登这样的知识分子一拿起便放不下的读物。而用英国侦探小说作家、历史学家科林·沃森（Colin Watson）的话来说，那时的家庭主妇们甚至会像买菜一样，把新买来的侦探小说装在购物篮里带回家。尽管，这种流行此时还与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名字无关。最早由美国浪漫主义诗人埃德加·爱伦·坡创造（他只写了4篇便兴趣寥寥），侦探小说这一文学类别的第一个大师毋庸置疑是阿瑟·柯南·道尔，他的福尔摩斯系列从1887年一直绵延到1927年，为侦探文学建立起了两大传统：一个有怪癖的侦探，如夏洛克·福尔摩斯在无聊时会躺在沙发上，对着书房的墙壁开枪；以及推理作为小说的绝对核心地位，即当一个侦探工作时，他几乎从不展露任何个人情感，而是全神贯注于案件的归纳推理。

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在1920年发表，比柯南·道尔《血字的研究》晚了33年。她的创作基本继承了这两大传统，但个人特色也显而易见。在《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中初次登场的赫尔克里·波洛是一个来自比利时、爱说法语、打扮时髦、留一副硬邦邦八字胡的小老头，和克里斯蒂后来创造的另一个侦探形象——喜欢闲聊和打毛线的马普尔小姐一样，几乎站在了福尔摩斯所代表的技术专家式侦探的完全对立面：不会验血，也不会分析足印或者土壤成分。当然，他们的特长是理性推断，不会有突然发作的神经质，就连平平无奇的外貌也成为一种掩人耳目的优势，在那些典型的“乡村别墅”式犯罪现场，他们低调地通过与在场者的交流最终锁定并揭发罪犯。可以说，从1920年到1976年间出版的所有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无一例外都遵循了这些规则，而读者对它们照单全收。

1958年克里斯蒂与舞台剧《捕鼠器》女主角玛丽·劳（左一）共同庆祝该剧上演六周年。

20世纪的记录者

与克里斯蒂作品的大获成功相反的是，她的公众形象并不起眼。每每填写一些官方表格，在个人职业那一栏，她总是填上“家庭主妇”；有一次，她在火车上听到邻座的两个女人谈论自己，“我听说她喝起酒来像鱼一样，大喝特喝”，而她只是静静坐在一旁，默不出声。在沃斯利看来，这样一个“安静的爱德华七世时代女子”是克里斯蒂精心打造的公众形象，“用以隐藏真实的自己”，从而“保持局外人和旁观者的视角，避开一个试图定义她的世界”。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她在痛苦的精神崩溃之后为自己创造的另一个世界——通过一个新身份保护自我免受进一步的伤害。“你不能书写自己的命运，但你可以对自己塑造的角色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多年之后，克里斯蒂会这样说。

事实是，克里斯蒂“自己的命运”也足够丰富多彩——哪怕撇开那场著名的失踪案。在《一个难以捉摸的女人》中，沃斯利以轻快的节奏描绘了克里斯蒂的早年生活经历：她出生于维多利亚时代末期英格兰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而母亲个性独特、思维活跃。尽管哥哥和姐姐从小都接受了英国顶级寄宿学校的教育，但到了克里斯蒂这里，母亲却突发奇想，决定不让她在8岁之前接受学校教育。不过，天资聪颖的克里斯蒂仍然在家庭教育中早早开始了文学启蒙。由于父亲不善理财，家庭条件开始每况愈下，在她7岁那年，父亲因急性肺炎早早离世。这是克里斯蒂第一次经历人生的重大变故。

露西·沃斯利。

一战期间，克里斯蒂自告奋勇成为一家医院的护士，负责照料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员。这段经历对于这个日后即将成为侦探小说作家的年轻女性而言至关重要。用历史学家克里斯汀·哈勒特（Christine Hallett）的话来说，一战中护士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她们提供实际的护理工作，而另一方面，她们目睹战争之可怖却被要求对其缄口，因为向大后方的普罗大众言说这种可怖很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分崩离析”。于是，“假装一切都很好”，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克里斯蒂写作侦探小说之前的一种训练：她的每一部小说都以精巧的细节处理人们外表与内心精神之间的反差，那些带着社会性面具的人如何在自我和现实之间筑起防御的高墙，那些受到尊敬的人如何成为杀人犯。而当克里斯蒂终于能够进入医院的药房工作，她也拼凑齐了侦探小说的最后一个配方：毒药。不涉及暴力的毒杀成为克里斯蒂笔下最钟爱的杀人方式。她的侦探故事从而完成闭环。

1946年，克里斯蒂在家中打字。

许多人对克里斯蒂和那个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提出过各不相同的解读。英国评论家、独立学者艾利森·莱特（Alison Light）把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称为一种“康复文学”，认为它们以疏离的方式巧妙地展现了一个悲伤但可以修复的空间：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一桩凶杀案发生了，侦探通过推理完成破案，问题得到有条不紊的解决，“社会结构的伤口”愈合，所有人继续生活。作为侦探小说的忠实读者，奥登则认为，克里斯蒂小说的魅力在某种意义上是宗教性的，他写道：“至少在一个新教国家，犯罪案件的侦破能够间接地减轻我们的罪责，恢复我们的无辜。”也有人提出，这种宽慰更多时候关乎政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政治动荡从未真正停息，而侦探小说却提供了一种别样的出路，它试图告诉民众，那些破坏性的力量并非来自社会系统本身，而仅仅是一个或几个坏人，只要将他们除去，秩序便能恢复。

2022年5月，英国奇切斯特节日剧院上演《东方快车谋杀案》。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克里斯蒂小说的一大乐趣在于她对往昔时代的描绘：她笔下的那些中上层阶级主人公们常常以一种厌恶的眼光看待房地产开发和新兴超市，然后苦涩地抱怨自己被政府的征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力负担豪宅的维护费用——似乎舒适地住在豪宅里是他们与生俱来、心安理得的权利。而在一些涉及种族主义的故事里，可能是一个女服务员端上一种名叫“穿衬衫的黑鬼”的甜点（Nigger in His Shirt，一种涂有鲜奶油的巧克力布丁），或者是一个大鼻子犹太人金融家受邀参加一个庄园里的政治会议时，被主人家当场取了个绰号大鼻斯坦（Nosystein）。然而，这些如今看来相当政治不正确的阶级或种族观念，是否代表了克里斯蒂本人的态度？这一问题似乎始终难以厘清。一些人坚信它们仅仅反映了克里斯蒂对她的时代和同胞的讽刺，绝非她自身的态度。但英国犯罪作家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却在他的研究性著作《血腥谋杀》（Bloody Murder）中提出，在那个侦探文学的黄金时代，不平等问题从来不是克里斯蒂这样的侦探小说作家考量的因素，“在这些故事里，社会秩序就像印加帝国的等级制度一样固定”。

沃斯利大概会对西蒙斯的观点表示认同。在她笔下，这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也经历了两次婚姻（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后，克里斯蒂嫁给了一个比她年轻得多的考古学家，并且数十年如一日地支持他的考古工作），靠自己的写作建立起了一个非凡的侦探文学帝国的女性，似乎从未对外透露过自己的政治观点。或许，对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读者而言，他们必须接受她是她自身阶级和时代产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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