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高考失败的人（1978年那场令我刻骨铭心的高考）

1978年：令我刻骨铭心的那场高考

曾日升

电视剧《邓小平在历史转折时期》，真实地再现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力挽狂澜、拨乱反正的史实。他高瞻远瞩，率先提出尽快恢复高考，刚刚重新工作，首抓的就是这个功在当代、荫及子孙的千秋大事。我观看到这一情节时，内心的激动和亲切感真是难以言表，因为本人就是受惠者之一啊！

1978年初，报纸上公布了中央高考招生政策及高校招生简章，明确宣布：以择优录取的方式在全国统一考试选拔；招生对象包括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不限，婚否不限。

“择优录取”重于千钧！国家选拔人才的基本政策，从此一锤定音。

天公重抖擞，春雷震民心。这样，一次规模宏大的考试，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中国进行，它标志着治国理政开始走上正轨，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幕。

得知择优录取的喜讯，我如说不动心，那是假的。政策激动人心，但我面临的处境允许吗？我能考上吗？有学校要我吗？一连串的疑问困扰着我。

那一年，我正在当民办教师，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我父亲已于1976年去世，当时我和大弟弟已经成家，下面还有5个弟妹，最小的弟弟还不满7岁。除大妹妹已成年外，两个弟妹分给我负担。6口人的生活重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既要去学校教学，带一个班的孩子，放学后又要赶紧回家种自留地、布菜、砍柴，有时傍晚，野外没有人了，而我还在摸黑劳作。又操心又劳力，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一心只求家人少挨饿、少受冻，是我那时的状况。同时，我是1949年出生，已经29岁了，早过了上学的年龄，谁还要你？还有一个顾虑：十多年没有组织全国高考了，中央政策一颁布，仅冬塔公社（后改为冬塔乡，现在正式名称是：上塔市镇）报名的已接近200人，据报纸上说，全国有上千万人报考，而公布的录取人数却只有30多万。我进高中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歹毒的“造反派”头头操纵下，老师受尽摧残，学校混乱瘫痪，只读了一年高中的我就没有再读书了。高中毕业的，比我强的人多的是，能否达到国家“择优录取”的“优”，心里实在没有把握。

这种种顾虑，使我拖延不决，眼看报名就要到期了。我在反复思考权衡：报名的是多，但从本地情况看，大部分是“文革”中上学的，没有循规读好书，水平不见得蛮高。我原来上学时，初中一直是年级的一、二名，高中虽只读一年，还是学得比较扎实的，又当了几年的民办教师，在报纸和教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自己应该具备一定的基础。家庭里，我和妻子商量，她也深明大义，说你想考大学，你就去吧！这么多年都苦过来了，就再苦几年，只要我能扛得住，不会拖你的后腿，全家老小克服困难，一起渡过难关。至于年纪大，政策既然说了不限年龄，应该有大学要。

于是，我下决心拼一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报名日期截止的前几天，我终于正式报名登记。

那时，也开始有高考补习班，但以我的条件，不可能丢下工作和家事去学习，只能暗中做些准备。我翻出旧书籍，再找人借部分高中课本，勉强凑齐文科考试需要的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外语等科目教材，大多是五十年代的，其中还缺了好几册。我一本一本地从头到尾学习，弄不明白的地方，因没有人可以请教，就暂时放弃。早晨，我坚持5点起床，到屋后的山坡上看语文、历史课本为主；晚上，伴着煤油灯，先批改完学生的作业，接着做数学题、地理题，经常熬到凌晨；白天抓住空隙，挤时间看政治书籍。大约是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英语没有列入必考科目，只作参考。我上中学时学过英语，稍微记得一些，没有去复习，但还是参考了。

这样苦战苦读，坚持了几个月，人瘦了一大圈，高考体检时，我体重不到80斤。体检的医师了解到情况后，非常同情，带着心疼的口吻说：快放松下来，搞点有营养的，恢复身子。

备考阶段以钻研教材为主，其实我从小就养成了爱阅读的习惯，平时见到有字的纸就读，一张废报纸也能看得津津有味。读完以后，还爱作点分析，学习人家的表达和写得好的地方，记忆力也算比较好。平时爱阅读，高考时帮了大忙。我记得那年的作文题是将《人民日报》评论《论工作重点转移》缩写，原文3000多字，缩写成一篇800字的文章。我将各段段落大意提出来，然后按要求撰文，结果得了比较高的评分。据县教育局的人后来告诉我，我的语文成绩在当年是很高的。又如政治考试题，最后占分比较多的题是：简述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时的革命活动。我以前阅读过相关的内容，凭记忆甲乙丙丁，答得应该还算过得去。

考试日期是7月7日、7月8日、7月9日共3天。因考生太多，以公社设考点。我们冬塔的考点设在冬塔中学，6个考室，每室30人。那几天天气很热，考生一个个汗流浃背，衣衫全湿。那时候电风扇、空调见都没见过，考室是平房，太阳直晒屋瓦，室内热如蒸笼。大家根本顾不了酷暑，只一门心思放在考试上，唯一担心的是汗滴卷纸。我考完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等5门必考科目外，又考了很少人参加的英语。那年阅卷也与现在不同，分为两级。先由岳阳地区筛选，初选合格后，再将合格者的试卷送省统一阅卷评定，并统计出总成绩供录取用。7月过去了，8月又过去了，参加高考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那时通讯不发达，再着急，也只能苦等。

9月上旬，一位公社干部领着邮电局的邮递员到学校来，将一份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送给我。是时刚开学不久，我正在给学生上课。那年头，这是头号新闻，消息早已在冬塔公社干部、冬塔中学师生和社会上传开，反响非常大。过后不久，冬塔公社、冬塔中学两单位还专程上门作贺，并向我赠送热水瓶、洗脸盆、毛巾等日常用品。借这个机会，我再次衷心感谢！

1978年高考录取结束后，报上公布：全国一共录取了40.2万人，比原计划多招录了4.1万人。我是冬塔公社考生唯一被大学录取的。

写到这里，我觉得还有必要补上一个插曲，让后来者去体会。宋炼钢任冬塔乡党委书记时，邀请我们回冬塔聚一聚。刘志斌曾长期担任冬塔公社书记，自然也在邀请之列，并不顾年纪比较大也出席了。座谈时，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他突然说：曾日升你上大学时，需要公社签政审推荐意见，有人表示不同意，说不能推荐你去读大学，我说，这人我了解，有德有才，还是让他去上吧，这样你才读上大学。老刘讲完后，我记得大约是李纯先生（剧作家），可能出于疑惑不解，接过话题：曾记者是凭成绩考上大学的，怎么还要公社推荐？本人也是第一次听到还有这么一个曲折，本能地反感。上大学是国家赋予我的权利，也是我努力的结果，招生政策规定得明明白白，我全部条件都符合，为什么还有人从中作梗，企图背后卡我？有人怀疑是不是老刘记错了，将曾经的推荐对象张冠李戴。我倒认为肯定没错。这只能说明，1978年时，思想解放刚刚起步，极“左”思想和做法的流毒还未肃清，抱残守缺者大有人在，他们总是把“左”的那一套奉为圭臬。“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时过境迁，留下的绝不应仅仅只有不可理喻和笑谈。

10月3日，我来到长沙岳麓山下的湖南师范学院报到。我的学号是782005。中文系负责录取的先生恰好在现场，他告诉我，2是中文系的系号，这一届录取新生184人，我是第五个被录取的。从此，我走出了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跨进梦寐以求的心中圣殿，完成了4年艰难的求学。有一位哲人说过：教育是改变命运最快捷有效的途径。恢复高考45年了，我和后来诸学子对此都有切身体会。我们生逢盛世，应感恩邓小平，珍惜改革开放开创的当今这个伟大的时代。

这里，以七律一首，聊表我上大学的心境吧。

入学湖南师院感怀

读书年龄遭辍学，世事无奈叹蹉跎。

天公抖擞循正道，神州育培英才多。

典籍教材勤研读，文章学问细勘磨。

幸有先贤榜样在，焚膏继晷效枕戈。