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姓的起源及分支（黄姓的主源来自大业）

（作者：黄诚琼）

黄姓，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群体。在众多源头中，由姬姓黄帝颛顼族系和嬴姓少昊族系共同繁衍而成的大业、伯益宗系，是最主要的族源。这一大宗系的主要代表，就是大业、伯益。所以，东汉著名学者蔡邕（yōng）在他写的《汉交趾都尉胡府君夫人黄氏神诰》一文中说，“夫人江陵黄氏之季女，字曰列嬴，其先出伯翳（即伯益），别封于黄，以国氏焉。”据史载：大业、伯益族系，有两个源头，一是黄帝、颛顼系，一是少昊系。

黄帝像

《史记·秦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个美丽的神话：“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这个传说很符合我国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人类文明在诞生之初，由于生产力低下以及种族繁衍因素，社会以母系为主体，从“姓”的偏旁部首就能明白，最开始的区分家族，就是以母系划分。母系社会最大特点就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如《庄子·盗跖》称：“神农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而《白虎通义》也称：“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

《本纪》记录秦的先祖大业时，也不知其父是谁。于是，采用了民间相传的这个神话来陈述其事。其大意为：“秦的祖先，是颛顼帝的后代孙女，名叫女脩。女脩织布的时候，有一只玄鸟掉落一颗蛋，女脩把它吞食了，生下儿子，名叫大业”。也就是女脩的丈夫是谁，《史记》没有记载。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想，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她在家中纺织。有一天，少昊青阳氏玄鸟氏族一英俊的青年男子经过她家门前，被女脩的美貌所吸引，顿生爱慕之情，便向她求爱。女脩见其英俊潇洒，很高兴的接受了他。两人相识相爱后，产下一子取名大业。神话中的这个“玄鸟陨卵”应该就是这个玄鸟氏族的青年男子─—女脩的丈夫，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业父。

伯益像

因此，他们的后代，如秦、赵等姓，就都追尊母系始祖女脩的族祖颛顼为远祖。而《史记·五帝本纪》明载，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是为帝高阳。因此，从大业的母亲女脩这一系来说，今日的黄姓也是黄帝和颛顼的后代。按《史记》记载：黄、赵、秦、江等姓的始祖大业、伯益，他们的祖先都来自嬴姓；而嬴姓正是属于少昊族系。据《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后。则伯翳、伯益声转字异，犹一人也。”《地理志》又云：“秦之先曰伯益，助禹治水，为舜虞官，养草木鸟兽，赐姓嬴氏。”《国语》云：“嬴，伯益之后也”。韦昭注云：“伯翳，舜虞官，少昊之后伯益也。”我们认为，从父系来看，黄姓远祖大业、伯益属于少昊族系；那位女脩的丈夫，有可能就是少昊的后裔。因此，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秦本纪·索隐》中就说：“女脩，颛顼之裔女，吞鳦子而生大业，其父不著。而秦、赵以母族而祖颛顼，非生人之义也”。这句话怎么理解？秦人为什么认为自己是颛顼的后代呢？这是从母亲的世系往上追的，按照母家的世系就追溯到了女脩，所以认颛顼为他们的始祖。非生人之义也，即不是按照父系来算的。此说现有出土文物佐证，1986年，陕西风翔发掘秦公一号大墓（秦国第十四代国君秦景公的陵墓），出土的大石磬上赫然刻有“天子匽喜，龚桓是嗣”，“高阳有灵，四方已鼏平”等篆铭文。高阳氏是颛顼帝的号，这就说明赵姓、秦姓显然真是颛顼的后裔，与史书记载相吻合。“按：《左传》郯国，少昊之后，而嬴姓盖其族也，则秦、赵宜祖少昊氏。”这句话意思很明显，秦人同时也认为少昊是他们的先祖。这又是按照什么来算的呢？是按照父系。所以，秦人既认少昊，也认颛顼。为什么说秦人认少昊呢？《史记·封禅书》主要讲帝王祭祀，讲到秦襄公立国以后，建立了西畤，“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自认为祖先是少昊神，少昊就是白帝。

其实，用现代民俗学和神话学的方法，来透视上面这一则神话，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到一幅上古民族融合的历史图画：原来是东夷族崇拜鸟图腾的少昊氏族的男性，与华夏颛顼族的女子女脩的结合，生下大业。由于当时东夷少昊氏族尚保留了子女从母居的母系氏族残余习俗，再加上周秦以来文人阶层都推周人远祖黄帝、颛顼系统为中华民族的正统，而将少昊集团列为东夷。而实际上从父系推论，黄姓的远祖大业、伯益都应该是出自嬴姓的少昊。但是少昊相传是黄帝之子；从姓氏学来说，其先为己姓转为嬴姓。故史家范文澜说：“少昊族可能是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

黄国故城

至于大业其人，史载阙如，俗传难考；惟知其是嬴姓（赵氏、秦氏等）部族第一位有名字的男性始祖。其事迹于史无证，原因是在秦始皇时代，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导至后来的史书误将传说中的大业与皋陶混成了一个人。要捋清这层关系，我们可从大业子伯益那里寻找线索。查先秦典籍，从未发现皋陶与伯益为父子的记载。直到汉代，一些学者在注他书或自著时皆认为伯益为皋陶之子。此说法肇端于刘向著的传记。据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引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大业即皋陶的说法即源于此。曹大家即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班昭。班昭之后，东汉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王符在《潜夫论·志氏姓》亦称“高阳氏之世有才子八人，苍舒、隤凯、椿戢、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天下之人谓之“八凯”。后嗣有皋陶，事舜。舜曰：“皋陶，蛮夷滑夏，寇贼奸宄，女作士。其子伯翳，能议百姓（物）以佐舜、禹，扰驯鸟兽，舜赐姓嬴。”另外，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的《诗谱》、高诱的《吕氏春秋·当染》注、唐代孔颖达的《尚书正义·舜典疏》等均持此说。按刘向《列女传》说的“陶子”无论是指伯益还是指其他人，都不可能五岁佐禹，不可信。众所周知，大禹的丰功伟绩主要体现在治水除患、保境安民。《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载：“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禹之父鲧受命治理水患，他用堵截的办法治水，历时九年，而洪水未平。帝舜在羽山将鲧（gǔn）处死后，接着命鲧的儿子禹继任治水之事。禹受命后，立即与伯益、后稷（jì）一起，走访百姓，视察河道，制定新的治水方法，变堵截为疏导，决塞导阨（ài），以循其流，终于把民众从灾难中拯救出来。那么，在洪水滔天、“人或为鱼鳖”的灾难面前，一个年仅五岁、乳臭未干的孩童，其自身尚待成人护佑，更遑论佐禹治水？而伯益在佐禹治水之时，已是壮年。据《五帝本纪》记载：“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任、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尚书·尧典》载：尧崩，三年之丧后，舜在尧帝太庙召开的大会上，又推荐伯益作“虞”官，掌管山泽，调训鸟兽。按照《五帝本纪》和《夏本纪》的记载推算，舜年五十八而尧崩，年六十一践帝位，在位三十九年而崩。又三年之丧后，禹践帝位。禹在位十三年而崩于会稽，遂“以天下授益”。屈指算来，伯益仅在舜帝之时，即为官三十九年；帝舜崩后又三年之丧，又追随辅佐帝禹十三年。如此，除去帝尧举用的时间，伯益从帝舜以来合计为政已达五十五年。因此，刘向《烈女传》中所称的“陶子”，绝非伯益自明。况且，刘向也并未言明“陶子”即伯益。或许“陶子”另有他人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五龄童子辅佐大禹治水的说法，只能归入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之列。作为著名史学家的曹大家（班昭）与东汉后期进步思想家的王符，究竟依据何种史料指称皋陶与伯益为父子？我们无从知悉。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正是他们给“陶子”贴上“伯益”的标签，赋予“陶子”伯益乃皋陶之子的身份，谬误即由此而生。降及后世，不明就里者，遂以讹传讹。更有好事者，还追附续撰，精心地为皋陶编造家谱，将与皋陶并无多大干系的伯益，说成是皋陶长子，以致贻害至今。

春申君-黄歇

皋陶与伯益同朝辅佐舜、禹，《荀子·成相》云：“禹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吕氏春秋·求人》云：“得陶、化益、直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直窥即是直成。“把益与皋陶并列，且把益置于皋陶之前，说明他们之间非父子关系。”一方面，大业与皋陶居地有别，大业居邺城。《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帝王世纪》云：皋陶“生于曲阜，偃地，故帝（舜）因之而赐姓曰偃”。曲阜，系少昊之墟。清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曾辨之曰：“皋、益同族而异支。皋之父微不著，……益之父但传大业而已，其辈行世次俱不可审。”指出“秦为嬴姓始自伯益，故以伯益为首。皋陶为偃姓，当为英、六诸国之祖，秦与皋陶无涉。”此论可视为对“皋子为伯益之说”的强有力的质疑之声。

值得注意的是，从各种史料来看文献均未言及皋陶即赵（嬴秦）族的始祖大业的事，也就是说在司马迁之前的典籍文献中并没有人称皋陶为大业。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只是提到嬴秦与赵族的男性始祖大业，而皋陶的事迹则是放在《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中加以叙述的。多数研究者认为，司马迁在撰写《五帝本纪》和《夏本纪》时，曾采用了《尚书·尧典》、《尚书·皋陶谟》中的大量素材，并进行了改写。那么，如果大业与皋陶是同一人的话，以司马迁严谨的治学态度，是不至于将之混淆为两个人的。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仅述及大业，在《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中再论皋陶，这恰恰表明大业与皋陶实属两人。起码司马迁并不认为大业与皋陶是同一个人。所以伯益为皋陶子之说不能成立，证明大业与皋陶并非同一个人。

大业的事迹虽不可考，但也有迹可循；可以推断大业长大成人后与皋陶同时在舜和禹时期任大理之官，负责氏族政权的刑罚、监狱、法治。大业生活的年代是我国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最后阶段，正处于文明时代的门槛。大业对联盟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改革做出了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重大贡献，并与皋陶按“五教”、“五礼”、“五刑”、“九德”、“九族”之制进行管理。对于加强部落及部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和融合，促进国家的产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各氏族部落与新立社稷之融合立下赫赫功勋，在当时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且事迹与皋陶雷同，这就是将大业误为皋陶的主要根源。

大业的居住地，我国著名的中华民族源流史专家何光岳先生在《秦赵源流史》一书中指认为“邺”。“邺”之名，始于黄帝之孙颛顼孙女女脩之子大业始居地古邺城，古邺城遗址范围包括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邺北城、邺南城遗址等）、河南安阳市北郊（曹操高陵等）一带。遗址主体在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境内，位于县城西南20公里的香菜营乡邺镇村、习文乡一带，南距安阳市中心18公里，北距邯郸市40余公里，距今已经历4000余年。此地在唐尧、虞舜及夏时属冀州，商属畿内名相，西周属卫，春秋属晋。齐桓公始筑邺城，战国属魏，魏文侯以邺城作为陪都。秦并天下后，邺属邯郸郡。西汉汉高祖置邺县。东汉末年，曹操击败袁绍，占据邺城，营建王都。邺城先后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都城，直至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隋公兼丞相杨坚镇压了对自己不服的相州（治所邺城）总管尉迟迥。为了防止河北反杨势力死灰复燃，遂下令火焚邺城，一代名都成为废墟。

据《说文》云：“古者伯益初作井。”《世本》又说“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则伯益与井的出现有关，今在河北龙山文化涧沟类型（发现于邯郸涧沟村）遗址中，曾发现两口水井。当代著名考古学家邹衡据此并结合玄鸟故事和伯益居箕山之阴认为“涧沟类型至少应该包括伯益之族或其所属部落的物质文化遗存”。由此可见，大业之业（邺）邑，在今河北临漳的古邺城，邺之得名由大业居此而来。

黄香

至于伯益，《尚书》称益；《史记》称大费、柏翳，又称伯翳；《世本》《汉书》称化益、伯益。名字虽异，实为一人。关于伯益与大费之名，梁玉绳认为费为国名，系舜所封。《史记志疑》：“案：费是国名。《竹书》费侯伯益’是。《史》误以大费为名，故不曰咨益而曰咨费。”又《古今人表考》：“益始见《虞书》。伯益始见《列子·汤问》。益又作蒜，又作化益，又作柏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舜封之费，故曰大费，亦曰费侯。伯翳，“翳”，其含义代表凤皇。《离骚》注：“翳，凤皇别名也。”可见，黄姓的远祖伯益的名字，就是他身为黄鸟、凤鸟族融合而成的少昊鸟夷氏族首领的标志。在秦人世系中，伯益作为大业之子，为嬴姓始祖。考诸史乘，伯益不仅是一位在舜禹时代功勋卓著的人物，也是秦人早期历史中一位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据《秦本纪》载：“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本纪》说的是，大业娶了少典部族的女儿，名叫女华。女华生下大费，大费辅助夏禹治理水土。治水成功后，舜帝为表彰禹的功劳，赐给他一块黑色的玉圭。禹接受了赏赐，说：“治水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也是因为有大费做助手。”舜帝说：“啊！大费，你帮助禹治水成功！我赐你一副黑色的旌旗飘带。你的后代将会兴旺昌盛。”于是把一个姓姚的美女嫁给他。大费行拜礼接受了赏赐，为舜帝驯养禽兽，禽兽大多驯服，这个人就是柏翳（yì，益）。舜帝赐他姓嬴。

伯益在辅佐帝舜时又相继得到封邑，如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时曾说：“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在其他文献中则有其分别受封于费、嬴、秦诸地的记载。《潜夫论·三式》载：“伯翳日受封土。”《越绝书·吴内传》云：“益与禹臣于舜，舜传之禹，荐益而封之百里。”《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启“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路史·国名纪》载：“费，翳之封。音沸。费仲、费昌国。”《路史·少昊纪》云：伯翳“始食于嬴。”《盐铁论·结和》载：“伯益之始封秦，地为七十里。”上述三地，是否俱为伯益封地？按文献记载，在秦人早期历史中，赐土受封者主要为伯益和非子两人。后者封于陇西秦邑，殆无疑义。则伯益受封三地亦当可信。至于三地是何时因何封于伯益的呢？在这里需说明一下：伯益历事尧、舜、禹三朝，事迹主要在舜、禹两朝；而伯益本名费或大费，则费为伯益初居之地，亦为最早受封之地。按《越绝书·吴内传》云：“益与禹臣于舜，舜传之禹，荐益而封之百里。”则舜确定禹为接班人和封伯益为同时之举，或当为舜所赐伯益姚姓玉女时所封。文献所谓“始食于嬴”，显然是为舜赐伯益嬴姓之时所受封。如此则秦为伯益最后得到的封地。梁崔灵恩《毛诗集注》载：“秦在夏商为诸侯，至周为附庸，则秦本建国，疑伯翳即封于秦。”伯益在大禹死后曾摄政三年，后归政夏启，然后“避居箕山之阳”。箕山或谓在河南登封，或谓在河南林县，这里距秦地即今河南范县均不远。很可能伯益封秦与其“避居箕山”有关上述三个封地，费为伯益固有居地，该地为其二儿子若木“实费氏”所继承，故为“费氏”；嬴乃伯益获姓受封之“始食”地，当为伯益及其三儿子恩成所居；秦自然就是伯益长子大廉“鸟俗氏”之居邑。

传说伯益年轻时还是个发明家，他发明了以卦占卜岁时吉凶的方法，又最早发明打井取水。还与大禹草创了《山海经》。古代典籍中首次明确指出，《山海经》的作者是在西汉刘秀的《上山海经表》中。刘秀认为《山海经》的作者是上古治水的大禹、伯益。在《吴越春秋》中：“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招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族，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命曰《山海经》。”其后，东汉时期的王充、赵晔等也都在其著作中将《山海经》的作者认定为伯益。在流传过程中，它又经后人增删修改。

舜对伯益非常赏识、信任。《国语·郑语》上说：“伯益能议百物，以辅佐帝舜”。伯益本是来自东夷少昊鸟氏族，所以有知禽兽之言、能与飞鸟通话的本领，于是舜任命他为虞官（古代驯兽官）。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也记载：伯益“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孟子则说舜使伯益掌管火。伯益用火焚烧山泽，迫使猛兽逃匿，从此人们过上了安定的农耕生活。

据《夏本纪》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干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也就是说，舜帝去逝后，夏禹继承了华夏部落联盟首领。禹对辅佐先帝的两位重臣皋陶伯益都非常信任，先打算把自己的王位禅让给皋陶，不意皋陶去世，禹把皋陶的后代封在英、六两地，有的封在许地。后来又举用了伯益，把国政授给他，让自己的儿子夏启为臣。

夏禹在位10年，东巡会稽而逝，临终遗命传位给伯益。传说为夏禹守丧三年后，伯益避让王位给禹子夏启，自己隐居到箕山之北。大概当时华夏与东夷的部落联盟发生了大分裂，伯益以东夷人来继承华夏政权的王位，并未受到华夏集团的拥护。那些大臣吏属们，都跑去朝见夏启，却不理会伯益；那些诉讼的人也都只去找夏启而忽略伯益，老百姓也前往归附夏启而疏远伯益，人们甚至歌颂起夏启来：“我们君王帝禹的儿子，才是我们的新君主。”于是，夏启在华夏族人的拥立下，自即天子之位；原来氏族社会“公天下”终于被阶级政权的“家天下”所取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而黄姓的远祖伯益，便成了这—伟大历史转变中的悲剧人物。

夏启即天子位后，便开始消灭伯益的势力。据《古本竹书纪年》、《战国策·燕策》和《韩非子·外储》记载，夏启与他的盟友曾攻打伯益。夏启六年，伯益被夏启杀害，夏启为了笼络人心，又以隆重之礼安葬伯益。这就是历史上的“益干启政，启杀之”。

但另有记载，与上述说法不同：如孟子所说：“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阳”。《史记》说：“禹子启贤而天下属意焉”。司马迁支持孟子之说。正是由于夏启之贤能，所以伯益才甘愿让位。《竹书纪年统笺》谓：“益薨于帝启六年，启方且祠之，何有杀之主事？”这明确指出：既杀之而又建祠祀他，前后是矛盾的，不合情理。

伯益虽死，但他的家族后裔却备极繁昌，建立了众多的国家。据《秦本纪》载：“大费（伯益）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夏朝君主夏启继位后，其子大廉继承伯益之位，建立黄国（时为夏初）；筑都城于光国（后为光州，今河南潢川县）城西约6公里的隆古乡（城址尚存，现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大廉的后裔非子，在西周封地于秦，建立秦国。他是秦、赵、黄、廉、裴等姓氏的祖先。黄氏后人奉大廉为黄姓的得姓始祖。次子若木被封于九州之一的“徐州”（今邳州、郯城一带），建立了徐国，后世称之为徐若木。其后代便以国为氏，称为徐氏，徐若木便为徐姓的得姓始祖。

《中华黄姓史记》主编黄诚琼

又据《路史·后纪七》云：“伯翳大费，能驯鸟兽，知其语言，以服事虞夏，始食于嬴，为嬴氏。盈暨功于洪帝，乃锡之皁斿、玄玉、姚女，而封之费。生大廉、若木、恩成。”……“恩成之伷世为理，以命族。至纣时，理徵为翼肄中。吴伯弗合，以死取契，和氏逋难伊虚，为李氏。利贞生仲师，昌祖家。于若生彤德，其曾硕宗，因采焉”。

太史公说“秦国的祖先姓嬴。他的后代分封各地，各自以所封国名作为姓氏，有徐氏、郯（tán，谈）氏、莒（jǔ，举）氏、终黎氏、运奄氏、菟（tú，途）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而秦国因为它的祖先造父封在赵城，所以是赵氏。”

综上所述，按司马迁的《史记·秦本纪 》记载，黄氏，为嬴姓十四氏之一，是远古时期伯益的后裔。伯益长子大廉为黄夷首领，在夏初始建黄国。周襄王四年（公元前648年）冬，楚因黄背楚与中原霸主齐桓公结好，并恃齐不向楚纳贡。楚遂出兵伐之。次年夏，楚灭黄。亡国后的黄国子孙，以国名为氏，遍布天下。这就是今天全球黄姓的主要来源。

2022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