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爱情歌曲作者(七十年代的爱情歌曲)

  在我最初的童年记忆里,人们听到的歌曲很少聚焦爱情。相关的旋律即使偶尔出现,也常常一闪而过。从今天的角度看,后者不过是主流文化的衬托或补白。然而,这种边缘艺术却经常最终击中了时代的神经,引导众生回归生活世界。

1980年代的爱情歌曲作者(七十年代的爱情歌曲)(1)

  如果知道我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么,你很有可能怀疑我上面的叙述:根据流传下来的文本,当时的人们应该信仰力量美学而非甜言蜜语。然而,这种推断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或者说,它只揭示了硬币的一个侧面。在崇尚力量的大前提下,柔软的事物也会备受欢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明白了这点,你才会懂得一个略显怪异的现象:尽管银幕上很少出现与爱情相关的镜头,但七十年代的观众依然倔强地将电影分为战斗片和爱情片。自我上小学时起,一种拷问他人的游戏就非常流行:“你喜欢战斗片还是爱情片?”

  除了儿童外,大多数人都不享有免于追问的豁免权。每当有人违心地把答案定为“战斗片”时,周围就会传来愉快的哄笑声——那是一种不乏解构意味的人造声响,具有复杂乃至暧昧的含义。事实上,没有人会相信此类标准答案,他们心中自有约定俗成的结论。由于这种民间美学的影响,类似的情况也出现于音乐领域:虽然铿锵的旋律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但爱情歌曲依旧绵延不绝。从偶尔被哼唱的民间小调到少数电影的插曲,它顽强地延续自己的存在踪迹。每当人们需要慰藉,那些温柔的旋律就会回荡于角落里或内心深处。

  记得弗洛伊德说过,欲望显现自身的一种方式是伪装和置换:通过某些微妙的操作,甲被想象性地改造为乙,乙则代表甲出场。在爱情歌曲匮乏的年代里,许多听众掌握了这种技艺。即使某些歌曲表现的是革命情谊,听者也会品出爱情的味道。《冰山上的来客》是当时依然在放映的老电影,它的插曲曾被大多数人当作情歌: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哎 红得好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在“花儿”所具有的多重含义中,最吸引人的是它对爱情的暗示。许多听众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微妙之处,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那略显忧伤的旋律。在那个既粗糙又敏感的时代里,流泪是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每当电影院里播放此类歌曲,观众区就会传来此起彼伏的哭声。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种反应可能显得有些夸张,当时的人们却觉得它完全合乎情理。

  由于爱情题材的出现,人们开始进行比较和选择。根据我的回忆,当时的观众偶尔会争论一个问题:《冰山上的来客》到底属于什么类型?战斗片,还是爱情片?从今天的角度看,这部电影同时表现了战斗和爱情,已经具有了复调叙事的意味。在导演如此演绎情节时,界限已经变得模糊:“战斗”和“爱情”不再是两种区别鲜明的题材,而是能够同时出现于一个作品中。可以说这是艺术家的创作策略,但主导性的因素是大众心理。经过漫长的博弈之后,人们渴望彼此相爱而非相互争斗,希望在他人那里找到存在的根据。跷跷板开始倾斜,有关温情的言说逐渐增多。在这种不断强化的氛围中,传唱爱情歌曲升格为一种文化现象。许多人把歌词抄写在笔记本上,有选择地向朋友展示。譬如,下面的歌词曾经广为流传:

  阿哥阿妹的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夜响/流水也会有时尽/阿哥永远在我身旁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雷振邦谱曲的《婚誓》,而是把它当成了秘密流传的民歌(歌词经常被传错乃至篡改)。更为有意思的是,最早教我哼唱它的人是班上的打架大王(这类人在当时被称为“王子”)。他健壮、剽悍、好斗,拥有精湛的搏击技艺和火爆的性格。然而,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平时令人生畏的他却展示了自己的另一面:他有些犹疑地拿出了抄着情歌的笔记本,脸上露出了近乎羞涩的表情;看到我并不抵触,便又扮演起启蒙教师的角色。当这些温柔的旋律从他口中飞出时,我发现了爱情歌曲的魔力:可以使坚冰融化、岩石开花、沙漠变成绿洲。(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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